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早观察|苏联解体之前，普通人能够察觉到什么信号？

文/一只观点狐

作为后来人，我们看苏联解体这段历史，总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超级大国怎么说没就没了，好像前一天大家还在岁月静好，天就塌了。

实际上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几亿苏联普通老百姓来说，在那个巨变前夜的80年代，大街小巷、菜市场、电视机里，甚至连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水，都在疯狂的向普通人发送着同一个信号，这艘巨轮马上就要沉了。

今天我们就把视角拉回到苏联解体的前夜，看看这座大厦彻底崩塌之前荒诞而又真实的信号。

80年代的莫斯科街头，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说一个老太太去国营肉店买肉，排了3个小时的队，今天肉卖光了，老太太终于绷不住了，站在寒风里破口大骂：“这日子没法过了，到底是谁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的？”这时候旁边一个穿黑风衣的，冷冷的说：“老同志请注意你的言辞，凭你刚才那句话，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拉去枪毙。”老太太翻了个白眼：“那你现在怎么不枪毙我呢？”特工叹了口气：“因为现在连子弹也断货了。”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苏式笑话，但玩笑的背后，都是老百姓的切肤之痛啊。其实是不缺钱的，因为国家常年发工资，物价又是计划经济定价，老百姓手里攒了大量的卢布。当时的国营百货大楼，货架比售货员的脸还要干净，买电视机要凭票排队等两年，买一辆拉达牌小汽车要等5-10年，连肥皂、洗衣粉、牙膏、火柴和卫生纸都成了稀有物资，老百姓上厕所居然没有卫生纸用。当时的苏联人养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只要在街上看到有人排队，先排上去再说，万一是卖香肠呢？就算排了两个小时，发现是在卖自己穿不上的大码男鞋，因为回家可以跟邻居拿去换两斤土豆。为了应付这种无休止的排队、排队黄牛和潜规则，大家在手掌心上，用圆珠笔写上排队号码。苏联的家庭主妇们练就了一身绝活，能在一眼望去全是后脑勺的队伍里，精准的计算出自己排到柜台时，里面的劣质冻肉还剩几斤。

但让老百姓有些破防的是，莫斯科有几个地方却是永远灯火通明，小白桦商店和特供商店。连擦屁股纸都买不到，可在特权阶层和有外汇券的人进出的商店里，法国的香水、日本的收录机、美国的牛仔裤、新鲜的鱼子酱和冒着油花的牛排应有尽有。这种赤裸裸的割裂就这么摆在大街上。以前大家是一起穷，为了国家建设勒紧裤腰带，可现在老百姓发现，原来只有我们在勒紧裤腰带，老爷们的裤腰带早就快被撑断了。

1985年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走上台前，戈尔巴乔夫看了一圈，觉得苏联经济之所以不行，是因为老百姓太爱喝酒了，就是因为伏特加喝多了，工人上班老摸鱼，男人们回家还打老婆，这样经济能好吗？怎么办好呢？为了迎合戈尔巴乔夫的喜好，各地官员开始了刷KPI大赛，他们直接关停了大量的酒厂，限制商店卖酒的时间，规定每天下午2点以后才准卖酒，而且每人限购两瓶。但政策推行下去，老百姓戒酒了吗？伏特加从来不是单纯的饮料，它是穷人的止痛药，是熬过漫长冬夜的必需品。老百姓就开始发动群众的智慧，自己在家造私酒。那几年开始有人，用廉价的古龙水兑水喝，有人从工厂里偷工业酒精出来过滤，甚至有人把皮鞋油涂在黑面包上，等里面的酒精渗透进面包里，再把鞋油刮掉吃面包。至于喝瞎了多少人，喝死了多少人，当时的苏联财政，很大一部分靠的还是酒类专卖税，现在一刀切把酒禁了，国家每年凭空少了几百亿卢布的财政收入。老百姓手里的钱更没地方花了，又赶上国际油价暴跌，苏联政府没钱了怎么办？只能偷偷开动印钞机，印出来的钱没有对应的商品，物价虽然被国家强行按着不准涨，但黑市上的价格已经飞上了天，老百姓存了一辈子的养老钱，购买力在几年之内缩水的像纸片一样。一种比卢布更硬的货币，在苏联民间流通开了，那就是美国的万宝路香烟。就是我们今天买菜随手扔掉的塑料袋，在80年代的苏联，一个印着英文或者外国图案的塑料袋，是可以洗干净晾干，反复使用好几年的奢侈品。年轻的小伙子去相亲，一个半透明的外国塑料袋，里面装上一条美国牛仔裤，那在姑娘眼里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比什么劳模奖章都好使。

以前苏联老百姓是很骄傲的，他们觉得资本主义世界腐朽不堪。可到了80年代，随着公开性政策的推行，外面的风吹了进来，老百姓突然发现，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好莱坞的录像带，像潮水一样涌入苏联的地下市场，年轻人们聚在昏暗的地下室里，听着被禁的西方摇滚，他们对大喇叭里整天播放的某地钢铁厂超额完成任务感到无比厌烦。在当时的苏联青年眼里，只要是西方来的东西，那也是工业艺术品，要摆在家里电视机上面当装饰的。而苏联官方的宣传机器，表现的既僵化又精神分裂，今天课本和报纸上可能还在把所有的历史功绩都算在最高领袖头上，然后明天戈尔巴乔夫搞了个历史反思，媒体瞬间调转枪口，开始连篇累牍的曝光斯大林时期的劳改营、大清洗，把苏联几十年的历史批的体无完肤，说的一无是处。普通老百姓彻底蒙了，他们既无法再相信过去。当一个国家的官方媒体带头，把自己的历史英雄全部打倒，把自己的立国根基全部扒出来踩在脚下时，整个社会的信仰就已经轰然倒塌了。

在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科学家群体，几十年的科技强国，在解体的前两年，全国上下几亿人居然在对着电视机练隔空治病。1989年苏联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请来了两个所谓的特异功能大师，一个叫卡什皮罗夫斯基，一个叫丘马克。这两位大师在电视里干嘛呢？卡什皮罗夫斯基是个心理医生出身，他穿着一身黑西装，对着摄像机镜头瞪着一双大眼睛，用低沉的像催眠一样的声音说：“你的胃溃疡正在愈合，你的疤痕正在消失，你的关节不再疼痛。”而另一位大师丘马克就更绝了，他上电视连话都懒得说，就在镜头前摆着架势，两只手在空中像揉面团一样比划来比划去，他在通过电视信号给全国人民发功。最魔幻的事情发生了，每当这两位大师的节目播出时，全苏联万人空巷，连犯罪率都会瞬间下降，无数苏联老百姓，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大学教授，甚至政府官员，全都端端正正的坐在电视机前，他们把家里能找到的盆盆罐罐，还有面霜、牙膏、药片，整整齐齐的摆在电视机屏幕前面，给这些水和面霜充能。节目一结束，充了能的自来水喝下去，坚信这水能包治百病，连癌症都能喝好。有的报纸甚至煞有介事的讨论，照片也能吸收大师的能量，贴完拿来敷风湿腿。外星人绑架案，霸占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一个原本崇尚科学、崇尚理性的国家，在短短几年内突然退化成了一个大型的中世纪神棍现场。

到了1990年，恐慌开始变成了赤裸裸的恐慌和失序。1991年初，苏联政府搞了一次货币改革，政府突然在晚上10点半通过电视宣布，从明天凌晨0点开始，市面上流通的50卢布和100卢布大额钞票停止流通，老百姓只有三天时间去银行兑换新钞，而且每个人最多只能换1000卢布，多出来的钱必须向委员会证明来源合法才能换。整个国家炸了锅，很多老人一辈子不信任银行，习惯把养老钱换成大额钞票塞在床垫底下，结果睡了一觉起来，存了一辈子的棺材钱变成废纸了。无数人冲上街头，有的人跑去火车站，买最贵的远途火车票，打算第二天退票换零钱；餐厅点一桌子最贵的菜，只为了把100卢布花出去找零；出租车司机们成了最抢手的人，因为他们手里有大量的零钱。换钱的黑市汇率瞬间炒到了天价。而接下来那3天，银行门口挤满了哭晕倒地的老人，老百姓对国家信用的最后一丝幻想被彻底掐灭了。

与此同时呢，社会治安也在肉眼可见的崩坏。随着十几万从阿富汗战场撤回来的老兵找不到工作，得不到安置，加上体校生、失业青年和被释放的劳改犯合流，黑帮在各个城市冒了出来。当时的街头出现了一群穿阿迪达斯运动服，脖子挂金链子的彪形大汉，他们不再隐藏在暗处，而是大摇大摆的走上街头，向刚刚兴起的个体户收取保护费。因为警察自己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甚至有些警察下班后脱了制服，自己也去给黑帮看场子赚外快。

而在国家层面上，分裂的信号已经摆到了明面上。波罗的海三国的民众高喊着要独立，高加索地区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已经开始拿着冲锋枪互相突突了。今天播报这里罢工，明天播报那里游行，后天播报某个地方的列宁雕像被推倒。莫斯科的精英们在干什么呢？他们那段时间特别忙，他们不再关心生产指标，而是忙着成立各种挂靠在国有企业下面的合作社和私人公司，他们利用手里的批文，把国家仓库里的石油、木材、有色金属，甚至是军工设备，按照计划经济极低的价格，划拨给自己小舅子开的皮包公司，然后再由皮包公司按国际市场价卖到国外去，赚取巨额的美元，直接存进瑞士银行。普通工人在厂里连工资都拿不到，只能拿厂里生产的搪瓷盆、毛巾去大街上摆地摊换粮食，而厂长和书记们已经在摇身一变成为未来的俄罗斯寡头了。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991年8月，当几个试图挽救苏联的强硬派高官发动819事件，把坦克开进莫斯科的时候，没人愿意真正为他们卖命，看到街上买菜的大妈走过来骂他们挡路，都尴尬的把头缩进炮塔里，老老实实的把坦克停在路边等红绿灯。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已经不想再装了。对于底层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受够了排不完的队，贬值的卢布和电视上空洞的口号，公知们每天都在告诉他们，只要扔掉身上这套沉重的体制外壳，拥抱自由市场，明天大家就能过上超市货架堆满商品的好日子，他们单纯的以为再差还能差到哪去呢，换个活法总比现在强吧。

而对于顶层的精英和官僚们来说，他们更盼着这艘船赶紧散架，在旧体制里面，他们手里的权力就只是暂时的，提心吊胆防着纪委和克格勃，可一旦国家解体搞私有化，他们就能名正言顺的把属于全体国民的巨额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私人腰包，变成子孙后代永远享用的合法财富。你看，当一个国家的守护者自己想当家贼，而国家的建设者彻底失去信心，这个国家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所以1991年圣诞节那天晚上，苏联人才会那么平静，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那个曾经让他们自豪，也让他们痛苦的庞大帝国，早在他们为了买一卷卫生纸彻夜排队的时候，就已经死过无数次了。只可惜普通人看得到大厦将倾的信号，却看不到大厦倒塌后，砸在自己身上的砖头有多疼。

很多人以为，一个僵化的旧时代迎来的会是流着奶和蜜的新时代，结果在接下来的整个90年代，他们迎来的却是休克疗法带来的超级通货膨胀，卢布贬值了几千倍，无数人的毕生积蓄一夜清零，国营大厂倒闭，国家的财富被七大寡头瓜分殆尽，男人们的平均寿命暴跌到50多岁，无数学者、工程师为了活命，去街头卖勋章、卖二手货。

历史给所有人上了一堂最昂贵的课，只是这堂课的代价实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