新疆现新官不理旧账：盖章协议被判无效 无章协议却被采信

核心提示：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履约十年的政企代建协议，被法院判定无效；同一家法院，采信一份政府未加盖公章、仅有单方签字的协议，致使企业近亿元投入付诸东流。在新疆昌吉州阜康市九运街镇安居富民工程纠纷当中，暴露出悬殊反常的司法裁判尺度。当地民营企业多年为政府偿还历史欠款，无偿建设周转公寓、职工食堂、乡镇体育馆等公共设施，累计数千万元投入助力地方建设。企业恪守招商约定完成项目建设，非但没有获得兑付，反而遭到政府起诉追偿2626万元。这场跨越十余年的政企矛盾，折射出基层政务失信、裁判尺度失衡、司法公信力受损的现实治理困境。

邓国志，四川苍溪籍创业者，八十年代远赴新疆务工创业。1985年，22岁的邓国志怀揣50元赴疆打拼，从建筑一线工人做起，组建施工队伍，对外输出大量劳务力量，项目高峰年产值数亿元。其先后获评四川省十大杰出创业之星、广元市劳务创业之星，历任广元市政协委员、苍溪县政协常委、广元市政府驻新疆办事处副主任。事业发展之后反哺家乡，捐资修建桥梁、水利设施，设立助学基金，拥有良好社会口碑。 受到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2006年4月《四川日报》头版头条以《最大的心愿》为题，报道了邓国志的事迹，并配发了《为‘川军’壮行》的评论员文章。2009年10月2日新疆电视台专题报道了邓国志的事迹，这是新疆电视台改革开放30周年为新疆做出巨大贡献的十大风云人物，邓国志排在第二位。

2011年，响应阜康市九运街镇招商引资，邓国志旗下新疆德瑞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接当地安居富民项目。企业按照代建协议，以2000元/平方米限价向农牧民交付住房，显著低于同期市场价格。项目2014年竣工验收交付，平稳运行十余年，伴随干部换届，原有合作局面被推翻，这家扎根边疆的民营企业陷入生存危机。

德瑞恒公司实名举报阜康市人民法院同案异判、裁判失范，举报九运街镇人民政府政务失信毁约，引发社会对于基层司法公正、政务诚信、边疆营商环境的广泛讨论。

华夏早报-灯塔新闻首席记者 齐明利 报道

招商履约：深耕边疆让利民生，十年践诺不负初心 

2011年，落实自治区安居富民工程政策，九运街镇政府招商引资引入新疆德瑞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牡丹城六期安居富民项目。

依据自治区安居富民工程相关文件，该项目属于重点民生工程，采取政府补贴加群众自筹模式，改善农牧民居住条件，各级财政安排建房补助。双方约定企业按2000元每平方米限价售房给农牧民，政府按每户28500元发放安居补贴，差价由购房群众补齐，企业负责办理不动产手续。项目配套工程采用BT模式，企业全额垫资施工，完工后政府审计回购。

镇政府成立专项小组，负责土地、规划、群众协调等前期工作。企业基于对政府公信力信赖，自筹资金全额垫资建设，保障项目按期竣工交付。2014年项目完成竣工验收交付入住。对比市场房价，企业向每户购房者大幅让利。安居补贴由镇政府管控拨付，审批签字手续齐全，票据完整。

邓国志表示：“多届镇领导任职期间，这份盖章履行的代建协议没有争议，合作平稳推进。新任镇长上任之后，旧事被重新翻出。今年四月我们找张振兴镇长索要企业垫付的650万历史欠款，对方答复谁让你偿还就找谁，并告知所有到本地投资企业全部走法律途径，政府不予处理。”政府态度转变，成为矛盾爆发导火索。

风云突变：旧案定论一朝推翻，十年履约惨遭追责

矛盾起于2023年企业维权诉讼。

因镇政府拖欠配套工程回购款，德瑞恒公司向阜康市法院起诉索要工程款及利息。2023年（2023）新2302民初3120号判决确认，案涉代建协议盖镇政府公章与负责人私章，协议真实有效；该案以不构成BT建设关系驳回企业工程款诉求，固定协议合法有效的司法认定。

生效判决作出不到两年，案件事实、证据、法律依据均未发生变化，裁判结论却彻底反转。

2025年，九运街镇政府就同一份代建协议起诉德瑞恒公司，要求返还安居补贴26265144元，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10069264.66元。

2025年11月6日，阜康法院作出（2025）新2302民初3003号判决，认定代建协议无效，判令企业全额返还补贴并承担全部利息。

企业不服提起上诉至昌吉州中院。2026年2月开庭，双方同意调解。企业反映二审没有充分质证、梳理争议焦点，受外界因素干预，4月29日二审判决维持一审结果。

案件执行节奏异常仓促，一审开庭三日出判决书，随即作出先予执行裁定，划转专项资金。二审判决下达当天立刻立案执行，冻结扣划企业账户。企业资金链断裂，无力发放薪资、结算材料工程款，波及大量务工人员，企业近乎瘫痪。

邓国志感慨：“同一法院、同一合同，没有新事实新证据，判决截然相反。立案、审判、执行节奏过快，预设裁判结果，直接将民营企业逼入绝境。”

乱象丛生：四大争议直击痛点，双重失范暴露积弊

本案暴露司法、政务多重现实问题，集中体现为四大争议。

争议一：同院两判，司法权威何在

同一法院，针对同一标的、同一事实与证据，出具两份结论完全对立的生效判决。昌吉州中院负责信访的某法官直言：“确认协议有效的3120号判决就是废纸一张！”

据法律人士介绍，民事诉讼遵循生效判决既判力，不经再审程序，不得否定生效裁判。本案两份判决相互冲突，违背司法统一原则，存在程序与实体双重问题。企业举报，该行为严重损害司法稳定性与权威性。

争议二：十年翻账，诉讼时效形同虚设

最后一笔安居补贴拨付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镇政府直至2025年才提起返还诉讼，间隔长达十年。

企业抗辩，镇政府作为资金监管拨付主体，2015年即掌握全部案件事实，本次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两级法院以“合同无效返还请求权自确认无效之日起算”为由，全盘驳回企业时效抗辩。

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该裁判逻辑变相纵容行政机关怠于履职，允许时隔多年回溯旧账，动摇市场交易安全感，消解市场主体对政府履约的信任。

争议三：过错倒置，行政主体零追责

邓国志常年为企业维权，精通法律知识。他说：“即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合同无效，依据《民法典》，应当依照双方过错比例分摊损失。”

“项目推进全程由政府主导，补贴标准、资金拨付、政策落地均由政府管控。企业缴纳的250万工程保证金至今未退还，同时政府并未按约定足额发放安居补贴，自身存在履约瑕疵。但裁判结果却由全额垫资、限价让利的企业承担全部损失及利息，政府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过错责任分配严重失衡，违背民法公平原则。”

争议四：专项资金违规回流，违背民生初衷

按照自治区文件，安居富民补助实行专户专账、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接受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监督。补助的法定受益人为购房农牧民，镇政府仅履行监管拨付职能，并不享有资金所有权。相关补贴已经通过企业限价售房兑现给群众，具备村委会授权、农户逐户签字材料佐证。

邓国志说：“判决判令民生补贴返还镇政府，造成惠民资金逆向回流，与专款专用政策相抵触。涉案巨额专项资金去向，亟待纪检、审计部门核查。”

多位法律人士提出，即便存在返还情形，资金也应当退回农牧民或者民生专户，不应交还镇政府。

专家释法：多维剖析案件本质，直指营商环境病灶

“新官不理旧账”是典型懒政不作为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任进

政务诚信是法治政府、营商环境建设重要基石。《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政府不能因换届、人事变动否定原有政策、撕毁合法协议。本案代建协议印章真实、已经长期实际履行。新任行政机关通过诉讼否定历史合法协议，属于政务失信，直接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应当将政务履约纳入政绩考核，对毁约侵害市场主体权益的公职人员严肃问责。

同案不同判严重破坏司法统一原则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李永军

民商事审判必须恪守同案同判、尺度统一。没有新证据支撑就推翻原有生效认定，会直接伤害司法公信力。本项目核心目标是落地安居富民民生工程，企业主动让利，群众切实获益，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牟利情形。补贴发放模式由政府设计并审批落地，企业属于善意履约，不应当事后被认定行为违法。认定合同无效应当从严审慎，司法机关务必保持中立，平等对待政企双方。

时效与过错认定双重违背司法公平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崔建远

本案在诉讼时效适用、无效合同过错划分两个关键裁判规则上，均存在明显瑕疵。政府2015年就完整知晓全部事实，时隔十年再启动追责，企业时效抗辩理应得到充分考量。项目审批、资金管控均由政府主导，就算协议存在程序瑕疵，主要过错也在于政府。裁判让善意履约企业承担全部不利后果，明显违背过错与责任对等的民法基本原则。

政府失信是营商环境最大隐形壁垒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营商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周汉华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是契约精神和公平司法。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许下承诺，项目落地后就翻脸不认账，甚至通过司法手段“翻盘”，这对市场信心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本案不是孤立个案，“新官不理旧账”、政府违约毁约是当前不少地方营商环境的突出痛点。很多民营企业不怕市场竞争，就怕政策反复、政府失信。一个项目可能投入企业全部身家，一旦政府违约，企业往往无力反抗，最终血本无归。

优化营商环境，不能只停留在口号和文件上。要真正保护民营企业权益，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失信惩戒机制，将政务履约情况纳入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同时要完善涉企案件的监督机制，通过提级管辖、交叉管辖等方式，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让司法真正成为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

今昔反差：亿元心血筑造新城，经年失管满目荒芜

记者实地走访牡丹苑小区，历经十余年使用，楼栋主体完好，小区绿化、道路、儿童游乐、老年健身配套齐全，整体居住条件良好。受访小区多位老人表示，邓国志的企业建成高性价比安居小区，实实在在改善当地群众居住条件，在居民当中口碑较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镇区公共设施长期管护缺位。当年企业出资修建的人行道、绿化带、休闲设施，如今地砖破损、杂草丛生；学校周边水渠杂物堆积，无人开展清理整治。2012年至2015年，德瑞恒公司投入资金完成镇区道路、主题公园等一大批城镇配套建设。

邓国志告诉记者：“除此之外企业还承接化解多项政府历史负担：2013‑2014年出资650万元清偿镇政府陈年旧债；投入600万建成4500㎡周转公寓，全套家具家电配齐后交付政府使用；出资50万翻新职工食堂，投入150万修缮乡镇体育馆，上述投入至今没有获得任何回款。”

镇政府拖欠企业牡丹园工程款3575万元、配套工程款1800万元。企业2014年便提交完整竣工结算资料，政府多年拒不结算兑付。叠加判决要求返还的补贴以及利息罚息，企业综合损失超过4亿元，连锁波及上下游商户与务工人员生计。

邓国志称：“企业赴疆建设、惠民履约，不求特殊照顾，只期盼依法办事、权责对等。”

目前德瑞恒公司已经向新疆高院申请再审，同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提交实名举报材料，请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案，核查司法不规范以及公职失信问题，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自治区党校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教授说：“安居富民，既要安居，更要安心。恪守契约精神、坚持公正司法、践行政务诚信，才能让创业者安心投资，老百姓安居乐业，夯实边疆法治营商根基。”

短评：司法绝不能枉法，政务不可忘初心

阜康九运街镇安居工程纠纷案，撕开了基层治理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一纸履约十年、签章完备的政企协议被彻底否定，一份无政府公章的材料却被法庭采信。同院两判、尺度双标，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认识偏差，而是值得高度警惕的枉法裁判风险；政府开门招商、关门反噬，抛弃契约、漠视承诺，更是忘记为民初心，懒政不作为的现实样本。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防线失守，市场便无安全感，百姓便无获得感。司法裁判最基本的底线，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各方主体一视同仁。但在本案当中，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被轻易消解，无新事实、无新证据，却得出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诉讼时效规则被随意变通，过错责任被彻底倒置，守约民企承担全部巨额损失，主导项目的行政主体却全身而退。如果司法可以为权力背书，枉法裁判得不到纠正，那么任何招商引资协议、任何市场契约，都将沦为一纸空文。

地方政府手握公权力，初心本是为民服务，守诺践约是最基本的履职本分。这家民营企业千里赴疆，响应地方招商号召，垫资建设民生安居工程，替地方偿还历史旧账，无偿援建公寓、食堂、体育馆，用真金白银支持乡镇建设，惠及一方百姓。可当红利已经落袋，换届之后便翻脸毁约，对企业合理诉求置之不理，把招商引资的承诺抛之脑后，以诉讼手段向履约企业反向追偿。这就是典型的“新官不理旧账”，是履职不作为、政务不守信，消耗的是政府公信力，伤害的是全社会的投资信心。

安居富民工程，资金来源于民生专项，初衷是造福农牧民群众。然而判决却让民生补贴逆向回流，违背专款专用的硬性规定。一边是企业倾尽所有换来濒临破产，一边是公权力无需为失信付出任何代价，强烈反差，刺痛市场，也刺痛民心。

营商环境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它体现在每一份被尊重的契约里，体现在每一起公正审理的案件之中。公权力不能任性，司法不能丧失中立，行政不能背弃初心。有错就要纠，枉法必须查，失信必问责。对于存在争议的裁判，应当启动审判监督予以甄别纠错；对于背弃招商承诺、懒政不作为的公职行为，纪检监察机关应当介入核查。

权力当知敬畏，司法当守公道，政府当守初心。唯有坚决抵制枉法裁判，严肃整治政务失信，让契约受保护、权力受约束，边疆的营商土壤才能重归清朗，老百姓才能真正实现安居又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