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漩涡

作者:樊耀文

在东北那片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上,有个名叫靠山屯的小村庄。村子依傍着连绵的山脉,宛如世外桃源一般静谧祥和。屯子里有个大户人家,当家的叫李广仁,在这一方土地上,他可是说一不二的人物。

李广仁为人精明能干,又有些仗义疏财,把家里的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屯里威望颇高。他有个堂兄弟李广富,这李广富生性懒散,平日里总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农活也不愿意好好干,日子过得颇为潦倒。

看着自家兄弟这般光景,李广仁心生怜悯,便把李广富招到自己家里做长工。不过,李广仁对李广富可与其他长工不同,不但好吃好喝地招待着,农忙时节,还让他做打头的,专门给他单独开小灶。

每到农忙,天还未亮透,屯子里的公鸡才刚开始打鸣,李广富在温暖的被窝里翻了个身,嘟囔着还想再睡会儿。这时,李广仁的管家就来敲门了,“富爷,该起啦,今儿个活儿多,得赶紧领着大伙下地呢。”李广富不情不愿地爬起来,洗漱过后,径直走向厨房。只见灶台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有喷香的玉米饼子,还有一大碗肥美的猪肉炖粉条,这可是特意为他做的。

吃罢饭,李广富领着一众长工走向田间。他扯着嗓子喊:“大伙都麻溜儿的,今儿这活儿可得干漂亮喽!”长工们应和着,便开始劳作起来。李广富虽说平时懒散,但作为打头的,在农忙时节也不敢太过懈怠,毕竟是李广仁给了他这份特殊待遇,他心里也明白不能辜负了这份关照。

可日子一长,屯子里便有了些风言风语。有的长工心里不平衡,嘀咕着:“都是给广仁哥干活儿,凭啥他李广富就能吃小灶,咱就只能吃大锅饭?”这话传到了李广富的耳朵里,他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但李广仁却并未在意这些闲言碎语,依旧对李广富照顾有加。

有一回,李广富在地里干活时不小心扭伤了脚。李广仁得知后,赶忙请来了屯里的郎中为他诊治,还安排人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李广富看着忙前忙后的堂兄,心中满是感动,暗自下定决心,往后一定要好好报答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靠山屯的生活依旧在平淡与忙碌中交替着,李广仁与李广富之间这种特殊的主雇关系,也成为了屯子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他们的故事,还在这片黑土地上继续书写着……

1947 年,靠山屯这片宁静的土地,被一阵不寻常的风悄然吹动。李广仁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秃鹰。

秃鹰,单听这名字,就透着一股狠厉。在日本鬼子尚未投降之时,他倒是拉起过一支队伍,打过小鬼子。可当小鬼子被打败后,他心中的邪念便如野草般疯长,妄图扩张自己的势力,独霸一方。

这一日,太阳刚刚偏西,天边染上一抹血红。秃鹰带着一群凶神恶煞的手下,大摇大摆地来到李广仁家的大门前。家丁见势不妙,赶忙跑去通报。李广仁听闻,心中一紧,但面上依旧镇定自若,整理了一下衣衫,大步迎了出去。

“不知阁下今日到访,所为何事?”李广仁看着眼前的秃鹰,不卑不亢地问道。

秃鹰咧开嘴,露出一口大黄牙,“哈哈,久闻李老爷在这靠山屯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兄弟我今日路过,想跟李老爷借点东西。”

李广仁眉头微皱,“借?不知秃鹰兄弟想借何物?但说无妨。”

秃鹰目光在李广仁身上扫了一圈,“听闻李老爷家中富庶,兄弟我最近手头紧,想借些钱粮,也好扩充队伍,保一方平安。”

李广仁心中明白,这哪是借,分明就是抢。但他知道,此时不能激怒眼前这伙土匪。“秃鹰兄弟,钱粮之事好商量,只是家中钱粮也并非取之不尽。而且如今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还望兄弟能体谅一二。”

秃鹰脸色一沉,“李老爷,别给脸不要脸!我秃鹰看上你家,那是你的荣幸。若是不答应,可别怪我手下无情!”说着,他身后的土匪们纷纷亮出了手中的家伙,寒光闪烁。

李广仁心中暗忖,若是强硬抵抗,家中老小和一众家丁怕是要遭殃。思索片刻,他缓缓说道:“秃鹰兄弟,稍安勿躁。这样吧,我先给兄弟筹措一部分钱粮,以表诚意,不知兄弟意下如何?”

秃鹰冷笑一声,“哼,暂且信你一回。但若是敢耍什么花招,我定让你这靠山屯鸡犬不宁!”

李广仁转身吩咐管家,去准备钱粮。不一会儿,管家带着几个家丁,抬着几箱粮食和一些金银细软走了出来。秃鹰看着这些财物,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李老爷,还算识趣。今日暂且放过你,日后若是有用得着李老爷的地方,还望不要推辞。”言罢,带着手下扬长而去。

望着土匪远去的背影,李广仁长叹一声。他知道,今日之事只是个开始,这靠山屯怕是再无宁日了。而如何应对这伙土匪,保护家人和屯子里的乡亲,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那个天下大乱、局势瞬息万变的年代,靠山屯就像狂风中的一片树叶,被各方势力的浪潮不断冲击着。今天国民党的队伍匆匆进驻,明天共产党的部队又悄然抵达,百姓们在这频繁的更迭中,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这一日,国民党的刘团长带着一队士兵,威风凛凛地来到了李广仁家。刘团长身姿挺拔,面容英俊,透着一股军人的英气。见到李广仁,他微微点头,语气却带着几分严肃:“李老爷,久闻你在这一带威望颇高啊。不过,也有人跟我通报,说你勾结土匪,给土匪提供粮食和金钱,可有这回事?”

李广仁心里“咯噔”一下,赶忙陪着笑脸,一脸无奈地说道:“刘团长啊,我确实给了那秃鹰粮食和金银财宝,可这实在是迫不得已呀!那秃鹰带着一帮土匪,明火执仗地来我家,硬抢硬拿,我一介平民,为了保住家人和这一大家子,实在是没有别的法子啊!”

刘团长神色稍缓,微微皱眉道:“我理解你的苦衷,这乱世之中,百姓不易。只是,上边有令,让我带人务必消灭这股土匪,以绝后患。李老爷子,你在这屯里人脉广,若是有什么关于秃鹰的消息,及时通报给我一声。”

李广仁忙不迭地点头,脸上满是感激之色:“那是那是,刘团长您放心。那秃鹰三番五次到我家来强取豪夺,我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如今有刘团长您撑腰,我就再也不怕他了。只要一有消息,我定会第一时间告知您。”

刘团长满意地点点头:“好,李老爷深明大义,等剿灭了土匪,上头必定不会亏待你。”说罢,带着队伍离开了。

李广仁望着刘团长远去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他深知,在这复杂的局势下,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虽然刘团长承诺剿灭土匪,但这局势变幻莫测,谁又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而他,只能在这各方势力的夹缝中,努力保护自己的家人和靠山屯的乡亲们。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时刻留意着秃鹰的动静,只盼着刘团长能早日将这股土匪势力连根拔除,让靠山屯恢复往日的安宁。

这年的秋天,带着几分肃杀之意悄然来临。靠山屯的百姓们正忙着秋收,可屯里的气氛却因土匪秃鹰的存在,始终透着一股紧张。

一日,管家神色慌张,急急忙忙地跑到李广仁面前,气喘吁吁地说:“老爷,有秃鹰的消息了!”

李广仁正坐在书房,闻言猛地站起身,急切问道:“秃鹰在哪?做什么呢?”

管家定了定神,赶忙说道:“这秃鹰在隔壁的冯家屯呢,正抢东西。他看中了冯家屯的一位姑娘,非要抢到山上做山寨夫人!”

李广仁听后,眉头紧锁,沉思片刻。秃鹰此举,实在是令人发指,若不加以制止,周边屯子的百姓不知还要遭受多少苦难。他果断开口:“快,派人告诉刘团长,把秃鹰的下落详细告知他。”

管家领命,立刻安排家中得力的下人,快马加鞭前往刘团长驻扎的营地报信。下人一路疾驰,马蹄扬起的尘土在秋日的阳光下格外醒目。

这边李广仁心里也不踏实,虽说已将消息送出,但不知刘团长那边能否及时收到并迅速采取行动。秃鹰行事向来狠辣,若刘团长稍有耽搁,那姑娘怕是要惨遭毒手,冯家屯的百姓也会遭受更大的劫难。

他在厅中来回踱步,脑海中不断思索着应对之策。若刘团长未能成功剿灭秃鹰,秃鹰得知是他通风报信,定会来靠山屯报复。可即便有此风险,他也不能眼睁睁看着邻屯百姓受苦。只盼刘团长能神兵天降,一举拿下秃鹰,还周边屯子一片太平。

在焦急的等待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刘团长接到李广仁派人送来的信后,当机立断,即刻带着队伍火速赶往冯家屯。马蹄声疾,尘土飞扬,队伍如一阵疾风般向着冯家屯席卷而去。

此时的冯家屯,正笼罩在一片恐怖的阴霾之下。秃鹰色眯眯地盯着那位农家姑娘,一脸邪笑地说道:“小美人,今天你就跟我走吧。”姑娘又惊又怕,眼中满是恐惧与愤怒,她拼命往乡亲们身后躲,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秃鹰见状,越发张狂,叫嚷道:“你能躲到哪里去?你是逃不出我手心的,来吧小娘们。”说着,便伸出那双罪恶的手去扒姑娘的衣服。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小土匪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报告,不好了,国军来了!”秃鹰闻言,不禁一愣,瞪大了眼睛吼道:“什么?国军?给我顶住!”

然而,秃鹰这帮平日里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又怎能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刘团长的对手。战斗一打响,刘团长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士兵们如猛虎下山,勇猛无比。而秃鹰的手下们顿时乱了阵脚,毫无抵抗之力,很快便被打得丢盔卸甲,四处逃窜。

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刘团长带领士兵们乘胜追击,一心要将这伙土匪一网打尽。可那秃鹰狡猾如狐,趁着混乱之际,偷偷一个人溜了。只见他身形一闪,钻进了冯家屯外的山林之中,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刘团长看着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土匪,心中有些遗憾让秃鹰逃脱了。但此次行动,也算是给了这伙土匪沉重的打击,解救了冯家屯的百姓。他安抚了受惊的乡亲们,承诺一定会继续追捕秃鹰,绝不让他再为非作歹。冯家屯的百姓们纷纷围上来,对刘团长和他的士兵们感激涕零,这场劫难,终是在刘团长的及时赶到下,暂时告一段落。

冯家屯的混乱逐渐平息,阳光透过淡薄的硝烟,洒在这片劫后余生的土地上。刚才险遭毒手的姑娘,迈着有些踉跄的步伐,径直来到刘团长面前,“扑通”一声跪下,眼中满是感激,说道:“长官,是您救了我的命。您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但我愿意伺候长官一辈子。”

刘团长赶忙伸手欲扶,听姑娘这么一说,手在空中顿住,而后把手一挥,认真说道:“什么伺候一辈子,我是不需要人伺候的。你赶紧回家吧,与家人团聚,好好过日子。”

姑娘听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悲戚地说:“俺没有家了,俺爹妈都死了。长官,您要是看着我可怜,就娶了俺吧。”刘团长闻言,不禁一愣,下意识地仔细端详起姑娘来。只见姑娘眉清目秀,虽身着粗布衣衫,却难掩天生丽质,面容中透着一股质朴与坚韧,倒十分耐看。

刘团长心中泛起一丝怜惜,轻声问道:“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姑娘抬起头,眼中闪着泪花,回答道:“我叫李玉兰。平日里靠给别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过日子。长官,您要是不嫌弃,就娶了俺吧。”

刘团长看着眼前朴实无华又模样姣好的李玉兰,心中甚是喜欢。但战事未平,局势动荡,他又怎敢轻易许诺。思索片刻后,他说道:“好吧,你先跟我走吧。带上你,至于咱们的事,看情况再说。”

李玉兰听闻,眼中燃起一丝希望,赶忙起身,紧紧跟在刘团长身后。刘团长安排了一名士兵照顾李玉兰,自己则着手处理后续事宜,整顿队伍,同时部署对秃鹰的追捕计划。

在这战乱纷飞的年代,一场奇妙的缘分在生死瞬间悄然萌生。李玉兰跟随着刘团长,未来的路对她来说充满未知,而刘团长在心中,也暗暗思忖着如何在这动荡时局里,给这个可怜又勇敢的姑娘一个安稳的未来。

 这刘团子,叫刘辰光。刘辰光剿匪后,带着队伍回到驻地,脚步匆匆地前往贺成彪师长的办公室汇报剿匪情况。贺成彪见他进来,目光炯炯地问道:“辰光,剿匪情况如何?”

刘辰光神色有些凝重,立正敬礼后说道:“师长,此次剿匪,我们在冯家屯与秃鹰一伙土匪交战,将其大部分匪众歼灭,成功解救了当地百姓。只是……那土匪头子秃鹰太过狡猾,趁着混乱逃脱了。”

贺成彪一听,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语气中满是不满:“你一个正规部队的团长,怎么能让秃鹰跑了?这个人虽说过去在抗日时有那么点功劳,但这些年他胡作非为,欺压乡邻,恶行累累,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土匪,留着他始终是个大患!”

刘辰光心中愧疚,低头说道:“师长,是我指挥不力,才让秃鹰有机可乘。我一定尽快将他追捕归案,给百姓一个交代。”

贺成彪背着手,在屋内来回踱步,思索片刻后说道:“你也别太自责,秃鹰这老狐狸确实不好对付。不过,这次剿匪行动,你救下了不少百姓,也算大功一件。只是,追捕秃鹰一事刻不容缓,你需尽快制定详细计划,我会调配一些人手协助你。另外,那个被你救下的姑娘,是怎么回事?”

刘辰光脸微微一红,将李玉兰的情况如实告知。贺成彪听后,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哈哈,没想到你小子在剿匪途中还收获了一段缘分。这姑娘既然无依无靠,你若真心喜欢,就好好待她。只是当下局势复杂,凡事还是要以军务为重。”

刘辰光点头称是。与此同时,李玉兰在驻地安顿下来,她看着忙碌的刘辰光,心中满是感激与倾慕。但她也能感觉到,驻地的气氛因秃鹰逃脱而变得格外紧张。

而另一边,侥幸逃脱的秃鹰躲在深山之中,心中对刘辰光和李广仁恨得咬牙切齿。他收拢残部,妄图寻找机会东山再起,报复刘辰光和靠山屯的众人。

靠山屯这边,李广仁得知秃鹰逃脱,心中不免担忧。他深知秃鹰睚眦必报,定会回来寻仇。于是,他一面加强家中防御,一面叮嘱屯里的百姓提高警惕。

刘辰光和贺成彪是把兄弟。贺成彪一脸忧虑,继续语重心长地说道:“辰光啊,实不相瞒,我的心头之患并非区区一个秃鹰,而是共产党啊。这一年多来,我们与共产党交战,屡屡受挫,节节败退,如此下去,党国的前途实在堪忧啊!”

刘辰光微微皱眉,心中五味杂陈。他虽身为国民党军官,但在经历诸多战事与民间见闻后,内心也对局势有着自己的思考。然而,多年的党国教育与对贺成彪的兄弟情义,让他不知该如何回应。

贺成彪见他沉默,以为他在思索应对之策,接着说道:“如今剿匪事小,与共产党的争斗才是重中之重。秃鹰那边,你可派些得力手下继续追查,但切不可因此分散太多精力。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应对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威胁。”

刘辰光心中一凛,意识到局势愈发严峻。他抬头看向贺成彪,坚定地说道:“师长,我明白局势的紧迫。我会安排好追捕秃鹰的人手,同时也会全力以赴,为党国效力,应对共产党的挑战。”

贺成彪微微点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欣慰,“好,你向来稳重,我信得过你。只是如今局势瞬息万变,我们每一步都要走得谨慎。回去后,好好琢磨琢磨,如何在接下来的争斗中扳回局势。”

刘辰光敬礼告退,回到自己的营帐。他坐在桌前,看着桌上摊开的军事地图,思绪万千。一边是对李玉兰的牵挂,一边是剿匪任务,而如今更沉重的是与共产党对抗的压力。他深知,自己身处的不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剿匪行动,而是被卷入了一场决定国家命运走向的巨大漩涡之中。

秃鹰隐藏在一个山坳里,他吓得犹如惊弓之鸟。他知道现在国民党正在找他,共产党也要消灭他。他像个缩头乌龟一样,不敢出来了。但很快,他没有料到他的厄运就到了。这天二当家的趁着秃鹰熟睡之际,把房子给点着了,然后趁机把他人手给带跑了。秃鹰是生是死,谁也不知道,成了一个谜。

在靖垣这座古老且具战略意义的东北重镇,国民党师长贺成彪已被困长达二十余日。解放军的包围圈密如铁桶,将整座城围得水泄不通。

贺成彪满脸愁容,在指挥所内焦虑地徘徊。指挥所里气氛压抑,墙上摇曳的灯光映照着他那因连日苦思而愈发憔悴的面容。桌上摊开的地图上,密密麻麻画满了各种线条与标记,那是他试图寻找突围路线的徒劳尝试。

他的双眼布满血丝,时而紧盯着地图,时而抬头望向窗外,城外解放军巡逻的脚步声仿佛重锤敲击着他的心。城内物资逐渐告罄,士兵们士气低落,犹如惊弓之鸟。贺成彪深知局势危急,时间紧迫,可无论他如何绞尽脑汁,突围之策仍如镜花水月,难以寻觅,前途一片渺茫。

国民党师长贺成彪满心焦虑,一心琢磨着怎样才能突出重围,从这被围之城脱身。然而,绞尽脑汁,却始终理不出个头绪。无奈之下,他吩咐勤务兵:“去,把刘辰光给我找来,我有要事要和他商量。”

刘辰光听闻师长有请,不敢耽搁,急忙赶来。贺成彪面色凝重,对刘辰光说道:“如今咱们被解放军围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他们围而不攻,想必是顾忌这座古城。可时间拖得越久,对咱们越不利。现在粮食已经见底,那飞机空投下来的粮食,连满足当地百姓都不够,为了粮食,士兵和老百姓没少起冲突。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你出城去侦察一番,看看能不能找到对方防线的薄弱之处,咱们好寻机突围出去。”

刘辰光领命后,即刻挑选了几个人,换上事先准备好的解放军服装,趁着夜色悄悄出城。然而,他刚一踏出城外,便落入了解放军的视线,被当场截住。

“站住!你干什么的?”一名解放军战士警惕地大喝一声。刘辰光强装镇定,赶忙迎上前去,说道:“咱们是自己人呐。这不,我们现在有紧急任务,正急着去执行呢。”

那解放军战士听闻,并没有放松警惕,追问道:“你是哪部分的?叫什么名字?”刘辰光顿时语塞,眼神闪躲,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见状,这名解放军战士扭头对身旁的战友说道:“去,把咱们营长叫来。”那战友得令,转身迅速离去。

没过多久,解放军的张营长匆匆赶来。经过一番细致地盘问,刘辰光破绽百出。他竟脱口而出:“长官……”话一出口,他便意识到不对。张营长抓住这一漏洞,严肃地问道:“你管我叫长官?那我该管你叫什么?你既然自称是我们解放军的,难道不知道我们内部的称呼方式吗?”

张营长神色沉稳地说道:“跟我们走一趟吧。”刘辰光满脸无奈,只得默默跟在张营长身后。

一行人来到部队驻地,张营长径直走向黄团长,汇报道:“团长,我们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他自称是咱们解放军,要去执行任务。可我听他说话,怎么都不像是自己人。”

黄团长一听,顿时来了兴致,嘴角微微上扬,说道:“哦?那赶紧把这位‘客人’请进来,咱们可得好好招待一番。”

不多时,刘辰光被带到团部。黄团长神色平静,却带着审视的目光看向刘辰光,开口问道:“你是哪部分的?执行什么任务?”刘辰光心里“突”地一下,瞬间紧张起来。他对解放军的番号毫无头绪,编造的任务此刻也难以自圆其说,只能涨红了脸,嘴唇微微颤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无奈之下,刘辰光只得向黄团长坦白了自己的身份:“我是国民党的团长,我们师长派我出来侦察,想寻个突破口突围出去。”

黄团长微微点头,目光带着几分了然:“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刘辰光吧。”刘辰光一脸诧异,忙问:“你咋知道我的名字?”黄团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和贺成彪在抗日时期可是响当当的英雄,声名远扬,我们自然清楚。”

“你们贺师长在一次对日战斗中受了伤,是你把他救下来的。打那以后,你们就结拜成了把兄弟,对不对呀?”黄团长目光平和地看着刘辰光。

刘辰光微微一怔,随即点头道:“是的,没错。”紧接着,刘辰光又面露忐忑地问黄团长:“那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黄团长听闻,陷入了短暂的沉思,片刻后缓缓说道:“至于怎么处置你,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我说过,你是客人,自然得招待招待你。你先去吃顿饭吧。”

黄团长微笑着说道:“你是团长,我也是团长,咱俩平级。我可得好好陪陪你这位客人呢。” 说完,黄团长便吩咐炊事班做了几个菜。不多时,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了上来,四个菜一个汤,以青菜为主,其中有一碗色泽诱人的红烧肉。

黄团长热情地招呼着:“刘团长,快入座吧。是不是好久都没吃到这样的饭菜了?”刘团长看着满桌饭菜,不禁感慨道:“唉,我们现在全仰仗上面派飞机空投粮食,可那些粮食根本不够吃。老百姓也和我们抢,我确实已经好久没吃到肉了。”

黄团长看出刘辰光有些拘谨,就说:“别紧张,刘团长,就当在自己家,敞开了吃。”用餐时,黄团长热情招呼,刘辰光渐渐放松。

两人吃完饭,黄团长看着刘辰光,认真商量:“刘团长,现在局势你清楚。我跟你商量下,你回去劝劝贺成彪师长,让他投诚。这能避免无谓牺牲,对你们和城里百姓都好。”

刘辰光面露难色,说道:“我恐怕劝不动贺师长,他这人太固执了,一直都把你们当作头号敌人,想让他向你们投降,怕是难啊。”

黄团长看着刘辰光,说道:“不要紧,这一次,我跟你一道进城,咱们一起去劝说贺师长,你看如何?”

刘辰光瞅着黄团长,说道:“您要是肯亲自去劝贺师长,没准儿还真有点盼头。我乐意跟您一道,去做做贺师长的工作。”

黄团长咧嘴一笑,说道:“这就对喽!为了靖垣城的老百姓,也为了咱东北能早点得解放,咱一起使把劲!”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局势风云变幻,东北这片广袤而富饶的土地,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了各方势力瞩目的焦点。国民党为巩固其统治,派遣军队大举进入东北;而共产党秉持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也果断派遣部队挺进东北,致力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解放广大人民群众。

就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国民党师长贺成彪率部驻守在靖垣古城,而与之对峙的,正是解放军的黄团长所带领的部队。此时,贺成彪部已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困守城中。

贺成彪把刘辰光派出去以后,便陷入了焦急地等待之中。每一天,他都在坐立不安中度过,在屋里来回踱步,时而皱眉沉思,时而望向窗外,满心期待着刘辰光能带回有用的消息。

这天,他又如往常一样,内心焦虑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就在他焦灼万分之时,勤务兵匆匆走进屋内,立正敬礼后大声报告:“报告贺师长,刘团长回来了!” 贺成彪听闻,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惊喜与急切,连忙说道:“快让他进来!”

贺成彪见刘辰光走了进来,便急不可耐地说:“怎么样?找着突围的突破口了吗?”刘辰光实话实说地说:“报告师长,我一出城就被共军俘虏了。”贺成彪大吃一惊:“什么?你被共军俘虏了?这么说你已经背叛了党国。”刘辰光说,“师长,我没有背叛党国,我更不会背叛这个国家。共军跟我讲了很多的道理。我才明白我们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回共军派我回来,让我劝你投诚。”贺成彪一听,恼羞成怒:“什么?你让我向共军投诚?死了这份心吧!你如果再替共军说话,我毙了你!”

刘辰光望着盛怒的贺成彪,面色沉稳,眼中带着坚定,继续说道:“师长,共军所言句句在理。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百姓苦不堪言,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如今看清形势,投诚并非耻辱,而是为了万千民众能过上安稳日子。党国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您难道心里没有数吗?继续负隅顽抗,不过是徒增伤亡,于国于民皆无益处。”

贺成彪气得脸色铁青,额头上青筋暴起,他在原地来回踱步,猛地停下,手指着刘辰光,怒目圆睁:“住口!你这是被共军洗脑了!党国栽培我们,我们怎能临阵倒戈。我等食君之禄,理当忠君之事,岂可为了苟且偷生就背叛党国。”

刘辰光上前一步,恳切地说道:“师长,时代变了,如今的‘君’应是天下百姓。我们投诚,是顺应历史潮流,是为了真正的国家和民族。共军有先进的理念,有让国家走向光明的决心和能力,跟着他们,我们才能实现保家卫国、造福百姓的初衷啊。”

贺成彪沉默片刻,缓缓坐下,眼神中闪过一丝挣扎,但很快又被决绝取代,他冷冷地说:“你走吧,我心意已决,我贺成彪绝不向共军低头,就算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绝不投诚。”

刘辰光说:“师长,你别急着撵我走,我这回给你带来一个客人。”贺成彪说,“什么客人?”正说着话,黄团长走了进来。他说“贺师长,你好啊。我是共产党的团长,叫黄秉炎。这次是专门跟你商议一下投诚的事。”

贺成彪见到黄秉炎,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警惕地盯着他,冷哼一声道:“哼,共军的团长?商议投诚?简直荒谬!我贺成彪与你们共军势不两立,没什么好谈的。”

黄秉炎脸上带着平和的微笑,不慌不忙地说道:“贺师长,如今的局势想必您心中也有数。继续抵抗下去,不过是无谓地牺牲更多生命,百姓也将继续深陷战火的苦难之中。投诚,是为您麾下将士寻一条生路,更是为了这片土地和人民。”

贺成彪皱着眉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屑,说道:“我堂堂国军将领,怎能向你们共军投降。党国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做这等有辱使命之事。”

黄秉炎微微点头,目光诚挚地说:“贺师长,您所忠诚的应当是国家和人民,而非腐朽的旧制度。我们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您若能顺应历史潮流,与我们携手,日后必能为国家和百姓做出一番大事业。”

刘辰光在一旁也赶忙说道:“师长,黄团长所言极是。我们打仗本就是为了给百姓谋福祉,如今共军给出的道路才是真正的光明大道啊。”

贺成彪的神色有些动摇,但仍在犹豫,他在原地徘徊几步,缓缓说道:“容我再考虑考虑……这并非小事,关乎我个人名节,更关乎我手下众多兄弟的未来。”

黄秉炎接着说,“你要真为你们的兄弟考虑,就应该走投诚这条路,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我们不想攻打你们,因为我们为了靖垣的城市着想。也为了城里的老百姓着想。靖垣是一座古城,我们不能破坏古城,成为历史的罪人。”

贺成彪眉头紧锁,陷入沉思,片刻后缓缓开口:“话虽如此,但投诚之事,终究是关乎我一生的抉择,容不得半点草率。你说为了我手下兄弟,可投诚之后,他们又将何去何从?”

黄秉炎目光坚定,认真地说道:“贺师长请放心,只要投诚,你们的兄弟我们一视同仁。愿意继续为新中国建设出力的,我们热烈欢迎,会给予合适的安排与发展机会;若想解甲归田,我们也会提供相应的安置,让他们能安稳地回归正常生活。”

刘辰光在一旁附和道:“师长,黄团长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咱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固执,让兄弟们陷入绝境,也让靖垣这座古城毁于一旦啊。”

贺成彪微微点头,却又面露难色:“我担心党国那边……他们必定会视我为叛徒,对我家人不利。”

黄秉炎立刻回应:“贺师长,这点您无需忧虑。我们共产党做事光明磊落,不会让您的家人受到牵连。相反,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日子。您应该明白,顺应时代,才是对家人真正的负责。”

黄秉炎接着说,“贺师长,你投诚过来就是解放军的人员了,你仍然是师长,刘团长仍然是你的手下。我们除了给你安排个政委以外,我们不给你增加任任何一个我们的人员。”

贺成彪听闻,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与思索,缓缓开口道:“黄团长,你这话可当真?你们当真能容得下我继续担任师长之职,且不过多干涉我部人事?”

黄秉炎神色郑重地点点头,说道:“贺师长,我以共产党军人的名誉向你保证。我们欢迎一切愿意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建设出力的力量。你在军事指挥上经验丰富,只要你投身到人民的阵营,继续发挥你的才能,为百姓谋福祉,我们自然会给予充分的信任与支持。政委的安排,也是为了更好地沟通思想,共同为部队指引正确的方向,并非掣肘于你。”

刘辰光也趁热打铁:“师长,您看,这是多好的机会。咱们可以继续带着兄弟们,为正义而战,为百姓谋太平,不必再受那腐朽党国的束缚。”

贺成彪低头沉思许久,内心不想交战。一方面,他对共产党抛出的橄榄枝确实心动,这不仅能保全兄弟们,还能让自己有机会走上新的道路;另一方面,多年来党国的灌输又让他心生顾虑,对未知的转变充满担忧。过了半晌,他抬起头,目光中带着一丝决然:“黄团长,此事重大,容我与几位心腹再商议一番,明日给你答复,如何?”

黄秉炎微笑着点头:“好,贺师长,我们静候你的决定。希望你能做出对自己、对兄弟们、对靖垣百姓都有益的选择。”

贺成彪迅速将部下们召集到一起,会议室里气氛凝重,众人都不知师长此番紧急召集所为何事。贺成彪缓缓起身,目光扫过每一张熟悉的面孔,神色严肃地谈起了向共军投诚之事。

此言一出,会议室里顿时炸开了锅。部下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番讨论过后,大部分人都表示赞成。他们深知当前局势,继续负隅顽抗只是死路一条,为了自己的性命,也为了城中百姓,投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还是有极个别的人面露难色,不愿意跟着贺成彪走。其中一位年轻的军官涨红了脸,激动地说:“师长,我们一直效命党国,如今这般投诚,岂不是有违忠诚?”

贺成彪看着他,目光中满是理解与无奈,缓缓说道:“我明白你们的顾虑,可如今形势已然不同,党国的所作所为,大家有目共睹,继续跟着走下去,只会让更多人送命,让靖垣这座古城毁于战火。但我也不勉强你们。”

说罢,贺成彪命人给这些不愿投诚的部下分发了路费,轻声说道:“你们自寻出路吧,希望日后无论在哪,都能平安。”

就这样,贺成彪心意已决,率领赞同投诚的部下毅然起义。靖垣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仿佛也感受到了新生的气息。阳光洒在古老的城墙之上,似乎预示着这座城市即将开启一段崭新而和平的篇章,百姓们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共同迎接这来之不易的安宁。

贺成彪率部投诚,为局势带来了新的转机。解放军营地中,举行了一场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营地内彩旗飘扬,战士们整齐列队,脸上洋溢着诚挚的欢迎之情。

仪式上,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既有激昂的军歌合唱,展现着解放军的豪迈气势;又有刚劲有力的舞蹈,彰显着战士们的坚韧不拔。表演结束后,我军军长刘建葵健步走上高台,目光坚定而沉稳。他声音洪亮地宣布:“经上级决定,任命贺成彪同志为我军新编师长,黄秉炎同志担任该师政委。”贺成彪身着崭新军装,身姿挺拔,庄重地敬礼,真不愧是位军人出身。

随后,军长继续宣布:“任命刘辰光同志为团长,张国发同志担任该团政委。”刘辰光和张国发同样精神抖擞,迅速回应,张国发就是俘虏刘辰光的张营长。

欢迎仪式圆满落幕,贺成彪怀着几分热忱,踱步至刘建葵军长身前。他面带微笑,兴致勃勃地向刘军长讲述起刘辰光与李玉兰那曲折动人的姻缘故事。刘建葵听闻后,眼中闪过一丝欣喜与赞许,爽朗地笑道:“好啊!这可是一段佳话,咱们理应给他们举办一场热热闹闹的结婚仪式!”

于是,在众人齐心协力的筹备下,一场简朴却热闹非凡的结婚仪式在营地中盛大举行。营地内张灯结彩,战士们纷纷凑趣帮忙,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李玉兰站在临时搭建的礼台上,脸颊绯红,眼中满是幸福的泪花。她心中感慨万千,默默想着:自己一个出身穷苦人家的姑娘,历经风雨波折,如今终于有了安稳的家,也有了坚实的靠山。

结婚仪式结束后,刘建葵军长一脸笑意地走到刘辰光身旁,略带打趣地问道:“辰光啊,你说说,是穿咱们解放军的军装自在舒服呢?还是之前穿那美国给国民党的军服更惬意?”刘辰光挠了挠头,毫不犹豫地回答:“那肯定还是咱们解放军的军服舒服啊!虽说它就是普通粗布缝制而成,但穿在身上,心里就觉着格外踏实、得劲儿。国民党的军服看着倒是精神,可总感觉和老百姓之间隔了一层,不像咱们解放军,和老百姓那是心贴心呐。”刘建葵满意地点点头,语重心长地说道:“对呀!咱们这身军服,那可都是老百姓一针一线精心缝制出来的,承载着人民的信任与期望。所以啊,咱们穿在身上,就得时刻牢记,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绝不能辜负他们的厚爱。”

刘建葵嘴角带着着一抹温和的笑意,缓缓转过身,眼神示意贺成彪往后方看去,说道:“你瞧瞧,谁到啦?”贺成彪下意识地抬起头,目光所及之处,只见解放军战士们正簇拥着一行人走来。仔细一瞧,竟是自己的家属。自己的夫人和女儿,那一刻,他的眼眶瞬间湿润。

贺成彪的夫人胡芝兰,在战士们的引领下快步走来。她的眼中同样满是激动与惊喜,一见到贺成彪,便赶忙迎上前,声音带着几分颤抖:“成彪,他们把我接过来了呀!”贺成彪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夫人的手,随后满含感激地望向刘建葵,眼中泪光闪烁,声音略带哽咽地说道:“刘军长,这回,我们一家人终于能团聚在一起了!”” 贺成彪此时满心都是对刘建葵和解放军的感激,千言万语都难以尽述。

靠山屯来了土改工作队,队长张国发和副队长刘辰光领着队员进了村。

工作队进村后,帮着乡亲们干活,挑水劈材。张国发教村民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一时间,村子里回荡着欢快的歌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工作队到后,就在村子空地召集村民开大会。张国发站在稍高的地方,大声说道:“乡亲们,今天起,情况要变啦。以后咱们就是国家的主人,土地要分给大伙,都能过好日子。”

村民们或蹲或站,面面相觑。人群里有个年轻后生嘀咕:“真能有这好事?”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娘皱着眉,眼神里透着疑惑:“土地分给咱,咋个分法哟?”现场气氛有些沉闷,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满是怀疑和迷茫。

李玉兰是妇救会主任,她走到那位上了年纪的大娘身边,轻轻拉着她的手,笑着说道:“大娘,您还不明白嘛,以后咱们不用再给地主干活啦。分了地,咱自己种的粮食,都归自己吃,再也不用把辛苦收成的大半都交给地主了。”

靠山屯的土改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划分阶级成分的关键环节,李广仁成了一个让大家都觉得颇为复杂的人物。

李广仁的确拥有不少土地,按照标准算是地主。可与人们印象中的地主不同,他从没对村里的农民进行过残酷的剥削。平日里,他对乡亲们总是和和气气的,谁家有个难处,他还会力所能及地帮上一把,所以在村里人缘倒也不错。

当土改进行到土地分配这一步时,李广仁的土地该怎么分,成了摆在工作队面前的一个难题。张国发皱着眉头,思来想去也拿不准主意,最后决定向上级请示。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推行土改。北疆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年底,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入靠山屯。

很快,上级的指示就下来了:李广仁的土地必须要进行分配,他的地主成分是明确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对于李广仁个人的其他情况,比如他平日里的为人处世等,上级让工作队再深入了解一番,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定夺。

张国发接到指示后,立刻召集工作队员开会。“同志们,上级的意思很明确,土地要分,但咱们也得把李广仁的情况摸得更清楚,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也不能坏了土改的规矩。大家辛苦辛苦,这几天多去村里走走,和乡亲们聊一聊,把李广仁的事儿弄个明明白白。”

于是,工作队员们分散到村子的各个角落,与村民们深入交谈,收集着关于李广仁的各种信息。有的村民说李广仁确实没做过什么坏事,有的则提到他曾经帮着村里修过桥。工作队把这些信息一一记录下来,准备综合分析,为李广仁的事情做出公正的处理。

对于李广仁的评价,短工孔祥义说,“农忙的时候,我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还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

长工李庄稼被干部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时,李庄稼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李广仁家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李广仁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张子恒连忙叫人把李庄稼拉下了台。

靠山屯的土改工作推进得正紧,李广仁听闻自家土地即将被分,心中焦急万分。他特意寻到张国发,言辞恳切地说道:“张队长,我虽说顶着个地主的名头,但我这家业,实实在在是靠自己勤劳打拼出来的。您瞧瞧那山上的林子,棵棵都是我亲手种下;地里的庄稼,也是我一寸一寸开拓耕耘得来的。我真没剥削过旁人,每一份家业都是我辛苦劳作的成果啊。”

工作队里的文书张子恒,听闻李广仁这番言论,心中大为反感。他随即伏案疾书,撰写了一篇名为《论地主阶级的剥削性》的文章。在文中,张子恒言辞犀利地指出:“有些地主妄图以‘勤劳致富’的说辞来掩人耳目,实则荒谬至极。若无剥削,地主绝无可能发家。此类地主,因其伪装手段,更具隐蔽性与迷惑性。须知,每一个地主阶级的财富积累,皆源于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某些地主宣扬自己‘发家致富’的经历,不过是在蓄意转移阶级斗争的目标,对此,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张子恒完稿后,将文章投递给了县里的一份内参。负责县里宣传工作的部长刘德顺看到这篇文章,眼前一亮。他反复研读后,觉得文章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将地主阶级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不禁大为赞赏,极力主张将这篇文章推荐到县报上发表,以起到广泛的宣传教育作用。

于是,遵照县里的指示,工作队再次召开会议。众人一致认为,李广仁身为地主,其土地必须进行分配。

正当会议进行时,突然,一名民兵匆匆走进来,身后还带着一个人。民兵大声报告:“报告!我们抓到一个人。”张国发闻声抬眼望去,只见此人脸部被烧得面目全非,左腿也没了,正拄着一双拐杖,艰难地站在原地。这人声音沙哑地说道:“我叫秦彪。前几年,遇到土匪秃鹰,他带人把我们村子给烧了,我就成了这副模样。”

张国发一听是秃鹰干的,下意识地瞅了瞅身旁的刘辰光。刘辰光心中一紧,面露自责之色,当初他们的确没能将秃鹰捉拿归案。张国发见状,赶忙上前,轻声安慰秦彪:“你放心,如今解放了,土匪都被我们消灭光了。往后,你就是这地方的主人,再也不用担心土匪来欺负咱们了。”

李广仁眼见自家土地被分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思索再三后,再次找到张国发。他满脸恳切,说道:“张队长,我这儿有个小小的请求。我家那房子,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对我意义非凡,我只求能把房子给我保留下来。”

张国发听闻,毫不犹豫地摆了摆手,语气平和地回应:“你放心,房子的事儿我们有数,一块砖都不会动你家的。”

可就在这时,一旁的张子恒却皱起了眉头,忍不住责怪张国发:“张队长,你对地主阶级是不是太过仁慈了?为什么房子就不能分?”

张国发神色认真起来,耐心解释道:“子恒,这是党的政策。咱土改的目的是让广大农民有地种,过上好日子,但也得给人家留个住的地方啊。”

张子恒满脸不服气,提高了音量说道:“我建议明天召开全屯的大会,专门批斗地主富农,同时大伙一起商量商量,李广仁的房子究竟该怎么分。”

张国发微微皱眉,思索片刻后,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就照你的意思办。”他心里虽有些顾虑,但想着或许通过大会能让张子恒更全面地了解实际情况,也希望在众人讨论中找到更合适的解决办法。

全屯的大会依照计划准时举行。张国发站在众人面前,神情严肃,先是简要地介绍了此次大会的背景与相关情况,缓缓说道:“乡亲们,李广仁虽然被划定为地主,但大家也都知道,他平日里也做过一些对咱老百姓有益的事,算得上是个爱国的人。咱们做事得按照政策来。”

他的话音刚一落下,人群中便骚动起来。这时,李广仁的堂弟李广富突然站了起来,满脸怒容,手指着李广仁大声斥道:“李广仁就是个彻头彻尾、为富不仁的大地主!我可是他堂弟,连我他都不放过,对我进行残酷的剥削。平常就不说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给的也不过是些粗粮,能有点这吃的都算他‘大发慈悲’了。”

说罢,李广富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开始一桩桩、一件件历数李广仁所谓的“罪行”。随着讲述的深入,他情绪愈发激动,说到愤慨处,竟猛地冲上前去,对着李广仁狠狠甩了两个大嘴巴子。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众人都吃了一惊,李广仁更是被打得愣住了。他满心委屈,脑海中瞬间闪过自己平日里对李广富的种种照顾,好吃好喝地招待着,待遇明显与其他长工不同,怎么也没想到李广富竟会说出这样的假话,做出如此欺骗众人的事。

就在众人还沉浸在李广富指责李广仁带来的震惊中时,又有一个村民霍地站起身来,手指李广仁,大声质问道:“李广仁,在满洲国那时候,你给日本人当维持会长,这事儿怎么解释?”

李广仁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嘴唇微微颤抖,急忙辩解道:“我当这个维持会长,那实在是被日本鬼子逼得走投无路啊!他们放话出来,要是我不当这个维持会长,当天就杀屯里一个人,第二天就成倍地杀,隔一天就加倍。我看着屯里老老少少的性命攥在鬼子手里,实在没办法,才不得已干了维持会长这个差事啊。” 他满脸悲戚,眼中满是无奈与痛苦,似乎那段经历仍历历在目,折磨着他的内心。

现场气氛愈发紧张,这时又一位村民迅速站了起来,用手直指孔善德,大声说道:“大伙都听着,这个孔善德,这人是个富农,怎么就给他划成中农了?他名字叫孔善德,我们平常都喊他孔善人,表面上看着和和气气,可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农民、对长工,那心狠着呢!”

孔善德一听,顿时急得涨红了脸,赶忙争辩道:“我可没雇过短工啊,家里的活一直都是靠我自家人辛苦劳动干的。按成分来说,我就是中农,撑死了算是富裕中农,可绝不能把我划成富农啊!”他一边说着,一边环顾四周,眼神中满是焦急与委屈,试图从众人的表情里寻得一丝理解。

就在孔善德着急辩解之时,另一个村民“嚯”地站起身来,义正言辞地冲着孔善德说道:“孔善人,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中农,那你倒说说,你家那么多土地是从哪来的?还有家里养的那些鸡、羊,还有时不时能吃到的肉,又是从哪来的?就凭这些,我看你妥妥就是个富农,别再狡辩了!”

孔善德被这一连串的质问弄得更加慌乱,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结结巴巴地回应:“我……我家的土地,那是祖上传下来的,一直都是靠家里人辛勤耕种。至于养的鸡羊,那是为了贴补家用,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肉啊,咋就成了你说的富农证据了?”他满脸无奈与焦急,无助地看着周围的村民,希望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

秦彪这时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几分沧桑与愤慨:“我是从外乡来的,对这儿的情况确实不太熟。可我在自己屯子里,给地主当长工的时候,那日子,真不是人过的。一年到头,就只能吃糠咽菜,就算过年,也难得吃上一顿好的。所以说啊,不管哪儿的地主,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对待地主,咱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秦彪说完后,张国发、刘辰光和张子恒三人凑到一起,小声嘀咕着,脑袋紧紧挨在一块儿,不时还微微点头。一番商讨研究过后,张国发挺直身子,提高音量说道:“乡亲们,今天的大会开得很成功!经过大伙的讨论和揭发,李广仁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地主。子恒,你也说说。”

张子恒应声站起身,目光扫视着台下的村民,神色严肃地说道:“今天这个大会,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大家齐心协力,揭露了李广仁、孔善德的真面目,这个会开得特别好。尤其是孔善德,差点就被错划了成分,险些漏过他富农的本质。往后,李广仁和孔善德就是地主富农,他们必须接受监督改造,大家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让他们再欺负咱老百姓!”

张子恒接着说道:“刚才我们几个研究了一下,虽然李广仁是地主,可咱们共产党办事,向来都是讲政策、讲规矩的。根据政策,他的房子暂不没收。这一方面是遵循政策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咱土改是为了让广大农民受益,让大伙过上好日子,但也不能不顾实际,做得太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地主的姑息,我们会持续监督,确保他们遵守新的秩序,接受改造。”张子恒顿了顿,目光坚定地看向众人,似乎在传递一种不容置疑的决心。

土改工作全面完成后,依据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村民们都有了相应的成分划分。大多数农民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毕竟土地的重新分配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未来的日子仿佛充满了无限可能,他们的心情格外舒畅。

然而,李广仁的心境却截然不同,他整日里愁眉不展,满心郁闷。望着曾经属于自己,如今却已分散到村民手中的家业,他满心不甘。在他心里,自己辛苦打拼积攒下来的一切,就这么被分了出去,实在难以接受。他暗自思忖,过去土匪秃鹰明火执仗地抢夺,好歹还算是赤裸裸的暴力行径,可如今这土改,在他错误的认知里,与土匪的抢夺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被披上了一层看似合理、冠冕堂皇的外衣。他始终没能明白,土改并非是所谓的“抢夺”,而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让广大农民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枷锁,走向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这种错误的认识,像一团阴霾,久久笼罩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

在靠山屯的土改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刘辰光和张国发趁着闲暇,找了个安静的地方促膝谈心。刘辰光眉头微微皱起,脸上带着一丝疑惑,对张国发说道:“老张啊,我瞅着那个秦彪,总觉得似曾相识,就好像以前在哪见过他。但我绞尽脑汁,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里见过了。你说这事儿怪不怪?”

张国发听闻,思索片刻后说道:“既然这样,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我看啊,派人去搞个调查,好好了解一下秦彪这个人。毕竟咱们土改工作关乎着乡亲们的切身利益,容不得半点马虎。”

说罢,张国发立刻行动起来,选派了工作组里一位办事认真、心思缜密的成员,交代道:“你去一趟郭家屯,秦彪说他是从那儿来的。到了之后,你多找些当地村民打听打听,把秦彪的底细摸清楚,包括他过去的经历、为人处世等等,都要详细了解,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这位成员领命后,不敢耽搁,即刻动身前往郭家屯,一场针对秦彪的调查就此展开。

过了几日,外出调查的工作队员风尘仆仆地赶回。他径直找到张国发,神情严肃地汇报:“张队长,经过我这几天在郭家屯的详细调查,当地压根就没有一个叫秦彪的人,这个秦彪的来历着实可疑,完全摸不着头绪。”

张国发听闻,神色一凛,当即吩咐道:“你赶紧去把刘辰光叫来。”队员领命而去,没过多久,刘辰光便匆匆赶来。

张国发将队员调查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知了刘辰光。刘辰光听后,面色凝重,缓缓说道:“我感觉这个秦彪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秃鹰。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事儿,越想越觉得像。从他的一举一动,到说话的声音,都有几分熟悉的影子。虽说现在他嗓音变得沙哑,但我和秃鹰打交道多,还是能隐隐听出,那就是秃鹰的声音”。

正如刘辰光所料,这秦彪正是当年的秃鹰。当年,秃鹰的二当家觊觎其位置,心生歹念,指使手下放火烧山,意图烧死秃鹰。大火肆虐,秃鹰虽奋力挣扎,却仍脸部被烧得毁容,左腿也不幸折断。

秃鹰的手下慌慌张张往山下逃窜,刚到半山腰,就与解放军遭遇,一番短兵相接后,二当家及众多手下被尽数消灭。

侥幸未死的秃鹰,是来靠山屯复仇的。他知道李广仁当年向刘辰光通风报信,才被刘辰光打得丢盔卸甲。怀着这股强烈的复仇之火,他拖着伤残之躯来到了靠山屯。

在这里,秃鹰竟又一次碰到了刘辰光,新仇旧恨瞬间涌上心头。他眼中闪过凶狠的光芒,恶狠狠地想:“李广仁、刘辰光,你们都得死。”紧接着,他面露狰狞的杀气,缓缓将藏在拐杖里的枪拿出来,反复仔细地擦拭,那狰狞的面孔愈加狰狞。

李成仁有两房姨太太,家族人丁兴旺。大房太太诞下两个儿子,二房太太也不甘示弱,生育了两个儿子与两个女儿。李成仁对子女们寄予厚望,为四个儿子分别取名李新国、李新家、李新富、李新强,从名字中能明显感受到他期望国家繁荣富强的心意,就这点而言,李成仁是爱国的。他的两个女儿,一名李新英,一名李新兰,名字清新秀丽,寄托着别样的美好。

没过多久,上级便下达通知,紧急召唤张国发与刘辰光迅速归队,和黄秉炎贺成彪一起去参加抗美援朝。与此同时,工作队也依照指示暂时撤离,后续相关工作交由当地的贫协会暂为代理。

刘辰光想在走之前给李广仁宽宽心,别让他心里头有啥负担。毕竟当初是李广仁向他报的信,他才去去攻打土匪秃鹰的。刘辰光打算好好劝劝李广仁,往后就安安分分的,做个守规矩的老百姓。

傍晚,刘辰光向李广仁家走去。快到李广仁家的时候,后边好像有个影子一闪。刘辰光警惕地往后瞅了瞅,没发觉什么问题,他正要抬手敲李广仁家的门,突然一声枪响,子弹从他背面射了过来,刘辰光应声倒地。

这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屯子的寂静。屯里人几乎都听到了这动静。张国发和工作队的人听到枪响,急忙往发声处赶。到现场,就见刘辰光中弹倒地。

张子恒眉头皱得像拧麻花,狠狠啐了一口,说道:“真他娘的邪门,这个小屯子阶级斗争这么复杂!出了这档子大案,背后肯定有黑手。这事儿要是办不好,以后还不知道要出多大的乱子,乡亲们也别想安生过日子。”

张国发伸手摸了摸硬邦邦的平头,咬着牙说:“啥都别扯了,赶紧想办法破案。发动所有人,掘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找出来,绝不能让这杂种跑了!”

 工作队副队长刘辰光被暗杀,这事惊动了上边。县里赶忙安排县公安局派人来了解案情。

公安人员到了以后,马上勘察现场。张子恒说:“刘辰光是在李广仁家门口被暗杀的,李广仁的嫌疑很大。”县公安局的同志说:“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枪是从刘辰光背后打来的,而且李广仁案发时不在现场,现在还不能说就是李广仁暗杀了刘辰光。”张子恒说:“那得好好调查,李广仁的嫌疑还是不能排除。”

就在大家紧张投入破案的时候,张国发突然接到上边的紧急命令,要他迅速归队,开赴朝鲜战场。

张国发走了,只留下县公安局的人和工作队的张子恒等人在研究案情。张子恒说:“李广仁对新生政府不满,暗杀刘辰光是有可能的。”公安局的负责人说:“你话不能说这么肯定,这么绝对。究竟是谁暗杀的刘辰光,我们得找出证据,绝不能让真正的坏人跑掉。”这时候张子恒说:“我建议马上开批斗大会,把屯子里的地主富农全拉出来批斗。”

县公安局的胡局长一脸严肃地看向张子恒,缓缓说道:“你这样的做法,恐怕不太合适吧?咱们党向来是有明确政策的,哪能随随便便就把地主富农拉出来批斗呢。”

张子恒一听,情绪有些激动,立马回怼道:“胡局长,我看你思想有问题啊,怎么感觉你这屁股像是坐到地主富农那边去了呢。”

胡局长一听,心里很是不满,语气加重说道:“咱们做事得按政策来,一切都要让事实说话。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踏踏实实地对案件展开调查。”

 张子恒其实对刘辰光一直就不太看好。在他看来,刘辰光不过是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始终觉得得对这种人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可如今刘辰光死了,有些话也就不好再提了。

随后,胡局长请来了李广仁,准备对案情做进一步了解。胡局长看着李广仁问道:“李广仁,那天晚上你都在做什么呢?”

李广仁赶忙说道:“那天啊,我刚跟家里人吃完饭,就听到外面传来一声枪响。我和家里人一听这动静,赶紧就出来看。这一打开门,就瞧见刘辰光倒在地上了。至于到底是谁杀了他,我们是真的不清楚啊。”

胡局长又针对案件相关的其他细节,仔细地向李广仁询问。李广仁倒也配合,每个问题都如实作答。一番询问下来,胡局长心里隐隐觉得,凶手似乎并非李广仁。

于是,胡局长对李广仁说道:“行,你先回去吧。要是之后你想起什么新情况,及时向我们报告。另外,要是我们还有问题,也会随时找你。”

李广仁忙不迭地点头,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弓着腰说道:“哎,好的好的,胡局长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说的办。”说罢,便转身离去。

张子恒满脸质疑地瞅着胡局长,质问道:“你就这么轻轻松松把人放了?”

胡局长眉头一皱,没好气地回应:“不放了还能怎样?种种迹象表明凶手不是李广仁。”

张子恒嘴角浮起一抹轻蔑的笑,语气嘲讽:“胡局长,你可得拎清自己的身份。你以前可是国民党警察局的警长,解放后是党看你有点本事,把你争取过来为共产党做事。你就这么干活的?”

胡局长一听张子恒拿他过去的经历说事,心里顿时火起,满脸不满地说道:“张子恒,我过去在国民党警察局确实不假,可我一直也是在维持社会秩序,尽自己的职责。你别动不动就给我上纲上线!”

张子恒却依旧不服气,脸上挂着那丝冷笑,直直地看向胡局长。

恰在这时,上边传来指示,由于县里积压的案子众多,催着胡局长赶紧回来县里处理。

刘辰光牺牲的消息传来,他的媳妇李玉兰满心悲戚,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径直找到贺成彪,语气坚定地说:“我要上前线,参加抗美援朝!”

贺成彪有些意外,不禁用征询的目光看向黄秉炎。黄秉炎略作思索,点头说道:“好啊,你愿意去前线,我们欢迎。眼下前线局势紧张,卫生人员短缺,正缺人手呢。你就到卫生队去工作吧。”

另一边,李广仁的大儿子李新国是个翻译家,一直在城里工作。他业务能力出众,可只因家庭出身问题,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用。

李广仁的二儿子李新家担任靠山屯小学的校长。他深知父亲的为人,压根儿不相信父亲会杀害刘晨光。然而,张子恒却非要将这罪名硬栽到李广仁头上,这让李新家心里很是不满。

李广仁的大女儿李新英在大城市里读大学,二女儿李新兰听张国发说过,人的出身无法选择,但人生道路可以自主抉择。受此触动,李新兰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进入志愿军文工团,用歌声鼓舞战士们。

李新兰参加志愿军,出发当日,她的二哥李新家和三哥李新富前来送别。李新富身体向来不好,曾得过肺结核,此时一脸担忧,眼中满是不舍,对李新兰说道:“妹啊,你这一出去打仗,这生死难料,咱们兄妹还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见面。”

李新兰用柔和的目光看着李新富说:“哥,我参加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要是我在战场上牺牲了,那也是为国家出了份力。你们别太难过。”

张国发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自此,靠山屯的大小事务便由张子恒做主。张子恒心里一直对刘辰光的死揪着不放,尤其是对凶手是否为李广仁这事,执念颇深。

他反复琢磨着:“哪有这么巧的事?刘辰光偏偏就死在李广仁家门口,可凶手却跟人间蒸发了似的,一点踪迹都没有。”他越想,越觉得李广仁嫌疑重大,不能排除李广仁是凶手的可能。

张子恒打发人把李广仁找来,准备审问。一见到李广仁,张子恒就问:“刘辰光死的时候,你干啥呢?”

李广仁赶忙回答:“我当时就在家里,刚吃完晚饭,就听到外面枪响了。我真不知道是谁杀了刘辰光。”

张子恒一听,“啪”地一拍桌子,大声说道:“你撒谎!刘辰光咋就死在你家门口?别狡辩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老实实把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

李广仁一脸委屈,说道:“人真不是我杀的,你让我说清楚啥呀?”

张子恒对李广仁这态度特别不满意,扭头吩咐审讯的人:“你们轮流审他,别让他休息,也别让他睡觉,啥时候交代了,啥时候算完!”

在接二连三、连轴式的审问下,李广仁被折腾得没法睡觉,整个人都快撑不住了,精神濒临崩溃。他冲着张子恒大喊:“行,你说人是我杀的那就我杀的,我还就想把你们这些人都杀了,省得你们总诬陷好人!”

张子恒一听这话,像是抓到了把柄,立刻说道:“你可总算不打自招了!血债就得血偿,你枪杀革命干部,我们必须判你死刑!”

李广仁悲愤交加,吼道:“你判我死刑就判吧,你们这么折磨人,根本就没人性!”

张子恒根本不管这些,马上召集全屯的人开公审大会。他把地主富农以及他认定的所谓“坏分子”都拉过来陪斗。富农孔善德,就是大家嘴里的“孔善人”。也被拉来陪斗了。

张子恒站在台上,面向全屯的人高声说道:“乡亲们呐,经过这几天紧锣密鼓的侦查,杀害刘辰光同志的凶手,已经被我们揪出来了!就是这个顽固不化的地主分子——李广仁!”他顿了顿,脸上神情愈发严肃,“今天,不光要控诉李广仁的滔天罪行,按照上级指示,要对他执行死刑!他的大管家李富,就是穆仁智似的人物,同样是帮凶,也一并枪毙!”

此言一出,台下一片惊呼声。人群里,李广仁的二儿子李新家满脸惊恐。他心里直犯嘀咕:“我爹一辈子老实巴交,咋就成了杀人犯?这些人做事也太不顾事实,草菅人命了!”可这些话,他只能憋在心里,根本不敢说出口。

一旁的李新富和李新强,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父亲,眼神里满是恐惧与不舍。他们心里清楚,这一次,很可能就是和父亲的永别了。

张子恒冷冷地盯着李广仁,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现在说还来得及。”

李广仁怒目圆睁,直直地瞪着张子恒,一字一顿地吼道:“我没什么可说的!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有你这样的领导干部,活着还真不如死了有尊严!”

张子恒一听,顿时火冒三丈,脸涨得通红,他不耐烦地一挥手,向一旁的民兵喝道:“押下去!”

很快,在村头,随着一声枪响,李广仁像个沉重的麻袋一般,直挺挺地倒了下去。那一声闷响,仿佛砸在了在场每个人的心上。

李广仁的儿子李新强,眼睁睁看着这一幕,惊恐瞬间攫住了他的心。他感觉自己的双腿发软,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般“怦怦”直跳,浑身不受控制地哆嗦起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又不敢哭出声,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崩塌了。

李广仁被枪毙后,张子恒不知是出于何种想法,到底还是发了点善心。他允许李广仁的家属去为其收尸,随后,众人在附近找了一个山头,简单地给李广仁做了座坟。不过,张子恒严令禁止为李广仁办丧事,不许有任何大张旗鼓的悼念行为。

在李广仁的家中,几个儿子满心悲戚,却又不敢声张。他们只能趁着四下无人,在家里偷偷摸摸地做了一场简单的悼念仪式。屋内气氛压抑,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悲痛与无奈,他们默默缅怀李广仁,不敢发出太大声响,生怕被人察觉,再惹来麻烦。

就在这时,秦彪独自坐在家中,桌上摆着几碟小菜,他慢悠悠地喝着小酒,脸上满是得意之色。心里暗自思忖:“嘿,我不过枪杀了刘辰光,竟还顺带把李广仁也给扳倒了,而且还是借了共产党的手,这事儿办得简直太妙了!”想到这儿,他愈发得意,两个仇人都没有了。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曲儿。

哼着哼着,他思绪又飘远了,“现在正抗美援朝呢,这局势乱糟糟的,说不准哪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一旦真打起来,说不定蒋委员长就能趁机回来。到那时候,我的好日子可就真的来了!” 秦彪眼中闪烁着贪婪与期待的光,仿佛美好的未来已然在向他招手。

正在省城工作的著名翻译家李新国收到了弟弟们的来信。信中详尽地叙述了父亲被枪毙的经过。他看着看着,不禁有些愤慨地说道:“真不像话!”他的妻子曲婷是著名的钢琴家,见他如此,便关切地询问:“新国,怎么了?”李新国将信递给曲婷,说道:“你看看吧。”曲婷看后,也不禁说道:“他们这也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啊。你父亲虽是地主,但并无血债,怎么能凭空臆想,就认定他是杀人犯呢?”

李新国满脸怒容,愤愤不平地说道:“有些人压根就没把党的政策领会对,完全是按他们自以为是的那套所谓‘斗争’来行事。想抓人就抓人,想枪毙谁就随意枪毙,想批斗谁便批斗谁,简直乱了套!”曲婷一听,神色紧张起来,赶忙抬起手,用手势示意他小点声,轻声说道:“轻点,可别让别人听到了。”

次日,李新国携妻子曲婷回到了靠山屯。刚踏入家门,兄弟们便哭哭啼啼地围了上来,哭诉道:“咱爹这么善良的人,咋就被他们给枪毙了呀!”李新国满心无奈,望着弟弟们,一时竟不知该如何言语。这时,李广仁的大姨太,也就是李新国的亲生母亲,悲戚地唤道:“新国,你可算回来了。咱们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哟,怎么就遭了这般大难!”李新国赶忙上前,轻声安慰母亲,劝她别过度伤神,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李新国实在无法接受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被枪毙的事实,毅然来到张子恒家中。一见到张子恒,他便声色俱厉地质问:“你凭什么认定我父亲是杀人犯?你们如此草菅人命,还有没有王法?”张子恒见李新国突然到访,心里“咯噔”一下,暗自思忖:李新国可是有名的翻译家,作家。咱们可招惹不起。他赶忙满脸堆起谄媚的笑容,解释道:“你父亲杀了刘辰光,我们也是遵照上边指示,毕竟杀人就得偿命啊。”话未说完,李新国便愤怒地打断他:“你什么都不必说了!像你这种人,就知道投机钻营,踩着别人往上爬。在你心里,党纪国法根本如同儿戏!”

 说完,李新国猛地转身,朝外走去。当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停住,转过头,直直地盯着张子恒,一字一顿地说道:“人,终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像你这样行事的人,迟早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遭受报应!”言罢,他不再停留,毅然决然地离去。

张子恒望着李新国渐行渐远的背影,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满心恨意。他暗自思忖,这帮阶级敌人果然是对失败心有不甘,稍微有点动静,就忍不住要露头。

李新国回到家中,只见母亲已被这沉重的打击压垮,病倒在床。次日清晨,母亲勉力支撑着喝了两口粥,便冲李新国摆摆手,示意他把粥端走。她气息微弱,艰难地说道:“娘怕是不行了,想去陪你爹了。唉,娘就是放心不下你们这些孩子啊。咱老李家原本也是人丁兴旺,如今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李新国母亲话说到这儿,气息愈发急促,开始大口倒气。约莫过了二十多分钟,她终于缓缓咽下最后一口气。李新国悲痛万分,“扑通”一声,重重地跪在母亲的遗体旁,悲切地呼喊:“娘啊娘,你咋就这么走了呢!” 一旁的李新家也紧跟着随着李新国跪了下来。

这时,躺在床上的李新富,因肺结核复发,本就虚弱不堪。他艰难地将目光投向母亲的方向,泪水夺眶而出。李新强似乎被这几日接二连三的变故冲击得晕头转向,整个人仿佛失了魂,他呆呆地直愣愣瞅着母亲的遗体,竟忘了流泪。

随后,李新国强忍着悲痛,将母亲安葬到父亲的坟头旁。之后,又在家里简单布置,举行了祭奠仪式。

李广仁的大管家李富的姑娘叫李翠花,她迈着迟缓的步子走进来,脑袋耷拉着,声音带着哭腔对李新国说:“大哥,俺爹也被枪毙了,眼下就剩俺自个儿孤苦伶仃的,俺都不知道该咋整。”李新国满是心疼,赶忙宽慰:“翠花,你别太伤心,俺们肯定会对你负责到底。”说罢,他扭头看向李新家,一脸严肃地交代:“往后翠花就是你媳妇,你得好生待她,一丝儿都不能慢待。她爹为咱家辛辛苦苦干活,末了还受咱爹牵连被枪毙,这可真是天大的不幸呐。”

李新家赶忙对李新国说道:“大哥,你就放心吧!俺以后肯定会好好对待翠花,俺就想给她一个安安稳稳的家。”就这样,在李新国的“包办”下,李翠花嫁给了李新家。虽说未来的日子会怎样,他们心里都没底,但李新家暗自下定决心,往后定要和翠花同舟共济,真心实意地对她好。

朝鲜战场上的局势异常严峻,战斗进行得艰苦卓绝。黄秉炎与贺成彪率领的一个师,已在无名高地上坚守了三天。按照上级指示,只要再成功阻止敌军进攻两天,任务便可圆满完成。然而,黄秉炎和贺成彪所率部队损失惨重,半数战士已壮烈牺牲。

此时,敌人又一次发起疯狂进攻。指战员们毫不畏惧,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激烈拼杀。就在这时,张国发不幸中弹。贺成彪见状,急忙大喊:“快来人,快把伤员带下去!”卫生员李玉兰和其他队员迅速冲上前,将张国发抬离战场。

张国发胸部中弹,必须尽快取出子弹。战场上条件简陋,手术只能在掩体中进行。就在准备手术时,李玉兰焦急地说:“麻药没有了!”意识有些模糊的张国发艰难地开口:“别用麻药,留给其他战友,直接给我做手术吧。”就这样,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张国发强忍着剧痛接受手术。那钻心的疼痛让他几近昏厥,双手不自觉地紧紧捏住李玉兰的手,疼得李玉兰眉头紧皱。

手术结束后,贺成彪立刻下令:“快,把他抬下去,送到后方!”于是,张国发被小心翼翼地抬走,向着后方转移。

张国发苏醒后,微微睁开双眼,有些虚弱地问李玉兰:“这是啥地方啊?”李玉兰轻声回答:“这是医院,后方的医院。你啊,可真是命大,子弹离心脏就差一公分,这条命就跟捡回来似的。”张国发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笑意,说道:“我这革命任务还没完成呢,阎王爷可不敢随便收留我。”说完,他目光看向李玉兰,又问:“你咋在这儿呢?别光守着我,去照顾其他伤员吧。”李玉兰摇摇头,认真地说:“首长特意吩咐让我守着您呢。”

张国发静静地望着李玉兰那俊俏的脸庞,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自从刘辰光牺牲后,李玉兰便来到了志愿军前线。在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张国发心中不知不觉萌生出了对李玉兰的爱慕之情。

在无名高地上,战斗依旧如火如荼地激烈进行着。黄秉炎与贺成彪成功打退敌人的又一轮进攻后,黄秉炎转头对贺成彪说道:“老贺,再有几个钟头,咱们这任务就算完成了。”贺成彪满是欣慰地回应:“是啊,咱们终于守住了阵地,没辜负首长的期望。”黄秉炎看着贺成彪,无奈地笑笑:“我这会儿想抽颗烟,兜里却没了,你那还有不?”贺成彪一拍大腿:“我兜里还有从敌人那缴获来的烟,我去给你拿。”说着,便朝着挂衣服的地方走去。

就在这时,一枚炮弹呼啸着袭来,“轰”的一声巨响过后,贺成彪应声倒下。黄秉炎心头一紧,急忙冲向贺成彪,大声呼喊:“老贺!老贺!”紧接着,他又扯着嗓子喊道:“卫生员!快来!贺师长受伤了!”卫生员们闻声,匆忙赶来将贺成彪抬上担架,一路小跑送往后方医院。

经过检查,医生发现贺成彪脑袋里嵌入了一块弹片,可就当前的医疗条件而言,这块弹片暂时无法取出。就这样,贺成彪昏迷了整整三天三夜,终于缓缓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瞧见坐在身旁的黄炳炎,有些迷茫地问道:“老黄,你咋在这儿呀?咱们不是在战场上吗?”黄秉炎赶忙俯下身子,轻声说道:“你受伤了,脑袋里有块弹片,现在还取不出来。”贺成彪挤出一丝虚弱的笑容,打趣道:“嘿,这敌人的炮弹还学会串门了,咋就专门跑到我脑袋里来了。”

1953 年,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部队陆续回国。黄秉炎是第一批回国人员,他与贺成彪被中央军委命名为二级战斗英雄,张国发被命名为一级战斗英雄。

贺成彪回国后,因伤情转业到地方工厂工作。由于他年轻时学过机械,出任靖垣市机械厂厂长。黄秉炎出任靖垣市市长,张国发出任昌阳县委书记。

在这期间,刘德顺升任靖垣市市委宣传部部长。他见张子恒斗争坚决,觉得其革命立场坚定,便提拔张子恒为昌原县副县长。

这天,昌阳县委书记张国发来到了靠山屯。他心系这里的乡亲,一到屯里,便受到大家热情洋溢的欢迎。张国发关切地询问着靠山屯这几年的状况。

就在这时,李新家急匆匆地跑到张国发面前,哭诉起来:“张书记,您走之后,张子恒硬说我父亲是枪杀刘辰光的凶手,就把他给枪毙了!”张国发听闻,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据他所知,当时并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是李广仁杀害了刘辰光。

回到县里,张国发立刻找到张子恒,严肃地质问:“你怎么能如此草率地随便杀人?”张子恒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回应道:“李广仁就是杀害刘辰光的凶手,难道不应该受到严惩吗?”张国发眉头紧皱,说道:“当时胡局长根据现场情况,已经排除了李广仁的嫌疑,你这分明是滥杀无辜!”张子恒却振振有词:“我怎么滥杀无辜了?我这是在按党的政策办事。阶级敌人一日不除,他们就会愈发猖狂。再说了,你说的那个胡局长,不就是从国民党时期过来的嘛,他的话你居然也信?”张国发毫不退缩:“有什么不能信的?他如今为新中国效力,就是我们的同志。对待自己的同志,我们理应给予信任!”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情绪愈发激动,争得面红耳赤。

张国发与张子恒激烈地争吵着。这时,张子恒脸上挂着看似耐心的神情,对张国发说道:“国发书记,这两年参加抗美援朝,人不在国内,确实不太了解当下阶级斗争的形势。如今这阶级斗争的状况,那可是相当复杂。就拿靠山屯来说,地方虽不大,可不管是明面上的,还是暗藏着的反革命分子,着实不少。咱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才行。国发啊,你得赶紧跟上形势,不然在工作中,很容易栽跟头的。”

张国发的口气也随之松缓了几分,他看着张子恒语重心长地说道:“子恒啊,我知道你抓阶级斗争,出发点是好的,这本身没什么错。但你不能一概而论,把什么人都当成反革命分子啊。咱们看待事情,得透过现象去看本质。有些家伙表面上装作一副积极革命的样子,可实际上,心里压根就没和咱们站在一条心,这种人更得仔细甄别。”

张子恒接着振振有词地说:“亲不亲,阶级分嘛。你瞧瞧李广富,他是李广仁的堂兄弟,可李广仁对他哪有半分仁慈?还不是照样剥削李广富。同样是兄弟,一个成了压榨人的地主,一个沦为被剥削的贫农,这还不明显谁好谁坏吗?国发呀,你可得牢牢记住啊,就算是亲兄弟,在阶级的岔路口,也可能走上截然不同的路,一个走向反动的反面,一个迈向革命的正道。就看李广仁和李广富兄弟俩,这表现得还不够淋漓尽致吗?”

张国发心中满是无奈,他明白,再多与张子恒讲道理也是枉然。张子恒总是用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高谈阔论着革命理论。但实际上,这种革命理论,正是他扩大阶级斗争范围,以彰显其“革命坚决”的手段。毕竟像张子恒这类“左”倾思想的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做法存在问题,反而觉得一切都是在坚定地执行革命路线 。

还是张子恒率先打破了僵持的局面,他换上一副关切的神情,开口问道:“国发书记,我听说你和李玉兰就要结婚啦?你年纪也不算小了,这事儿可得赶紧办呐。”张国发微微点头,回应道:“过两天我们就办。这刚回国,手头上的事务实在太多,忙得不可开交。”张子恒摆了摆手,接着说道:“手头事儿再多,革命工作和家庭生活都得兼顾着。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啊,就抓紧时间把婚结了。你瞧瞧我,孩子都3岁了。你也该早点成家,安稳下来啦。”

于是,在张子恒的组织下,张国发和李玉兰在县里的会议室举行了简短的婚礼。张子恒副县长代表县委先讲了话,恭祝新郎新娘结婚快乐,早日生子。一生为革命,今日结鸳鸯,这对志同道合的人终于结婚了。不得不说,张子恒的发言水平颇高。

接下来,大家吃着瓜子、喜糖,在当时,这样的婚礼已算十分隆重。张子恒兴致勃勃地提议:“现在请新娘李玉兰同志为咱们唱一首抗美援朝的歌,怎么样?”李玉兰脸颊羞红,落落大方地唱了起来:“亲爱的志愿军同志们,你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在我们遭受困难的时候,是你们支援了我们……”熟悉的旋律在会议室里悠悠回荡,张子恒带头鼓掌,大声地喊着“好”,就这样一个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进行着。

在抗美援朝期间,李新兰为慰问志愿军战士们进行演出。一次演出时,遭遇了敌机轰炸,她不幸负伤,随后被紧急送往后方医院。

在此期间,黄秉炎多次前往医院看望李新兰。当李新兰苏醒过来,满是愧疚地对黄秉炎说:“首长,我对不住你们,没能把演出任务完成好。”黄秉炎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安慰她道:“新兰同志,你已经非常勇敢了,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你的表现很棒,任务完成得不错,别往心里去。”

自那以后,黄秉炎总会频繁地来探望李新兰。日子一长,两人之间渐渐生出别样的情愫。黄秉炎戎马半生,一直没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而如今遇见李新兰,他愈发觉得眼前的这个姑娘就是自己等待的人。李新兰面对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几岁的首长,心中也不自觉产生了深深的依赖感,不知不觉间,已在心底默默爱上了黄秉炎。

回国之后,黄秉炎找了个合适的时机,正式向李新兰摊牌。他目光真挚,满含深情地说道:“新兰,我想娶你,往后咱们一起过幸福的日子。”

李新兰抬眼,望向黄秉炎那满是期待的目光,沉默片刻后,轻声说道:“我的出身不好,我家是地主。”

黄秉炎微微皱眉,语气坚定地说:“地主又怎样?地主也是人呀。只要他们积极改造,一样能成为新社会的公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份力。”

李新兰神色黯然,幽幽地继续说道:“我的父亲被枪毙了。”接着,李新兰将李广仁如何被划为地主,又怎样被上边的人认定为杀害黄辰光的凶手而遭枪毙的前因后果,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末了还补充道:“可到现在,都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是我父亲杀害了刘辰光。”

黄秉炎听闻,陷入了沉思。思索了好一会儿,他看向李新兰,认真地说道:“你父亲确实很冤枉,至于他到底有多冤,恐怕只有那些给他制造冤案的人心里最清楚。虽说你出身地主家庭,但你毅然选择了投身革命,单从这一点来看,咱们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你别顾虑太多了,咱们结婚吧。”

在黄秉炎的追求下,李新兰最终点头答应了他。其实,李新兰早在心底深深爱上了这位如兄长般的男子,满心愿意将自己的一生交付于他。

两人结婚之后,黄秉炎便陪着妻子回到了靠山屯。他怀揣着感激之情,一心要给李新兰的父母上坟磕头,感恩他们养育出如此优秀的女儿,能与自己携手相伴。

刚到靠山屯,便见一人兴冲冲地走过来,热情说道:“侄女婿,你好啊!我是新兰的二叔。听说你们结婚了,我打心眼里高兴,特意赶来道喜。”李新兰抬眼望向李广富,神色冷淡地说道:“你不是当初急着和我父亲划清界限吗?怎么这会儿又来叫侄女婿了?你就不怕沾上‘反革命’的光?”

李广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干笑两声后说道:“这不是你丈夫是革命军人嘛,我过来瞧瞧,顺便恭喜恭喜。”接着,他又看向李新兰,说道:“你如今也是革命队伍里的人了,咱们老李家可算出息了。”李新兰连正眼都没瞧他,语气坚定地回应:“出息与否,我的路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不会为了迎合谁就颠倒黑白说假话。”

回到李新兰的家中,黄秉炎一脸疑惑地问李新兰:“刚才那个人究竟是谁呀?”李新兰微微皱起眉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与不满,说道:“他是我的堂叔,以前还是我家的长工呢。那时候,我父亲待他可不薄,好吃好喝地招待着,就盼着他能多出点力气干活。可到了土改的时候,他竟昧着良心说我父亲让他吃糠咽菜,就连过节都没有肉吃。就这么颠倒黑白,我父亲被划为了地主,而他却摇身一变成了贫农。实际上,他哪有那么贫困,我父亲为了帮衬他,不仅帮他成了家,他家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就算不能说他是地主,起码也该是个富农啊,可偏偏就把他划成了贫农。”

黄秉炎听后,轻轻“哦”了一声,瞬间明白了其中缘由。他思索片刻,又说道:“听说你三哥身体不太好,咱们去看看他吧。”李新兰点头应道:“好啊,我三哥患有肺结核,整个人总是病病歪歪的,一年到头差不多都只能躺在床上。”

黄秉炎来到李新兰三哥李新富的病床前。由于黄秉炎的年纪比李新富还大些,他便直截了当地说道:“新富,你身体咋样啦?我来瞧瞧你。”李新富此前就听说李新兰结婚了,丈夫正是黄秉炎,还听闻黄秉炎为人十分不错,此刻见到黄秉炎亲自来看自己,心里满意极了。他微微颤抖着伸出手,虚弱地说道:“我现在还行,只是我这病传染,你别靠我太近。”

黄秉炎笑着摆了摆手,宽慰道:“没事的,你得乐观些。等我回去就找厉害的大夫来给你瞧瞧。”李新富听了,赶忙道谢:“谢谢了,谢谢。”黄秉炎稍作停顿,又接着说道:“这样吧,我们把你接到城里去,在城里看病也方便些。”李新富一听,赶忙推辞:“不麻烦你了,我就在家慢慢养着就行。”黄秉炎态度坚决:“那可不行,有病就得治,跟我们回去。”

安慰好李新富,黄秉炎又问李新兰:“你家还有什么人呢?给我介绍介绍。”李新兰说:“我大哥是作家,我嫂子是钢琴家,他们都在城里工作。我二哥是校长,就我三哥身体不好。我四哥现在是农民,因为地主身份,天天被人监督劳动。”

黄秉炎一听,诧异道:“他们怎么这样对待你四哥?现在已经解放了,都是农民,为啥还要监督他?”李新兰说:“我家不是地主吗?”黄炳炎说:“我看你家是书香门第,哪是什么地主?不就是田地多了点吗?”

接着李新兰又说:“我还有个母亲。”她所说的母亲就是李广仁的二姨太,“现在我们家里就靠我母亲支撑这个家呢。”

黄秉炎轻轻“哦”了一声,心中涌起更多对李新兰家庭过往的好奇,便又问道:“那之前去上坟,坟里埋着的那位不是你的母亲吗?”李新兰微微摇头,解释道:“那是我爸的大姨太,我们都管她叫大妈。大妈这人特别和善,对我们这些小辈都非常好,平日里总是吃斋念佛的。后来我父亲被枪毙,这事儿对她打击太大了,没多久她也去世了。”

接着,李新兰领着黄秉炎来到母亲面前。李新兰的母亲历经家庭诸多变故,面容染上几分沧桑,然而依稀能看出她年轻时的绰约风姿。黄秉炎瞧着李新兰,又看看她的母亲,发觉李新兰眉眼间颇有母亲年轻时的影子。

黄秉炎赶忙微笑着与李新兰的母亲寒暄了几句。李新兰的母亲神情紧张,目光紧紧盯着黄秉炎,嘴里不停地念叨:“我要好好改造,我家是地主,我一定要好好改造。”李新兰看着母亲这般模样,心中一阵刺痛,明显感觉到母亲的精神因过往之事受到了刺激。她急忙走上前,轻轻握住母亲的手,柔声安慰道:“妈,您别太难过啦,凡事都得想开点。您还有我们这些儿女呢,我们都会好好孝敬您的。”

黄秉炎同样温言安慰了李新兰母亲几句,随后提议道:“新兰,要不咱到外面走走,看看屯里如今的情况。”李新兰点头应下,二人便在屯子里漫步而行。

走着走着,黄秉炎关切地询问:“新兰,现在农民的生活状况咋样啦?”李新兰脸上浮现出笑容,说道:“现在我们搞起了互助组,大家互帮互助,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黄炳炎听后,目光坚定地说:“往后啊,就是得把农民们组织起来,这样才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人一路走着,不知不觉间,来到一座墓碑前。这座墓碑是刘辰光的,是张子恒为其树立的。黄秉炎静静地站在墓前,抬手轻轻摩挲着碑身,神情满是感慨,低声说道:“辰光啊,你从旧军队投身到新军队,本是正要大展拳脚、施展抱负的时候,却不想壮志未酬,出师未捷身先死啊。”

黄秉炎和李新兰一同给墓碑添了几把新土,黄秉炎神色凝重,感慨万分地说:“为了咱们新中国,成千上万的先烈付出了生命,他们的牺牲我们绝不能忘。”李新兰用力点头,坚定地回应:“对,我们一定要铭记他们。”

第二天,县委书记张国发和副县长张子恒听闻市长黄秉炎来到了靠山屯,赶忙匆匆赶来。张国发一见到黄秉炎,立刻神情庄重地举手敬礼,大声报告:“首长,我来看您来了!”黄秉炎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轻轻把张国发敬礼的手放下,说道:“别这么客气嘛,咱们这么多年并肩战斗,既是战友又是同志,不用这么拘礼。”

这时,张子恒也走上前,向黄秉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接着自我介绍道:“报告首长,我是副县长张子恒。”黄秉炎握住张子恒的手,亲切地说:“哦,你就是张子恒啊。你给刘辰光立碑,这可是做了件大好事,能让后代永远记住这些先烈们。”

就在这时,黄秉炎笑着对张国发和张子恒说道:“我这次回到家乡,主要是来探亲的。跟你们说,我现在可是靠山屯的女婿啦,李新兰就是我的爱人。”张国发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由衷地说道:“李新兰的确是位好嫂子,恭喜市长啊!”

张子恒听闻此言,心中暗暗吃了一惊。他心里想着:这李新兰不就是大地主李广仁的女儿吗?怎么身为市长的黄秉炎,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如此不分明,居然娶了地主家的姑娘。但这些话,他只是在心里暗自嘀咕,没敢说出口。

黄秉炎缓缓蹲下身子,伸出手从地里抓起一把土,目光中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期许,说道:“你们瞧瞧,这靠山屯的土地,黑得发亮,肥沃得很呐。这么好的土地,咱们得好好利用起来,把它打造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粮仓。不只是土地,还有这连绵的山、潺潺的水,都得合理开发利用,让它们成为造福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

黄秉炎拍了拍手上的土,直起身子说道:“明天我就得赶回市里了,市里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我去处理。现在抗美援朝已经结束,百废待兴,许多重要的工作都亟待推进。今后,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国家建设好,让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人人都能过上富足的好日子,向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奋进。”

张国发和张子恒连忙点头表示同意,对黄秉炎的话深以为然。他们赶忙表态:“您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把县里的工作做好,带领这里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随着时代形势的不断向前发展,靠山屯迎来了新的变革——成立了人民公社。为了展现新的气象与风貌,“靠山屯”这个名字也被时代的浪潮悄然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充满蓬勃朝气的“东风人民公社”。

张子恒早在土改时期便在这里工作,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入的了解,故而靠山屯自然而然成为他重点关注与主抓的工作区域。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一项新的生活模式——集体大食堂应运而生。那时,食堂每天供应的饭菜都颇为不错,种类虽算不上丰富奢华,但也能满足人们日常所需,让大家吃得踏实。一时间,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都怀揣着新奇与期待,纷纷前往大食堂用餐。每天开饭时分,大食堂里热闹非凡,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分享着生活中的点滴,仿佛这个大食堂不仅是解决温饱的地方,更成为了人们交流情感、凝聚人心的温馨场所。

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成立后,家家户户确实不用再自行生火做饭。紧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炼钢铁高潮在全国范围内热烈掀起,东风人民公社自然也不例外。为了响应号召,公社要求家家户户将铁锅、铁勺、铲子等铁制器具都上缴,用于大炼钢铁。

有一次,工作人员来到富农孔善人家中,准备取走他家的大铁锅。孔善人看着那口伴随自家多年的铁锅,满脸的心疼,赶忙阻拦道:“这可不行啊,这是我家吃饭的家什,你们不能拿走啊!我们往后还指着用它做饭呢。”

张子恒表情严肃,语气坚定地解释道:“现在大食堂都已经办起来了,吃饭直接去大食堂就行,这铁锅确实用不着了。必须拿走,这是为了咱们公社的大炼钢铁事业,也是为了国家建设,大家都得配合。”

待张子恒他们离去后,孔善人缓缓蹲在地上,心中满是愤懑与无奈,暗自思忖着:“我孔善德,平日里大家都喊我孔善人,一辈子与人为善,从未做过什么亏心事。可如今,竟然连自家的铁锅都保不住。这所谓的大食堂,到底算怎么回事?哪有这样的道理,说拿走就拿走,简直跟土匪行径没两样。” 越想越觉得心酸,他不禁悲从中来,呜呜地哭了起来,情绪激动之下,抬手狠狠给了自己两个嘴巴子,似乎想借此来发泄心中的痛苦与不甘。

大炼钢铁运动以热火朝天的态势全面展开,张子恒带领众人挨家挨户收集来的铁锅、铁盆、铁铲子等各类铁制器具,一股脑地投入熔炼。然而,事与愿违,经过一番折腾后,这些器具熔炼出来的只是一堆毫无用处的铁疙瘩,完完全全成了废铁。

面对这样的结果,张子恒却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一味地喃喃自语:“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他还坚定地表示:“我们得总结经验,继续干下去。我就不信了,还真炼不出好钢铁来!”

人们有时就是这般执拗,即便所做之事已然违背客观规律,却依旧执着地坚持。可实际上,违背客观规律行事,失败乃是必然的结局。张子恒不但未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反而还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如此一来,事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糟糕,离预期的目标也越来越远。

张子恒大炼钢铁的热情丝毫未减,他的双眼总是布满血丝,却透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那炼出的铁疙瘩,歪七扭八,毫无实用价值,但在张子恒眼中,它们仿佛是未来美好生活的基石。

同时,他又风风火火地跑到田间,对着庄稼人扯着嗓子喊道:“咱不仅要炼出好钢铁,粮食产量更得往上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咱就是要亩产万斤粮,以后家家户户粮食多得堆成山,吃都吃不完!”

在他的督促下,村民们无奈又惶恐地按照他的要求,过度密植,将种子近乎拥挤地播撒在土地里。张子恒则整日在田埂间来回踱步,时不时挥舞着手臂,大声宣讲着他那看似宏伟却脱离实际的目标,全然不顾庄稼在如此环境下能否正常生长,满心沉浸在自己幻想出的粮食大丰收的盛景之中 。

张子恒的一系列做法,终于引起了县委书记张国发强烈的不满。这天,张国发面色凝重地把张子恒叫到跟前,语气严肃地说道:“张子恒,干什么事都得讲究科学依据,你张口闭口亩产万斤,这数据从哪得来的?”

张子恒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急忙从兜里掏出一张报纸,手指重重地指着上面的内容,理直气壮地回应:“书记,您看看呐,人家别的省市都已经实现亩产万斤粮了,这可是放了颗大卫星啊!咱不能落后,也得奋起直追,放出自己的卫星!”

张国发看着张子恒那执迷不悟的样子,深知一时半会儿和他讲不通道理。于是,他决定深入群众,去听听真正有经验的庄稼人的看法。

他来到田间,找到一位朴实憨厚的庄稼汉,亲切地询问:“老哥,您种了一辈子地,就拿水稻来说,正常情况下,亩产最多能达到多少斤啊?”庄稼汉挠了挠头,思索片刻后认真地说:“书记呀,就以咱这儿的情况,水稻亩产撑死了也就是800到1200斤,这已经是老天爷赏脸,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达到的产量了,再多那可真就不现实了。”

张国发紧接着又追问:“老哥,那其他农作物最高能产多少斤呢?”眼前这位老汉,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种地行家。老汉听闻,不紧不慢地从兜里掏出烟叶,熟练地塞进烟袋锅里,掏出火柴盒,点着了火。深吸一口后,缓缓吐出一团烟雾,这才开口答道:“书记啊,不同作物的亩产量那差异可大了去了。就说咱这地界儿吧,小麦一般亩产在800 到1200斤。玉米呢,亩产大多能有1000 到1500斤。至于大豆,亩产也就300 到500斤左右。这大豆产量可不太稳定,受品种和当年气候的影响大着呢,咋折腾产量都不算高。”

张国发一边专注地听着,一边赶忙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仔仔细细地记录着老汉说的每一个数字和要点。记完之后,他又陪着老汉闲聊了一会儿,田间的氛围渐渐变得轻松起来。

末了,张国发真诚地握住老汉的手,说道:“谢谢你啊,老哥。以后要是在种植方面碰到啥问题,我还得多向您请教请教呢。”老汉憨厚地笑了笑,脸上的皱纹都挤到了一块儿,谦虚地摆了摆手:“哎呀,书记,我也就是瞎胡咧咧的,这些不过是我这么多年种地积攒下来的一点看法,当不得真。书记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为啥有些人非得喊着亩产过万呢?夸大这个数字,对他们到底有啥好处呀?”

张国发轻轻一笑,眼神中透着一丝无奈,缓缓说道:“老哥,有些人呐,是不懂种地的外行,不了解实际情况,所以才提出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咱庄稼人就踏踏实实地按照种地的规律来,把地种好,其他的,咱就别过多操心了。”

回到县里,张国发找到了张子恒,语重心长地唤道:“子恒啊,我到下面做了些深入调查,实际情况并非如你所想,亩产万斤根本达不到,这完全是自己哄骗自己啊。要是还照这样不切实际地搞下去,将来老百姓可是要挨饿的。”

张子恒一听,满脸的不服气,梗着脖子说道:“怎么就达不到?郭家屯都已经亩产8000斤了,离一万斤就只差两千斤,大家再努努力,不就能实现万斤亩产了?”

张国发眉头紧皱,追问道:“郭家屯的情况你实地去看过了?真如你所说的那样?”

张子恒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道:“好了好了,这些我不跟你争论了。”说着,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张报纸,递向张国发,“看看,这是我在市里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亩产过万 ,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张国发接过报纸,目光落在其中一段话上:“如今,全国人民正激情满怀地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我们要在短短15年的时间内,赶美超英,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前跨进共产主义的大门,这是亿万中国人民共同的殷切愿望。”

黄秉炎“啪”的一声,将报纸重重地摔在桌子上,他对秘书大说:“你去,赶紧把刘德顺部长给我叫来!” 秘书见状,不敢耽搁,匆忙应了一声便转身出去。没过一会儿,就把刘德顺带了进来。

黄秉炎气得手指都微微颤抖,指着报纸质问道:“这篇文章,是你让人发表的?它简直完全违背了客观规律!你倒是说说,亩产过万,这现实吗?能达到吗?”

刘德顺没有正面回应黄秉炎的质问,只是轻咳一声,不紧不慢地说道:“至于报纸上写的内容,确实是有那么点水分,但我觉得问题也不算太大。这篇文章可不单单是我安排发表的,省里对它也十分重视。黄市长,咱们如今不能总拿民主革命时期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了,现在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需要大张旗鼓地推进各项工作。过程中出现点偏差,这也在所难免,这不过是些枝节问题罢了。咱们当下的主要任务,是要思考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怎样更好地推进建设,同时还要纠正那些右倾主义思想。”

黄秉炎面色阴沉,厉声道:“什么叫右倾思想?你们把粮食产量吹嘘得天花乱坠。可一旦遭遇灾年,老百姓没了粮食,该如何是好?”

刘德顺依旧一脸镇定,回应道:“黄市长,如今咱们国家还不至于到青黄不接的地步。当下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空前高涨,每个村、每个屯的粮食储备都很充足。”

黄秉炎冷哼一声,斩钉截铁地说:“既然你这么笃定,那就跟我下去走一趟,亲眼看看农村的粮库里到底还剩多少粮食。”

刘德顺微微一怔,犹豫片刻后,无奈地说道:“好吧。”

黄秉炎与刘德顺一行人从靖垣市启程,径直来到了靠山屯。昌阳县县委书记张国发和副县长张子恒早已在此陪同。

踏入农村,只见农民们正热火朝天地种植庄稼。黄秉炎目光径直投向张子恒,严肃发问:“你说亩产万斤,这真能达到?”张子恒思索片刻,一本正经地回应:“黄市长,您看全国各地形势,亩产万斤已然屡见不鲜,只是咱们这儿稍显滞后。但我们定当全力以赴,务必实现亩产万斤目标。”

黄秉炎眉头紧锁,心中疑虑未消:“我始终觉得,亩产万斤近乎天方夜谭。这样,你让人把仓库打开,我要看看实际储量究竟多少。”张子恒赶忙指向仓库,赔笑道:“黄市长,您瞧,仓库堆得满满当当的,就没必要打开了吧。”黄秉炎面露不悦:“为何不能打开?”张子恒忙解释:“农民们有种说法,平时不开仓,开仓必遭殃。咱们理应尊重当地民俗习惯,您说是吧?”一旁的刘德顺也赶忙附和:“对对,子恒说得在理。要是贸然开仓,坏了这儿的民俗,影响可不好。”

黄秉炎在原地伫立片刻,权衡一番后,无奈说道:“那好吧。”言罢,众人又转往其他屯子视察去了。

黄秉炎与刘德顺将昌阳县的村镇、屯、乡视察了个遍,所到之处,情况都大致相似。结束视察,回到靖垣市后,刘德顺满是得意地对黄秉炎说道:“黄市长,您看,报纸上报道的那些内容,可没胡说八道、乱讲吧,都是实实在在的情况。”

然而,黄秉炎心中的疑虑并未因此消散,他微微皱眉,一脸严肃地回应:“我心里还是不太踏实,总觉得这里头有些问题。找个时间,我得去拜访一下农业专家,好好向他们请教请教,听听专业的看法。”

在那段推行农村吃大锅饭的日子里,情况愈发严峻,村民们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不多时,储备的粮食便消耗殆尽,农村食堂也难以为继,最终关停,农民们陷入了挨饿的艰难境地。

张国发看着这一片惨淡景象,痛心疾首,自责地说道:“咱们搞大食堂,看来是搞错了方向啊!这可苦了乡亲们。”

张子恒却依旧坚持己见,说道:“大方向并没有错。当前没有粮食,只是暂时的困难而已。我们应该看到,集体化的道路本身是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只是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了些阻碍,克服过去就好了。”

张国发目光直直地盯着张子恒,瞧着他那满嘴大道理的模样,心中满是厌烦。他没好气地说道:“都到这份上了,就连咱们这些干部都吃不饱肚子,你还敢说是暂时的困难?你自己不也天天在喝稀粥?”

张子恒脸色微微泛红,却依旧振振有词:“我现在确实在喝稀粥,但我喝稀粥,就是好让更多农民不喝稀粥啊。”

张国发气得差点跺脚,大声反驳道:“你还说为了让农民不喝稀粥,可实际情况呢?现在农民连口吃的都没有了!你倒是说说,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黄秉炎一心想要弄清楚农业生产的实际状况,便来到了省农科院,指名要找陈景威教授。农科院的一位同志看到是黄市长前来,神色略显慌张,急忙将他悄悄拉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左右张望一番后,压低声音说道:“黄市长,陈景威教授已经被打成右派了,人也下放到靠山屯去了。”

陈景威教授,是省农科院里德高望重的学者,在一次农科院举行的重要大会上,以科学家的严谨与担当,直言亩产万斤违背客观规律。谁料,这番真话却让他遭逢厄运,很快便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下放到了靠山屯。

尽管命运如此不公,陈景威教授心中的信念并未有丝毫动摇。在他眼中,靠山屯有着肥沃的土地,这让他更贴近农业生产实际,为开展农业科学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暗自笃定,哪怕身处逆境,也要凭借这片沃土,继续探寻农业科学发展的道路。

然而,形势愈发严峻起来,靠山屯已然陷入绝境,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悲惨状况。为了求生,靠山屯的乡民们无奈踏上了逃荒之路。

李新富,原本被黄秉炎接到城里治疗肺结核病,病情已有好转,却因这可怕的饥荒,身体再度被拖垮。他的弟弟李新强看着哥哥在饥饿中挣扎,心急如焚,这天,他毅然决然地走进山林,渴望能找到些可以果腹的东西,拯救哥哥的生命。

山林里,树叶在风中瑟瑟发抖,仿佛也在为这艰难的世道悲叹。李新强在山林中四处翻找,眼神中满是焦急与无助。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孔善人的姑娘孔淑梅。孔淑梅平日里就是个善良的女子,此刻看到李新强失魂落魄的模样,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怜悯,轻声问道:“新强哥,你也来寻吃的呀?”李新强抬起头,眼中满是悲戚与绝望,声音颤抖地说道:“我三哥都饿得快不行了,我实在没办法才出来找吃的,可在这山上都翻遍了,啥都没找到啊……”说着,他的眼眶泛红,声音也哽咽起来。

孔淑梅听着李新强的诉说,心中一阵揪痛。她犹豫了一下,缓缓从怀里掏出一块自己在山上好不容易寻得的东西,递向李新强,轻声说道:“新强哥,把这个拿去给你三哥吃了吧。”李新强看着递到眼前的食物,那是希望的曙光,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他抬起头,望向孔淑梅,此刻的孔淑梅,在他眼中仿佛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她那俊俏的脸颊,因饥饿略显苍白,却依旧难掩那份天生的秀丽;微微起伏的胸脯,仿佛藏着无尽的温柔与善良。李新强的心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种异样的情愫在心底悄然滋生。

李新强颤抖着接过食物,嘴唇嗫嚅着,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他凝视着孔淑梅的眼睛,那眼神里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情感——感激、爱慕,还有对未来的迷茫。孔淑梅被他看得有些羞涩,微微低下头,一缕发丝滑落脸颊。李新强不由自主地伸手,轻轻为她捋了捋头发,动作轻柔而小心翼翼,仿佛生怕惊扰了这份美好。孔淑梅没有躲开,她感受到了李新强的真诚与温暖,在这冰冷残酷的世界里,这份温暖显得尤为珍贵。

两人就这般静静地站着,山林间的风轻轻吹过,仿佛也在为他们这一刻的温情而放缓了脚步。李新强鼓起勇气,缓缓伸出双臂,将孔淑梅轻轻搂在了怀里。孔淑梅微微一怔,随后,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她顺势倒在李新强的怀里。她能听到李新强剧烈的心跳声,那声音仿佛在诉说着此刻的激动与不安。李新强紧紧拥抱着孔淑梅,仿佛想要将她融入自己的生命,为她遮风挡雨,守护她度过这艰难的岁月。

过了许久,两人松开彼此,目光交汇,无需言语,他们似乎已经读懂了对方心中的千言万语。孔淑梅微微红着脸,轻声说道:“我们找个更隐蔽的地方吧,别让人瞧见了。”李新强点点头,牵起孔淑梅的手,两人朝着山中的小树林走去。

在小树林里,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光影。他们找了一处较为隐蔽的地方坐下,相互依偎着。李新强轻声诉说着自己对未来的担忧,对哥哥病情的焦虑,孔淑梅则静静地倾听着,不时安慰他几句。她的声音如同山间的清泉,流淌在李新强的心间,让他原本慌乱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两人分享着彼此的心事,在这艰难的时刻,他们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愈发深厚。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正当他们沉浸在这份温情之中时,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打破了山林的宁静。原来是民兵巡逻到此。民兵们看到李新强和孔淑梅从树林里出来,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眼神中透露出异样的神色。其中一个民兵面露凶光,上前大声呵斥道:“你们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还不老老实实的,居然互相勾结在一起,搞这种伤风败俗的事,破坏乡里的风气,跟我们走一趟!”

另一个民兵则眼神猥琐,色眯眯地盯着孔淑梅,不怀好意地说道:“你跟他这个地主家的,能有什么好日子过,还不如跟了我呢,我可是贫农。”说着,他竟伸出手去摸孔淑梅的脸。李新强见状,心中的怒火“噌”地一下燃起,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用尽全身力气给了那个民兵一拳。民兵被打得一个趔趄,恼羞成怒,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但李新强终究寡不敌众,很快,两个民兵就将他们俩死死地按住,强行押往队部。

李新强和孔淑梅被押着,脚步沉重。他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但此刻,他们心中唯一坚定的,是彼此之间刚刚萌生的那份深厚感情,无论未来如何艰难,他们都希望能携手面对。

两个民兵押着李新强和孔淑梅,走进了大队部。支部书记李广富正坐在那儿。民兵们报告:“李书记,抓到俩伤风败俗的,在林子里胡来。”李广富听到这话,脸上瞬间浮起一丝阴沉,慢悠悠站起身,眼神透着审视,在两人身上来回打量。

李广富看向李新强,漫不经心地问:“他们说的,是真的?”李新强微微低头,想到自己的地主身份,心中一阵无奈,可还是小声却坚定地回应:“我们是正常谈恋爱,有什么错?”

李广富听李新强这么一说,心想人家谈恋爱,似乎确实不好随意干涉。他说:“你们搞对象也不能搞破鞋啊。”当下,他便拿起电话,拨通了公社姜广明主任的号码。电话接通后,李广富把这边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姜广明主任在电话那头听了此事,寻思着这事儿自己也不便贸然插手。略作思忖后,他拿起听筒,给县里的县委副书记兼县长老陈拨去电话。待老陈接起,姜广明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叙述了一番。老陈听罢,又赶忙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向张国发汇报了一遍。这个老陈叫陈德阳,解放前参加学生运动并入了党。现在是昌阳县委副书记兼县长。

张国发静静听完陈德阳的陈述,随后开口道:“德阳啊,对于这件事,你心里是怎么想的?”陈德阳神情认真,缓缓说道:“年轻人谈恋爱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怎么就把人给抓起来了呢?我对他们这种极端做法很不认同,得及时制止才行。”张国发点头称是,紧接着说道:“老陈啊,你说得太在理了。恋爱本就是你情我愿,怎能因为出身就随便抓人呢。”

陈德阳县长马上给公社姜广明主任打了电话。他说道:“广明啊,你告诉靠山屯的人,把他们放了。不要动不动就搞阶级斗争那一套,这种做法很容易挫伤人的积极性,也会使大家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怀疑,我们绝不能搞极左那一套。”

 姜广明接到县长的电话后,他说:“好,县长,我马上就把人放了。对于他们这种做法,我也看不惯,要不然我也不能向你汇报。”陈德阳说:“你通知李广富把人放了。”姜广明说:“好好,我这就通知。”公社主任姜广明就给李广富打了电话,让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搞抓人的一套,把人给放了。李广富一听公社里让放人,他脑子一转,不行,我可不能随便放人。于是他给县委张子恒副县长又打了电话,添油加醋的说了一番,说他俩在小树林里搞破鞋,那个放荡劲,简直是向我们贫下中农挑衅。

 张子恒接到李广富的电话,听完汇报后,严肃说道:“人不能放,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们这不只是向我们贫下中农挑衅,而是想要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

李广富接到张子恒的指示,立刻转身对民兵说“把李新强和孔淑梅关进小黑屋!”

李新富已经好几天几夜没吃东西了,他本就患有的肺结核,病情愈发严重,咳嗽一阵接着一阵,停不下来。全家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他们眼睁睁看着李新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家人都慌了神,手忙脚乱的,感觉李新富的生命似乎即将走到尽头。而李新强好不容易在山上寻到能吃的东西,可因为被批斗,还被关进小黑屋,没办法及时拿给李新富。此刻,李新富仍大口喘着粗气,生命迹象愈发微弱。

最终,李新富还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溘然长逝,全家人悲痛欲绝,顿时慌作一团。他们打算为李新富操办丧事,然而李新强此时还被扣押着。而向来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李广仁二姨太,这次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积攒已久的愤恨。她匆匆赶到昌阳县,找到县委书记张国发,声泪俱下地诉说着李新富因没有食物,病情加重,最终病饿而死的悲惨遭遇。同时,她也悲愤地提及李新强仅仅因为谈恋爱,就被污蔑作风不好而被关押起来。她边说边哭,情绪愈发激动,质问道:“口口声声说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这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张国发找到陈德阳问:“陈县长,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人谈恋爱就被当成坏分子抓了起来?这还有没有家法国法了?”陈德阳说:“我告诉李广富把人放了?怎么他没放人?”

张国发对陈德阳说:“走,咱们去找找张子恒。”张子恒正在屋里喝着茶水、看着报纸。这时门开了,他看到张国发和陈德阳走进来,就感觉到有什么大事。张国发开门见山地说:“人家谈恋爱,你怎么随随便便抓人?”张子恒说:“啊,你是说李新强这事吧?李新强和孔淑梅,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富农。他们对无产阶级不满,在山林里搞破鞋,这是什么行为?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难道能原谅吗?不抓起来吗?”

张国发面色严肃,严厉地向张子恒质问道:“这里解放前都没出现过饿死人的情况,可万万没想到,解放之后竟然发生饿死人的事!你整天忙着炼钢铁、放卫星,结果呢?仓库里一粒粮食都不剩。你说,你这难道不是犯罪吗?”张子恒听后,羞愧地低下了头,一声不吭。

张国发又接着问张子恒:“你把李新强和孔淑梅关在哪里了?赶紧放出来!”张子恒赶忙向李广富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去放人。

就在这时,李新强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家。看到三哥已经离世,他一下子扑了上去,悲痛万分地哭诉道:“都怨我呀,三哥!淑梅都已经帮我找到了吃的,结果硬是被他们给没收了。你到死都没吃上一口啊……”

陈德阳走上前,轻轻拍了拍李新强的肩膀,安慰道:“你别太难过了,你三哥的后事我们会帮你料理。” 说完,陈德阳转头面向李广仁的二姨太,说道:“杨女士,您放心,也请相信我们。您儿子的丧事就交给我们来办,一定会办得让您满意。”因为李广仁的二姨太姓杨,所以陈县长这样称呼她,以表尊重。杨女士微微点头,说道:“行,行,就按你说的办,给组织添麻烦了”

张国发转而吩咐陈德阳:“你给公社主任姜广明打电话,让他通知靠山屯所有人都来。我倒要让大家看看,这所谓亩产万斤的实际效果究竟怎样。人都饿死了,仓库里却没粮食,那说好的万斤粮到底在哪呢?”

在村子的一片空地上,李新富的追悼会冷冷清清地举行着。

村民们面色蜡黄,神情悲戚又带着几分麻木。解放前,这屯子虽说日子穷苦,但好歹没出现过饿死人的惨况。可如今搞大锅饭,却活生生饿死了十四五个人,李新富便是其中之一。

张国发站在人群前,望着那卷着李新富的破草席,满心愤慨。他提高音量,声音在寒风中颤抖:“乡亲们都看看呐,解放前咱都没饿死过人,可现在呢?搞大锅饭,说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结果呢?咱们屯饿死了十四五个人啊!”

人群中传出阵阵压抑的哭声,有老人抹着眼泪喃喃:“这日子咋就过成这样了……”

“全屯的壮劳力,为了活下去,都出去逃荒了。家里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地也没人种,粮食越来越少,人就这么一个个没了……”陈德阳也一脸沉痛,话语中满是自责。

李新强双眼红肿,死死咬着嘴唇,“我三哥就这么没了,那些承诺的好日子呢?粮食都去哪儿了?”

张子恒站在一旁,低着头,仔细听着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讲话,也看村民们都什么反映,他要从中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这场追悼会,只有寒风的呜咽和村民们的悲伤。仿佛在诉说着这个时代下屯子里的苦难与无奈,揭露着那些在“大锅饭”推行过程中被忽视的问题。

陈德阳站在全村人面前,诚恳且大声地说道:“乡亲们,你们如今日子过得如此艰难,我这个县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我工作没做好。从现在起,我们要调整工作方向,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按照工分来换算。各家各户可以发展一些畜牧业,填补生活所需。咱们这儿本是生产水稻的地方,可直到现在,村民们却吃不上大米,这都是我工作的失误。只有改变咱们村现在的面貌,那些外出逃荒的劳动力才会回来。我在这儿向大家许个愿,供销社从明天起,进一些锅碗瓢盆,把过去从你们手中没收的东西,按照进价卖给你们,以弥补我们工作中的过错。”

李新强和孔淑梅成婚之后,孔善人的心情可谓是五味杂陈,又惊又喜。惊的是李新强家成分是地主,我家是富农,在那个特殊时期,他满心担忧上头一旦下来找什么麻烦,自家恐怕会无端惹上事端,陷入困境。喜的是李新强为人踏实勤劳,品行端正,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小伙,孔善人打心底觉得女儿孔淑梅嫁给他,后半辈子的幸福算是有了着落。孔善人就在这两种情绪的交织下,内心仿佛被无数丝线缠绕,矛盾重重,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孔善人沉浸在心事之中时,李新强和孔淑梅回来了。只听“吱呀”一声,门被推开,孔淑梅脆生生地叫了声:“爹。”正胡思乱想的孔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一哆嗦。他定睛一看,见是女儿,忍不住嗔怪道:“你们俩咋这么悄没声儿地就回来了,吓我一跳。” 孔淑梅身后,跟着女婿李新强。孔善人疑惑地问道:“你们今天咋回来了?” 孔淑梅俏皮地凑到他耳边,轻声说道:“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就要当姥爷啦。”

孔善人一听,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激动得一下子站起身,满脸喜色地念叨着:“我孔善人要有外孙了!我孔善人有后了!哎呀,真是祖上积德啊!不愧是我爹给我起的好名字,积德行善啊,还是我为人善良有德行啊!怪不得大伙都叫我孔善人呢。虽说咱家被划成富农,可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如今女儿要当妈妈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即将升级当姥爷的幸福之中。

 孔善德的顾虑不是多余的。李新强和孔淑梅结婚后,张子恒便暗自思忖:鱼找鱼,虾找虾,这地主家的人和富农的姑娘结婚了,看来他们还留恋过去作威作福的日子,我得提高警惕,他们结婚也好,更便于我对他们进行监督。

 张子恒于是给李广富下达指示。要派重活、苦活给李新强和孔淑梅,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好好接受改造。李广富接到指示之后,放下手中的活计,找到民兵队长。把上面的指示说了一下,接着又忙乎去了。李广富不愧是当过打头的,这干起农活来还真是像模像样。社员们都夸奖李广富是和贫下中农心贴心的好书记。

李广富总是有意刁难李新强和孔淑梅,变着法子给他们安排最为繁重的活儿,可记工分的时候却给记最低的。

就在这一天,烈日高悬,李新强在田间挥汗如雨,正艰难地劳作着。此时,大队部的广播里悠悠传出《社员都是向阳花》那熟悉的旋律。然而,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已让李新强体力达到极限,只见他身子一晃,重重地摔倒在麦地里,整个人扑在了那片庄稼地上。一旁负责看管的民兵见状,大声呵斥道:“你在这儿磨磨蹭蹭干什么,装模作样的,赶紧给我起来干活!”

李新强咬着牙,艰难地从地上挣扎着爬起,双腿发软,还没来得及站稳身形。那凶神恶煞的民兵二话不说,一个箭步上前,猛地举起枪托,狠狠朝着李新强砸去。同时,嘴里还骂骂咧咧:“你少在这儿给我装蒜!别以为能蒙混过关,赶紧给我好好干活!怎么,你还幻想着自己是以前那些作威作福的地主家少爷呢?在这儿,就得老老实实听指挥!”

孔淑梅远远瞧见这一幕,眼中瞬间燃起愤怒的火焰,心急如焚地朝着这边飞奔过来。她冲到近前,直视着那民兵,大声质问道:“你究竟凭什么打人?!”

那民兵斜睨着孔淑梅,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阴阳怪气地说道:“嘿呦,这地主婆还敢跑过来找茬儿呢,怎么,你是皮痒了,想找揍是吧?”

孔淑梅毫不畏惧地迎上对方的目光,斩钉截铁地回怼:“你敢!”然而,话刚出口,那民兵根本不容分说,扬起枪托,用力朝着孔淑梅砸去。伴随着一声闷响,孔淑梅身形一晃,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孔淑梅重重地倒了下去,没过一会儿,殷红的血顺着她的腿缓缓流了出来。一旁的李新强目睹这一幕,惊恐万分,扯着嗓子大声呼喊:“救命啊!快来人呐!”

听到呼救声,几个正在附近劳作的农民赶忙放下手中农具,匆匆跑了过来。他们看着倒在地上痛苦呻吟且下身流血的孔淑梅,又怒视着那民兵,纷纷质问:“你难道没看到她怀孕了吗?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 说罢,众人不敢耽搁,急忙找来一辆板车,小心翼翼地将孔淑梅抬上车,一路疾行送往医院。

好在送医十分及时,就在当天夜里,孔淑梅早产了。产房里气氛紧张,所有人都揪着心。最终,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婴儿平安诞生,医护人员如释重负地宣告婴儿保住了。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妇,也算是在无尽阴霾中迎来了一丝曙光,堪称不幸中的万幸。

李新强守在孔淑梅的病床边,双眼满是心疼与愧疚。他轻轻握住孔淑梅的手,声音微微颤抖:“淑梅,都怪我,让你跟着我遭这么大的罪……”

孔淑梅脸色如纸般苍白,虚弱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她吹倒,她微微张开干裂的嘴唇,有气无力地说道:“还好,咱们的孩子平安来到了这个世上。新强,你来给孩子起个名吧。”

李新强沉思片刻,目光坚定又带着几分感慨道:“要不就叫李苦娃吧。”孔淑梅微微皱眉,语气虚弱却透着不满:“这名字听起来既不好听,感觉也不太吉利啊。”李新强轻轻握住孔淑梅的手,神色认真地解释:“淑梅,咱给孩子取这个名,是想让他永远记住咱俩吃的这些苦。别看现在这名字普通,说不定将来,这名字能变得响当当的,成为咱孩子的独特标志,时刻提醒他珍惜生活。”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央认为北疆省委书记刘建葵思想呈现右倾保守态势,因而对其提出批评。刘建葵在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上,接连进行了三次深刻检讨,方才勉强过关。

而北疆省副省长邓翔亭,因始终坚定地反对诸如“亩产万斤稻”这类浮夸不实的说法,直言其“毫无实际依据,纯粹是在吹牛皮”,结果遭到了不公平的批判。批判过程中,他被强行扣上了“漏网大右派”等多达10余种政治帽子,最终被无情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亩产万斤”是19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出现的虚假农业高产宣传,属于“浮夸风”的典型表现。这种脱离实际的宣传对国家造成了多方面影响:农业生产受损:虚假的高产数据误导了决策,导致对农业实际产量的误判,影响了粮食征购和分配,同时也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秩序。

经济失衡加剧,过度强调粮食高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生产规律和客观条件,挤占了其他农作物种植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加剧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失衡。

社会信任受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宣传,使得部分群众对相关政策和信息产生质疑,对社会公信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浮夸风”主要出现在1958年前后的“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导致虚报产量、盲目蛮干等问题严重。针对这一情况及当时经济出现的困难,中央从1960年开始逐步纠正,核心是通过调整政策恢复国民经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此外,中央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纠正农村中的“共产风”“浮夸风”,解散公共食堂,恢复农民自留地等,逐步扭转了经济困难局面。

在靠山屯,曾经为了生计无奈外出逃难的乡亲们,听闻政策的转变,心中燃起了希望,纷纷踏上归乡之路。

原来,按照陈德阳传达的新政策,村民们被允许拥有自留地,还能够开展家庭副业。这一改变,让靠山屯的生活有了全新的生机。有了自留地,村民们可以根据自家需求种植各类作物,解决部分口粮与蔬菜问题;家庭副业的开展,诸如养鸡、养鸭,养鹅、养猪等,更是为村民们开辟了新的增收途径。整个靠山屯仿佛从沉睡中苏醒,日子一天天普遍好了起来,欢声笑语重新回荡在这片土地上。

随着各项政策的调整,靠山屯的情况逐渐好转,村民的生活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县长陈德阳一直心系着这片土地,在听闻靠山屯的变化后,决心更深入地去了解实际情况。

这一天,他轻车简从,亲自来到了靠山屯。一路上,他的目光透过车窗,仔细打量着沿途的景象。只见田间地头,村民们正忙碌而有序地劳作着,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

一踏入靠山屯,陈德阳就感受到了这里与以往不同的氛围。他穿梭在村子的街巷里,与村民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想要切实看看靠山屯的日子究竟过得怎么样了。

在靠山屯,老乡们将陈德阳围在中间,热热闹闹地唠起了家常。陈德阳面带微笑,目光真诚地看着大家,说道:“乡亲们,咱们现在情况好转了,还可以更进一步。我琢磨着啊,咱们可以扩大农村的经营模式,我有个想法,想在咱靠山屯搞包田,也就是包产到户的试点。这样做呢,就是想让咱村子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社员们一听,先是一愣,紧接着眼中满是惊喜。等反应过来可以包产到户,都兴奋得不行,纷纷高兴地鼓起掌来,掌声热烈而持久,在村子的上空久久回荡,仿佛在诉说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

陈德阳与乡亲们亲切地唠着家常,气氛融洽而热烈。说着说着,他顺手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熟练地点上,深吸一口后,感慨地说道:“咱们社员都是踏实勤劳的好社员呐!只要上头有好政策,大伙肯定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话毕,他不经意间抬头望去,瞧见在田地不远处,有个人头戴草帽,正蹲在那儿。不知此人在忙活些什么,好奇心起,陈德阳便抬脚朝那边走去。

待到跟前,他温和地喊了一声:“老乡,你在忙啥呀?”那人闻声缓缓抬起头来,望向陈德阳。这一看,陈德阳不禁吃了一惊,脱口而出:“这不是陈景威教授吗?”接着赶忙问道:“陈教授,您在这儿干啥呢?”陈景威赶忙摆了摆手,神色有些落寞,低声说道:“可别再叫我陈教授了,我如今是右派,正在接受改造呢。你就喊我老陈吧,别因为称呼影响到你。”

陈德阳只好顺应他的意思,关切地开口说道:“老陈,你在忙什么呢?” 目光落在对方身上,满是关切,想了解他现在的生活情况。

陈景威抬起头,指了指脚下的土地说道:“我在研究咱这的土地呢。你瞧,土地产出会受到土壤肥力、气候条件、农作物品种还有种植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咱这儿冬季漫长,一年就只能种一季庄稼。不过好在土地肥沃,要是能运用好的种植技术,一亩地增产个一百斤甚至一百五十斤,那效果就相当显著了。之前那些说亩产万斤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就是夸大其词的宣传。实际上,在农业生产里,想要提高产量,得依靠科学技术,还得进行合理的管理,并且这都得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才行。”

陈德阳赶忙说道:“那就照你说的办,就按你的法子来研究。咱做事情就得讲科学,我全力支持你!”

陈景威却一脸忧虑,摇头说道:“可我现在是右派身份,只能偷偷摸摸地搞研究。你支持我,恐怕会受到牵连啊。而且,搞研究哪有那么容易,需要资金、物资等各种东西,你怕是也没办法帮我解决这些。”

陈德阳听后,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唉,这确实是个难题。”

陈景威苦笑着,语气中透着几分无奈与坚定:“没办法,我也只能瞅着空儿,在这地里偷偷做研究了。”

陈德阳和陈景威又聊了几句,“老陈,加油干!”陈德阳拍了拍陈景威的肩膀。

“唉,我尽力,就是条件有限。”陈景威无奈地摇头。

两人就此别过。陈德阳一转身,对身边的乡亲们说:“大伙都好好干,包产到户这政策,肯定能让咱日子红火起来!”陈德阳提高了音量。

乡亲们笑着回应,“县长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干!”

陈德阳应着,转身几步走到停在田边的吉普车前,拉开车门坐进去,车子发动,朝着县里开去,一路尘土飞扬。

陈德阳一回县里,便立刻去找张国发。见到张国发后,他说道:“国发啊,陈景威即便身处困境,还一心想着研究水稻,这份对科学的执着,真叫我深受触动。”

张国发听了,不禁感慨:“这么优秀的人,咋就被打成右派了呢?难道那些左派都只是光喊口号不做事的人吗?”

陈德阳赶忙指了指隔壁副县长张子恒的屋子,眼神示意张国发小点声。张国发心领神会,微微一笑,随即拿出象棋摆开,说道:“来,咱俩下一盘。”

陈德阳见状一愣,诧异道:“这节骨眼上,你咋还有心思下象棋呀?”

张国发狡黠一笑,解释道:“下象棋就是打个掩护,咱们可以边下边谈工作嘛。”

张国发满是深情地看向陈德阳,诚挚地说道:“老陈啊,你可真是我难得的好搭档,为了工作尽心尽力,做了这么多实事。你瞧瞧,现在靠山屯社员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生活有了明显的起色,这可全是你的功劳啊!”

陈德阳谦逊地摆了摆手,说道:“我不过是依照党的政策来办事罢了。而且,工作能顺利推进,离不开你的支持啊。要是没有你,哪有做不好的工作?”

张国发微微皱眉,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提醒道:“话虽如此,可工作中还是得小心为妙啊。有些人就喜欢在背后搞小动作,得提防着他们给你乱扣帽子。”

陈德阳神色坚定,目光坦然,语气铿锵有力地回应:“我做事向来问心无愧,他们愿意扣什么帽子,那就随他们去吧!只要能为乡亲们谋福祉,我什么都不怕。”

陈德阳一脸欣慰地说:“这次在靠山屯搞的试点,效果显著,看来很成功。我琢磨着,可以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开来,让更多乡亲受益。”

张国发听闻,立马点头赞同,语气中透着兴奋:“好啊,这主意太棒了!咱们得赶紧组织,召开一个全县大会,把各个公社的负责人都召集过来,好好商议这件事。”

全县大会迅速拉开帷幕。陈德阳站在台上,目光坚定地向台下一众公社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说道:“各位同志,这次咱们在靠山屯搞的包产到户试点成效显著,我号召各公社和村民们都积极推行包产到户,同时大力发展养殖副业,大家齐心把日子越过越好!” 台下众人纷纷点头,对这一举措表示赞同。

然而,就在这时,张子恒却微微皱起了眉头,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满和不快。

会后,张子恒赶忙找到陈德阳,一脸严肃地说:“德阳啊,你推行这个包产到户,我觉得太过冒险了。咱们共产党一直秉持的是全民富裕的政策,之前搞土改,把土地分给大家,就是为了让大伙走上富裕之路,可你现在怎么又把土地以这种方式给出去了呢?”

陈德阳神色平和,耐心解释道:“子恒,这并非是把土地直接给他们,而是包给他们。如此一来,粮食丰收后,村民们一部分交给国家,保障国家需求,一部分自己留下,满足自身生活所需,这不正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张子恒听了陈德阳的解释后,脸色依旧凝重,冷哼一声道:“哼,你是县长,你说了算。但我得把话撂这儿,这事儿风险大得很,搞不好就是背离路线!我坚决保留意见。”说罢,他猛地转身,脚步匆匆,那挺直的脊背透着固执与强硬,仿佛在无声抗议陈德阳的决定,带着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准备找机会继续为自己坚持的“真理”和理念“战斗”。

由于李新强是地主身份,总是被分配最重的活儿,却只能拿到最低的工分。这天,李新强感冒,身体实在有些撑不住了,难受劲儿直往上涌。

恰巧,李广富瞧见了,这次竟难得地“照顾”起来:“那你就去稻田插秧吧。”

李新强拖着虚弱的身子来到稻田。刚把腿伸进田里,一股凉飕飕的感觉瞬间袭来,冻得他一哆嗦。紧接着,腿肚子猛地转起筋来,双手也好像不听使唤了一般。即便如此,他还是咬着牙坚持插秧,可终究没能插齐。

李广富见状,脸色一沉,大声呵斥道:“你怎么回事?不好好插秧,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搞破坏的!”

李新强有气无力地解释:“我真的有病,身体不舒服,所以才没插好。”

李广富根本不听,怒目圆睁:“什么有病,我看你就是装病,想逃避改造!”

话音刚落,两个负责看管李新强的民兵走了过来。其中一个二话不说,抄起枪托就朝李新强怼了过去,恶狠狠地说:“怎么,书记的话都不好使了?你还敢对抗?”

李新强被枪托击中,疼得倒抽一口凉气,下意识地捂住被打的地方,身体慢慢蜷缩起来,委屈地喊道:“你怎么打人呢?”

那民兵不仅没停手,反而又抬手狠狠扇了他一个嘴巴子,骂道:“打的就是你这种不接受劳改的东西!”

李广富看到这一幕,假惺惺地摆摆手,说道:“行了行了,算了。他毕竟是我本家侄,让他下回注意就行了。”

孔淑梅有个弟弟,唤作孔树春。虽说他年仅十来岁,却生性仗义,骨子里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当他瞧见姐夫李新强无端挨打,顿时怒从心头起,二话不说,拔腿就冲了过去。到了跟前,冲着那个动手打人的民兵,抬腿就是一脚,大声吼道:“我让你欺负人!”

那民兵压根没料到,一个小毛孩竟敢踹他,顿时恼羞成怒。只见他猛地站起身,抄起枪托,照着孔树春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这一下力道着实不轻,孔树春的额头瞬间鲜血直流,身子一晃,差点摔倒。

李广富一见孔树春脑袋被打出了血,心里“咯噔”一下,赶忙摆了摆手,示意那个民兵赶紧躲开。

这时,一直以来唯唯诺诺的孔善德再也忍不住了。他气得浑身发抖,怒气冲冲地径直走到李广富面前,大声质问:“你们凭什么打人?还有没有王法了!”

孔淑梅也红了眼,悲愤交加地说道:“大家都是一个屯子里的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们怎么能总下这么狠的手打人?你们到底还讲不讲道理?”

民兵打人这事儿迅速传到了县里。县委书记张国发和县长陈德阳听闻后,立刻坐上吉普车,一路疾驰赶来。

吉普车刚一停稳,两人便匆匆从车上下来,径直走到李广富面前。张国发面色严肃,质问道:“这枪不是都统一收回去了吗?你们怎么手里还握着枪?”

李广富有些心虚,嘿嘿笑着解释:“嗨,我们就想着拿枪壮壮威风,里面没装子弹。”

陈德阳眉头紧皱,严厉地说:“没子弹也不行!枪只能由武装部管理,必须全部收回去。”说罢,他快步走向大队部办公室,给武装部长拨打电话。

没过多久,武装部长便开着车,带着几个人匆匆赶来。他们依照规定,将枪全部没收,一场风波暂时得以平息。

张国发拿眼睛瞅着李广富,大声问:“上头早有指示,让把枪支都交上去,你们为啥不交?”

李广富眼神躲闪,嘟囔着:“有些领导说,我们这儿不太平,阶级斗争复杂,坏人多,所以没让交。”

张国发一听李广富说的“有些领导”,就知道是张子恒。

陈德阳也凑过来问李广富:“你天天组织民兵巡逻、监督人,他们不用干活吗?”

这时,孔树春指着民兵和李广富说:“他们就天天监督我们,给自己记最高的工分。天天好吃懒做,像二流子一样,还动不动给我们扣大帽子、打人。”

李广富听孔树春这么说,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陈德阳直接说:“把民兵解散了,以后都得参加生产劳动。不参加的,不给工分。”

1962年。靠山屯迎来有史以来的大丰收。麦浪翻涌,像是金色的海洋,每一株麦穗都沉甸甸地垂着,饱满而诱人,这是靠山屯里一年中最喜悦的丰收时刻。张国发书记,陈德阳县长,张子恒副县长亲自来到靠山屯帮农民收粮食。

李广富站在田埂上,脸上都笑成了一朵花,他粗糙的大手轻轻抚过麦穗,喃喃自语:“今年这收成,可多亏了老天爷照应,也多亏了毛主席和刘主席带领得好啊!”一旁的青年农民:“队长,咱这收了这么多粮食,咋也得挑些最好的,送到北京去,让毛主席和刘主席也尝尝咱们的心意!”李广富重重地点点头:“对,对,就该如此!”

李广富说的是真心话,他对共产党毛主席那是朴素无华的感情,而张子恒一听,这主意不错,他赞成地说把最好的粮食送到北京去,让毛主席刘主席高兴。陈德阳县长说:“那你和李广富去送吧”

张子恒和李广富忙活起来,他们精心挑选着颗粒最饱满、色泽最金黄的麦子,装了满满两大袋。一路上,他们换乘了好几趟车,历经颠簸,终于抵达了北京。站在宏伟的北京城,看着周围的一切,李广富和心中满是敬畏与激动。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把这饱含着深厚情谊的麦子送到了指定地点。离开时,李广富一步三回头,眼中满是不舍与眷恋,他在心中默默念叨:“毛主席,刘主席,希望你们能喜欢咱们的心意,也祝愿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回去的路上,李广富:“张县长,你说毛主席和刘主席收到咱们的麦子,会是啥反应啊?”张子恒笑着说:“他们肯定会高兴的,因为这是咱老百姓的一片真心呐!”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拉长了他们的身影,他们带着满满的喜悦,踏上了归乡之路 。

李广富和张子恒从北京回来以后,显得精神气爽,特别是李广富。把到北京当成了他吹嘘的本钱,村民们热情的围着他,寻东问西。有的村民问,“你见到毛主席了吗?”李广富说,“见到了见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神采奕奕。他让我们好好种庄稼。鼓励我们把家乡建设的好。”村民们一听,也感动的连声高呼,“毛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李广富就是这么个吹牛撒谎的人。也不知道他吹牛撒谎这个毛病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当初土改时,他对他的堂兄血泪控诉就是吹牛撒谎,成了把李广仁打翻在地的一块石头。今天他又吹牛撒谎,把自己说的像一朵花一样。

靠山屯沸腾了。李广富风风光光地从北京归来,一踏入靠山屯,那胸脯挺得高高的,仿佛装着无尽的骄傲。他被乡亲们围在中间,满脸得意,手舞足蹈地讲述着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每说一句,都刻意提高声调,就盼着引起乡亲们更大的惊叹。

“你们是没瞧见,那北京的楼啊,一眼都望不到顶!满大街的汽车,跑得比咱屯里的马车快多了。”李广富绘声绘色地描述着,眼中闪烁着兴奋与炫耀的光芒。

他特意穿着从北京带回来的新衣裳,在人群中来回踱步,时不时整理下领口,就想让大家都看到他这一身“京城范儿”。当他提到自己去了好些重要地方,和不少“有头有脸”的人交谈过,语气里满是自得,好似自己已然不再是这小山屯里的普通村民。

突然,他像是想起什么重要事情,大手一挥,对乡亲们说道:“大伙都散了吧,都去忙自个的活儿,咱这日子还得好好过不是!”待乡亲们渐渐散去,他还站在原地,回味着刚才众人羡慕的目光,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这时候公社广播站放着“新盖的房 ,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

1965年,孔树春考出495分的好成绩,本已考上高中,然而“黑五类不宜录取”这个冰冷的盖章,彻底击碎了他上高中的梦。

失魂落魄的他回到家中,径直走进自己的屋子,随后“砰”地一声关上房门。从那之后,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再也没有出来。

孔树春的姐姐孔淑梅和姐夫李新强,听说孔树春因为出身问题不能上高中,便赶来慰问自己的弟弟。孔树春说,“我出身富农怎么了?我一没偷、二没抢的。本本分分的做个守法的农民,上个高中都不让上吗?”李新强也跟着说,“咱们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他们用手捏的泥团,动不动就给我们开批斗会。连上高中都不让上,这是什么世道啊?”

李新强的儿子李苦娃正在捉蚂蚱,这时候在田里的陈景威招呼他,说:“孩子,你过来。”李苦娃颠颠地跑了过来,陈景威问:“你怎么不上学啊?”李虎娃回答:“我们学校下午开会,就不上课了。”陈景威又问:“开什么会?”李苦娃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天天都开会。”陈景威接着问李苦娃:“你上几年级了?”李苦娃说:“我一年级,我7岁开始上学。”陈景威说:“你学习怎么样?”李苦娃说:“我学习挺好的,回回班里第一。”可他挠了挠后脑勺,又说:“可是我不爱上学。”陈景威问:“为什么?”李苦娃有些委屈地说:“同学们都骂我是黑五类狗崽子,他们总欺负我。”

陈景威轻轻摸了摸李苦娃的头,温和地安慰道:“孩子,以后要是他们再欺负你,别吭声。回到家就来找我,我能教你好多好多有意思的东西,像雕刻呀、书法呀,还有文化课,我都在行,都可以教给你。”

李苦娃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满脸惊喜地问道:“真的吗?”

陈景威微笑着点点头,肯定地说:“当然是真的,我怎么会骗你一个小孩子呢。”

李苦娃兴奋得小脸通红,开心地说道:“我可喜欢学这些东西啦,以后有您教我,我就能学到更多好多好多有趣的知识啦!”

李广仁家的大姑娘李新英,从省里的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靖垣市,成为了一名小学的语文老师。

这一天,在教室里,李新英正给同学们讲述黄继光的英勇事迹。她声情并茂,仿佛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孩子们眼前徐徐展开,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她刻画得栩栩如生。孩子们听得全神贯注,深深沉浸在李老师所描绘的英雄世界里,对她的讲述十分喜爱。

当天上完课,校长将李新英叫到了办公室,他叹了口气,说道:“李老师,这次关于你入党的申请,很遗憾没有获批。主要原因是你的家庭出身问题,不过你千万别气馁,也别因此灰心丧气。你要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只要保持积极的态度,不懈努力,相信总有一天,你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新英坦然一笑,说:“校长你放心,我入不入党都会努力工作,不气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还把相关图纸一并带走。撤离之际,他们满脸傲慢地宣称:“没有我们的图纸,没有我们的专家,你们根本造不出弯头!”当时,各类机器都离不开弯头。听闻此言,靖垣市机械厂厂长贺成彪压根不信这个邪,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一定要带领厂里的工人造出弯头来!”

贺成彪赶忙去寻找厂里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随后又找到了经验丰富的八级大工匠张师傅,诚恳地说道:“张师傅啊,如今咱得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造出弯头来。你可是咱们厂的骨干,我就盼着能和你一起,领着大家把这弯头造出来。”张师傅听后,毫不犹豫地回应:“没问题,贺厂长,您就放心领着我们干吧!”

从那之后,贺成彪、张师傅与一众工程技术人员便开启了起早贪黑的日子,全身心投入到弯头的研究之中。

贺成彪走进了管道加工班。彼时,既无可用设备,又无现成图纸,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们选择自力更生,充分利用废旧材料。贺成彪、张师傅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们,全身心投入到技术革新中。

经过无数日夜的钻研与尝试,他们成功发明创造出合金钢高压弯头与冷压不锈钢弯头。

为了纪念这段艰苦卓绝、自主创新的历程,他们给这些凝聚着心血与智慧的弯头取名为“争气弯头”。

 黄秉炎市长听闻机械厂的工人们成功制造出“争气弯头”,特意来到机械厂,向工人们致以诚挚的祝贺。他的目光落在自己昔日的老搭档贺成彪身上,感慨道:“从战场转战到工厂,这种转变,你能适应吗?”贺成彪毫不犹豫地回答:“能适应。其实在参加国民党军队之前,我就接触过机械方面的知识。”

黄秉炎关切地又问:“你现在身体状况如何?”贺成彪自信地拍了拍胸脯,大声说道:“好着呢!”黄秉炎微微皱眉,继续追问:“那你脑袋里的弹片呢?”贺成彪无奈地笑了笑,说:“嗨,它在我脑袋里就像在安安稳稳睡大觉呢。不过,有时候它也不老实,一发作起来,头疼得厉害,我只能吃去痛片缓解。”

黄秉炎一脸担忧,认真地叮嘱:“你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咱们这儿可是老工业基地,这个厂子的兴衰,直接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你可千万不能倒下。”贺成彪目光坚定,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还是那句老话,人在阵地在。只要我贺成彪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要把厂子发展壮大!”

说着,贺成彪热情地将黄秉炎迎进了自己的厂长办公室。黄炳炎一进屋,便神情凝重地对贺成彪说道:“如今的形势着实严峻啊,你看那苏联,有人叫他们北极熊,竟这般刁难我们,觉得咱们什么都造不出来。但咱们往后必须得坚定信念,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设,造出成果来,让那些北极熊瞧瞧,咱们中国人就是比他们聪慧能干!”

贺成彪深有同感地点点头,气愤地说道:“这北极熊啊,自恃是老大哥,总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了不起,想让咱们事事都听他们的指挥。可咱们偏不买账,不听他们这一套。你看现在,没了他们,咱们不照样把事儿干得漂漂亮亮,日子也过得稳稳当当嘛!”

临近中午,贺成彪对黄秉炎说道:“走,咱出去喝两盅去。”黄秉炎摆摆手:“不去了,就在你们食堂吃就行。”贺成彪听了,呵呵笑起来:“咱哪有食堂啊?职工们都自己带饭吃,你要不嫌弃,我也带了饭,咱俩就一块吃。”黄秉炎好奇地问:“你带的啥呀?”贺成彪回答:“我带的高粱米干饭,拿小瓶装了点荤油,吃的时候拌点荤油,再倒点酱油,这么一拌,可香了。”黄秉炎一听,立马说道:“好啊,我就跟你吃这个。”

贺成彪拿出一个空饭盒,将自己饭盒里的高粱米饭拨出一半,放进空饭盒后递给了黄秉炎。接着,他拧开装着荤油的小瓶,往两份饭里各倒了一些,又滴了几滴酱油进去,拿起筷子仔细搅拌起来。很快,油香四溢的高粱米饭就拌好了,两人端起饭盒吃起来,都觉得格外香甜。

突然,黄秉炎像是想起了什么,停下手中动作问道:“你以前在国民党军队,吃得可比这好吧?”贺成彪感慨地说:“嗨,那还用说?天天大鱼大肉,还有美国的牛肉罐头。”黄秉炎又问:“自从你投诚过来,就没再吃过那些了吧?”贺成彪笑着说:“嗨,回来和老百姓一样吃粗茶淡饭,却觉得比以前香多啦。我得感谢你,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我从过去的国民党旧军官,变成了共产党的干部。还是共产党好,党的政策好啊。”

黄秉炎点头说道:“你当初投诚起义,可是立了大功。咱们靖垣古城保住了,城里那些古老建筑和文物都保住了,还避免了流血牺牲。”

李新国所翻译的惠特曼诗集《草叶集》现已完稿。他的妻子曲婷身为钢琴家,曾荣获1965年中国钢琴选拔赛第一名等诸多奖项,被赞誉为“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 。他们的女儿李瑶瑶聪慧机灵,乖巧可爱且容貌秀丽。这无疑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李新国轻轻揽过妻子的肩膀,目光温柔地凝视着她的眼睛,缓缓说道:“大家都称你为钢琴诗人,你说,是不是因为咱俩冥冥中就该在一起呀?我是个写诗的,而你是出色的钢琴家。”曲婷听了,脸上泛起幸福的红晕,开心地说道:“当初呀,我就是被你那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有你写的那些动人的诗所吸引,才爱上你的。”李新国嘴角微微上扬,轻轻吻了下曲婷,深情地说道:“你不仅钢琴技艺高超,人还如此漂亮。能娶到你,真的是我莫大的福气。咱俩呀,也算是珠联璧合,一个吟诗抒情,一个抚琴表意。

曲婷笑意盈盈,娇嗔道:“就你会说话,嘴巴跟抹了蜜似的。”李新国一脸认真,真诚地回应:“我可没说假话,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事实本就如此啊。”曲婷眼中满是爱意,轻轻地在李新国脸颊上吻了一下,轻声说道:“行啦,今天晚上呀,我好好给你露一手,犒劳犒劳你。”

李新国连忙摆摆手:“哎呀,你的手可是用来弹奏钢琴的,哪能干活呢。还是我来犒劳你吧,你就说说,想吃什么,我去做。”曲婷脸上洋溢着幸福,说道:“我是苏州人嘛,还是钟情苏州菜,你就给我做这个吧。”李新国一口答应:“好嘞!”

说罢,李新国转身走进厨房忙碌起来。不多时,便端出两盘地道的苏州菜。李瑶瑶一看到色香味俱全的饭菜,立马凑到桌前,兴奋地叫起来:“哇,好香啊!爸爸可真厉害,我觉得爸爸做的菜里都藏着诗意呢。”曲婷闻言,笑着打趣:“就你嘴甜会说话。怎么,你没从菜里听出钢琴声呀?”李瑶瑶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笑嘻嘻地回应:“听到啦,刚刚爸爸在厨房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可不就像妈妈弹钢琴的声音嘛。”一家人听了,忍不住一同哈哈大笑起来,好一个温馨的家庭啊。

李新国一家人享用完美味的晚餐后,女儿李瑶瑶跑进屋里写作业去了。李新国和曲婷默契地分工,一同收拾起饭桌,两人手脚麻利,没一会儿,屋子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敞敞亮亮。

收拾妥当后,曲婷踱步到钢琴前,优雅地坐下,双手轻轻搭在琴键上,随即,一串串灵动的音符从她指尖倾泻而出。李新国静静地倚在门框上,目光中满是深情,温柔地凝视着沉浸在演奏中的曲婷。过了一会儿,他缓缓走到曲婷面前,由衷赞叹道:“你弹得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有灵魂一般。”

月光透过窗户照进屋里,给屋内蒙上一层柔和光晕。

家中布置简单却不失温馨,木质的桌椅摆放整齐,靠墙的书架上摆满书籍,一旁的钢琴泛着淡淡的光泽。

李新国坐在沙发上,身上宽松的衣服让他显得自在惬意。曲婷从厨房走出,她解下围裙,轻轻捋了捋头发,走到沙发旁挨着李新国坐下。

李新国自然地伸出手臂,环住曲婷的肩膀,曲婷微微侧身,将头靠在他肩上。两人静静地坐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与亲密,空气中弥漫着独属于他们的温暖与暧昧。两人同时上了床。

棉被裹着两人温热的呼吸,李新国的后背贴着曲婷柔软的前胸。她的指尖无意识地在他汗湿的衬衫上画圈,能清晰听见他胸腔里紊乱的心跳。

“他们说老张的诗每行都藏着毒箭。”他的声音低低地说,“说《雪夜访梅》里的脚印是修正主义路线图。”曲婷的手掌顺着他绷紧的脊梁滑下去,摸到脊椎骨在皮肤下微微发颤。

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曲婷睫毛上镀了层银边。她忽然翻身将丈夫压在身下,发丝垂落扫过他泛青的颧骨:“你上次在文联朗诵会上,说那些意象是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她的膝盖抵在他胯间,睡衣领口滑落露出锁骨,“他们现在只看见飞天的金粉是资产阶级化妆品。”

李新国突然抓住她的手腕,指腹摩挲着她脉搏跳动的地方。远处偶尔的汽车驶过,惊起几声小鸟的啼叫。“我装病跑出来时,老张正被按在桌上写检讨。”他的拇指重重碾过她腕骨,“他们说明天要开我的批判会,让我揭发批判反革命诗人。”

曲婷低头咬住他颤抖的嘴唇,舌尖尝到咸涩的冷汗。窗外的月光突然被乌云遮住,黑暗中她听见丈夫低哑的呢喃:“曲婷,我们像不像老张诗里那对被冻住的蝴蝶?”

在温暖的被窝中,李新国神色忧虑,缓缓对妻子说道:“咱们啊,就如同那被冻住的蝴蝶,甚至还比不上它们。蝴蝶好歹有着能自由飞翔的翅膀,可如今,他们却非要逼着我去批判我的同事。我即便再微不足道,起码还留存着文人的风骨,这种事,我坚决不能做。明天我打算去医院看病,这样好歹能混过半天。”

曲婷说:“我也比你好不哪去。我们天天政治学习,说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他们批我不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思想落后。我就想,天天政治学习,就学出李斯特、肖邦了?这不是瞎胡闹吗?必要的学习是应该的。这天天搞这个学习,浪费时间,大家都没有时间练习业务了。”

李新国竖起食指抵在唇边,眼神警觉地瞥向窗外:“小点声,隔墙有耳。”他的手指在曲婷发烫的脸颊上轻轻蹭过,“这话只能烂在咱们被窝里,连你最好的朋友都不能提。”

曲婷温顺地点头,鬓角的碎发扫过他掌心。她忽然抓住丈夫冰凉的手贴在自己滚烫的额头上,声音像浸了蜜的糯米糖:“知道啦,亲爱的。”月光从褪色的蓝布窗帘漏进来,照亮她睫毛上颤动的银霜。

李新国反手将妻子裹进怀里,下巴抵着她发顶:“睡吧,明早还得去医院排队。”黑暗中,他听见曲婷均匀的呼吸声逐渐绵长,却怎么也合不上眼。远处传来东方红牌收音机播放的《赞歌》,混着此起彼伏的蝉鸣,在闷热的初秋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第二天早晨起来,李新国和曲婷夫妇准备去上班,临分别时互相嘱咐。李新国说:“他们不管说你什么,你都别吱声,就用沉默应对。”曲婷说:“我知道。那你呢?”李新国说:“我到市医院去找周大夫,给我开一个胃溃疡的报告,这样我就能应付两天。好了,你赶紧上班去吧,别迟到了。”

李瑶瑶的同学也找到瑶瑶,一同去上学。她向父母扬了扬手就和同学上学去了。

学校里同学们都放学回家了,多数老师也已离开。李新英独自在办公室,满心不愿回到那个家,她和丈夫的距离日益遥远。

她丈夫天天和她叨叨,他的单位不是这个挨批了,就是那个停职反省了。有时候还拿她的地主家庭说事。李新英却觉得两人渐行渐远,她不断检讨自己,思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何跟不上丈夫的形势。

这时,数学老师钟启明走了进来,他看到李新英独坐发呆,关切地问:“李老师,怎么还不回家呀?”李新英抬头,瞅了瞅他,挤出一丝笑容:“钟老师,我想再待一会儿。”钟启明点点头:“那我陪你待一会。”

钟启明拉过椅子坐下,犹豫了一下说:“李老师,最近我看你状态不太好,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要是不介意,说出来或许能好受些。”

李新英轻轻叹了口气:“唉,钟老师,我和我丈夫之间好像越来越陌生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对,怎么就跟不上他对革命热情的节奏了。”

钟启明微微皱眉,沉思片刻:“我觉得夫妻间还是得多沟通,可能只是暂时有些观念上的差异,说开了或许就好了。我最近也为家里的事头疼,孩子他妈总抱怨我只顾着学校的工作,对家里关心太少。”

两人在略显昏暗的办公室里,伴着窗外透进来的余晖,轻声交谈着,越聊越投机。李新英原本紧锁的眉头渐渐松开,钟启明幽默的话语不时逗得她露出难得的笑容。不知不觉间,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钟启明站起身,想要给李新英倒杯水,转身时不小心碰到了李新英的肩膀。李新英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可不知为何,并没有躲开。钟启明的手停留在她的肩膀上瞬间,仿佛时间都凝固了。两人的目光交汇,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悄然蔓延。

随着交谈的继续,钟启明情不自禁地轻轻握住了李新英的手,李新英心里一惊,想要抽回,却又像是被一种莫名的力量牵制住,没有动弹。他们都清楚这样的举动逾越了界限,可在这压抑又迷茫的时代背景下,这份突如其来的情感慰藉,让他们暂时忘却了各自生活中的烦恼与无奈。

这不经意间的肉体接触,仿佛一颗悄然埋下的种子,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土壤里,不知何时就会生根发芽,给他们日后的生活埋下深深的隐患。

1966年1月20日,除夕到了。李新国作为知名学者,平日忙于学术,难得归家,可春节一到,他必然会领着妻子曲婷女儿李珊珊回家过年。

黄秉炎身为一市之长,同时作为李家女婿,也携妻子李新兰和他们的儿子黄凯回来与家人相聚。李新英和丈夫虽貌合神离,但也带着儿子回到李家。李新家和老婆李翠花,李新强和妻子孔淑梅及他们的孩子也来了。

这一天,大家聚在一起准备吃团圆饭。李新强领着家中的小一辈,兴高采烈地来到院子里。李新强笑着对孩子们说:“过年啦,咱们先放鞭炮,热热闹闹地吃团圆饭!”孩子们兴奋地围在旁边。李成强拿起鞭炮摆好,点燃引线,“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瞬间响起,鞭炮的火花四溅,伴随着孩子们的欢笑声,为这个家庭增添了浓浓的年味。之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享用起丰盛的团圆饭。

吃完年夜饭,身为市长的黄秉炎,因市里事务繁杂,便与妻子李新兰和家里人告别,匆匆登上吉普车,赶回市里。

李新国和曲婷在家中又停留了两三天,随后也返回市里。

而李新家和李新强依旧如往常一般,继续着他们各自的生活。

1966年春寒还没退,李新英抱着教案往学校走,鞋底蹭着没化透的冻土,步子没敢慢。她蓝布褂子胸前别着枚有机玻璃毛主席像章,是丈夫托人才弄到的。

刚拐过一个街口,一个小伙子突然凑到她跟前,手快得没容她反应,指尖捏住像章别针往下一掰,攥着像章转身就窜,土路上几步就没了影。

李新英愣了愣,下意识的低头看衣襟上空着的别针印,心脏还突突跳,她抿抿嘴,把教案往怀里紧了紧,接着往学校走——课总不能误了。

李新英踏进教室,把教案往讲台上一放,抬眼扫过底下坐得笔直的孩子,声音比平时沉了些:“同学们,今天咱们学首毛主席语录歌。”

李新英清了清嗓子,先慢着调子起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脆生生的童声紧跟着飘起来,她又接上下半句:“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反复带了两遍,孩子们的声音就齐整了。

最后一遍合唱刚落,窗外的下课铃正好响了。李新英合起教案,看着孩子们蹦跳着跑出教室,才悄悄舒了口气——丢像章的慌劲儿,总算被这阵歌声压下去些。

下下班以后,李新英无精打采的回到了家。她的在教育局工作的丈夫陈亚成也刚推门进屋。他见状赶紧过来问:“怎么了?”李新英说:“你送给我的毛席像像章让人抢去了。”

她的丈夫听后,立刻不满起来。“这毛席像章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怎么就能让人抢去呢?宁可丢掉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好毛席像章。”李新英望着她丈夫陈亚成那张英俊的脸,心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当初丈夫追求她的时候是花言巧语。李新英就是因为他这张英俊的脸才嫁给的他,没想到,近两近两年两个人总是话不投机拌嘴。李新英对陈亚成说,“亚成,咱们不要天天的无休止的吵下去了。咱们离婚吧。”

陈亚成一听离婚,就有点软了下来。他想,我可不能离婚丢了这么漂亮的媳妇。陈亚成不离婚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李新英长得漂亮,很难再寻找这样的老婆。二是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件很丢人的事。一般家庭从不轻易说离婚。

就在他们拌嘴的时候。他的儿子陈小晨放学回来了,他一瞅他爸妈这架势,就吵架了。赶紧不满地说:“又吵又吵,也不知道做饭吃,我都饿了。”李新英赶忙说,“儿子,我也刚下班,刚回到家,妈这就去做。”

李新英的毛主席像章被小偷给抢跑以后,她回到家里就心情极差。她心不在焉的做好了晚饭。饭做好后,她丈夫陈亚成帮着她把饭菜端在桌子上。李新英端起饭碗吃了两口就不吃了,她感觉心情差极了,也没有胃口。她知道毛主席像有这么珍贵,她应该保存起来,说什么也不能带在身上。

李新英默默地上了床,她想上床早点休息。于是她就脱了衣服,上床准备睡觉了。不一会,她的丈夫陈亚成也坐到床上。掀开被子,进了被窝,然后他宽慰李新英说,“你还为白白天的事而苦恼啊?事过去就过去了。”说着,他把李新英搂过来。李新英抬头瞅了瞅他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没心情,哪天的吧。”这陈亚成却不答应,情欲上来,就是九头老牛也拉不回来。他使劲地掰开李新英的手,李新英使劲挣扎着,李新英见挣不开男人的手,像木乃伊一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他完成生理方面的要求后。她也没有反应,好像把屈辱埋在了心里。

在靖垣市歌舞团内,一场针对曲婷的批判大会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众人争先揭发曲婷,指责她只专注业务,对政治漠不关心。言辞逐渐激烈,甚至有人将矛头指向她的父亲,污蔑其是传统的资产阶级。

曲婷听闻这些言论,当即反驳道:“我父亲早在延安时期,便是冼星海先生的门生。他创作出诸多备受群众喜爱的钢琴曲,为艺术事业做出诸多贡献。你们又凭什么断言我们不关心政治?”

曲靖若不反驳,倒也相安无事,可这一反驳,瞬间招来更为猛烈的围攻。与此同时,靖垣市文联正召开一场批判她丈夫李新国的大会。会上,有人情绪激昂地发言:“‘我们走在黑暗的大路上/虽然踉跄/但我也不在意/坚决地往前走/ 寻找光明的未来。’这写的是什么?难道你是想说咱们社会主义国家是黑暗的大陆?李新国,这可是你说的!”

李新国赶忙解释:“我没那个意思,这只是通过诗的意象,来表达走向光明的坚定决心。”

立刻有人质问:“那你说说,难道我们社会主义不光明吗?”

李新国急忙回应:“这是两码事,艺术和现实生活,不能混为一谈。”

然而,众人并不买账,纷纷揭发李新国诗中的所谓“反动内容”,并严厉勒令他:“从明天起,不准再进行创作,必须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

“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运动迅速发展并逐步演变为全面内战,演变成了一场浩劫。

 “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大量冤案,全国陷入严重的混乱局面 。

李新国被下放到劳动改造,一天要打扫 20 多个厕所,就这样那些个激进分子也没有原谅他。这天李新国擦洗完便所,累了之后他便停下,扶着腰休息一下。这时候一个所谓的革命小将看看到后,便说他消极怠工,说他极不老实。然后召集了一些人对他进行全面的批判。从肉体上消灭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李新国被绑在大树上,这些个造反派轮流的用棍子鞭子抽打他。

李新国被按在树干上挨打的时候,二楼传来了妻子曲婷的哭喊。几个造反派揪着曲婷的头发,把她从楼梯上拖了下来,木质楼梯的棱角刮得她衣服破了好几处,刚到楼下,她就头一歪昏了过去。

“曲婷!”李新国拼命挣着麻绳,手腕被勒出的血痕又裂了道口子,可绳子缠得太紧,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躺在地上,连伸手碰一下都做不到。

“看看这俩!鱼找鱼虾找虾!”一个造反派用脚踢了踢曲婷,又指着李新国骂,“一个弹资产阶级的曲子,一个写反革命的诗,这就是对文革不满!”话音刚落,地上的曲婷轻轻动了动,刚睁开眼,就被人拽着头发拉起来,巴掌和拳头立刻落了上去。没一会儿,曲婷又昏了过去,可造反派没停手,等她悠悠转醒,新一轮的殴打又砸下来——这样醒了打、打了昏,反复了四次。

绑在树上的李新国也没逃过,有人专门对着他的伤口抽鞭子,每一下都让他疼得浑身发抖,可他的目光始终黏在曲婷身上,直到疼得眼前一黑,也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孩子的哭声把他惊醒。他费力地睁开眼,看见十二三岁的女儿瑶瑶被拽了过来,造反派手里拿着剪子,指着瑶瑶的卷发骂:“小小年纪就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烫头!”说着就揪着瑶瑶的头发剪,瑶瑶拼命挣扎,哭喊着“别剪我的头发”,可换来的是更狠的拳打脚踢,孩子的哭声混着造反派的骂声,在院子里撞得人耳朵生疼。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举着“革命”旗号动手的人,根本不认识李新国和曲婷,连他们姓甚名谁、做过什么都不清楚,却能对着两个陌生人挥起棍子、拽着头发拖拽,仿佛只要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施暴,连一丝犹豫都没有。

晚上,李新国扶着浑身是伤的曲婷,领着哭红了眼的瑶瑶回到家。推开门,屋子里翻得一片狼藉,书架倒在地上,书页散了满地,曲婷的乐谱被撕成碎片,混在破碎的瓷碗渣里。瑶瑶攥着李新国的衣角,呜呜地哭:“爸妈,他们为什么要对咱们这样啊?我没烫头,我天生就是卷头发……”

李新国和曲婷对视一眼,喉咙里像堵着棉花,怎么也答不出话。他们曾以为凭本事做事、待人诚恳就够了,却没想过灾难会来得这么突然,这么狠。

就在这时,瑶瑶的哭声低了下去,小声说:“我受不了了……爸妈,我想死。”

“死”字一出口,李新国和曲婷浑身一震,随即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点力气——这念头竟像根救命稻草,让他们在绝望里抓住了“解脱”的可能。三口人抱在一起,哭声压得极低,怕再引来外人。

哭了一阵,曲婷的声音带着颤抖,却异常平静:“新国,去把煤气罐拧开吧……咱们一家人,就这么走,也不分开。”

李新国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扶着墙站起来,一步一步挪到厨房。煤气罐的阀门“嘶”地一声被拧开,淡淡的煤气味开始在屋子里弥漫。他走回客厅,和曲婷一起,紧紧抱着瑶瑶,慢慢躺在冰冷的地上。

瑶瑶已经哭累了,靠在李新国怀里,呼吸渐渐轻了。李新国闭上眼睛,嘴里轻轻念起了惠特曼的诗,声音很轻,却一字一句清晰:“请和我一起同行,在等待着死亡……”

李新国一家三口离世的消息,如同一记重锤,砸向了李新英、李新佳和李新强。当听闻这噩耗时,他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抱头痛哭在一起。哭声里,有对亲人离去的悲恸,更有对这个疯狂时代的绝望与愤怒。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像李新国和曲婷这样的文化人,被无端迫害致死的,绝非少数。无数怀揣理想、满腹才情的知识分子,只因一篇文章、一段言论,甚至仅仅是出身,就被卷入批斗的漩涡,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李新国曾用文字记录时代的思考,曲婷以音乐抒发内心的情感,他们不过是想在文化的天地里坚守纯粹,却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李新国和曲婷,只是这无数悲剧中的一份子,他们的遭遇,是那个黑暗时期所有被压迫文化人的缩影,见证了“文革”对文化界带来的沉重灾难 。

李新兰伏在黄秉炎怀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他的衣襟上,声音带着哭腔却止不住地发颤:“秉炎,你说这叫什么事啊……我哥和我嫂子,他俩这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我哥那笔杆子,翻译的书连外国人都夸,怎么就成了走资产阶级道路了?就这么被活活折腾死……咱们这日子,到底还有没有盼头啊?”

黄秉炎搂着妻子发抖的肩膀,指尖能触到她因为哭太久而僵硬的后背,他把声音压得极低,连呼吸都放轻了:“新兰,别大声哭,隔墙有耳,让外头人听见,又是祸事。”他顿了顿,喉结动了动,语气里添了几分无力,“我这边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们已经开始找我麻烦了,说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因为你是以前地主家的女儿,说我放着穷苦大众不找,偏要娶你。你看,这帽子说扣就扣,哪管你以前做了多少实事,这就要把人往死路上逼,我这市长的位置,能不能坐得住,现在也说不准了。”

在昌阳县县委院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袭来。张子恒仿佛被打了兴奋剂一般,神情亢奋。他找到县长陈德阳,满脸堆笑地说道:“德阳啊,你这名字可得改改了,改成陈爱宁怎么样?”

陈德阳一脸疑惑,反问道:“为什么叫陈爱宁呢?”

张子恒振振有词地解释道:“热爱我们的导师列宁啊,这多有意义。”

陈德阳皱了皱眉头,坚定地说:“革不革命不在于名字,我的名字是我父母给的,我不能改。”

张子恒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语气尖锐地说:“你不改名字就说明你从内心里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你看我都改了,我现在叫张卫东,一心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张子恒接着说:“你看看你的名字,陈德阳,洋洋得意,你究竟得意什么呀”

陈德阳看着张子恒,语气尽量放缓,带着几分恳切:“子恒啊,这名字究竟是个代号,它并不能代表你革命或者是反革命。你愿意改名是你的自由,你不能强迫别人来改呀。”

张子恒脸上没什么表情,语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硬,开口打断了他的话:“我顺便通知你一下。张国发的县委书记已经被拿下来了,而且过几天就要到靠山屯去开他的批斗会。”

陈德阳吃惊地睁大眼睛:“什么?国发的县委书记被拿下了?这么大个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张子恒嘴角勾了勾,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冷意,慢悠悠开口:“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慢慢的你就都知道了。对了,以后你不要叫我张子恒,要叫我张卫东。”

李新国全家自杀之后,他母亲杨女士再也承受不住这锥心之痛,当场病倒在床。为了宽慰老人,李新兰赶忙和黄秉炎一同赶到靠山屯。一进门,黄秉炎便红着眼眶劝道:“妈,您可得节哀啊,人走了不能复生,咱们得为活着的人多想想。”可杨女士只是捂着胸口,声音发颤:“我现在……我现在什么都管不了了,这心口堵得疼,像压了块石头。”黄秉炎见状急了,忙说:“那咱们现在就去医院!”可杨女士却摇着头,执意不肯起身。眼看老人脸色越来越差,黄秉炎没再犹豫,转头对李新家、李新强兄弟俩说:“不能再等了,咱们赶紧把老太太抬去医院!”

李新兰、李新强急忙找来了一辆手推车,众人小心翼翼地将杨女士抬上车。此时天色已暗,乡间小路坑洼不平,车轮碾过碎石时的颠簸,让车上的杨女士脸色愈发苍白。好不容易赶到县医院,她早已气息微弱,眼看就要撑不住。

黄秉炎冲进急诊室,声音带着急喘:“大夫!快!老太太心脏病发作,情况危急!”大夫抬头一看是黄市长,当即放下手头的事,快步冲到病床前,立刻展开人工复苏。按压、通气,片刻后,杨女士的胸腔微微起伏,竟缓缓睁开了眼睛。

她转动着眼珠,望向围在床边的儿女,声音轻得像一缕风:“咱们家这辈子……都在积德行善,没做过亏心事……以后你们要守好这个家风,别走歪路……”儿女们攥着她的手,泪水砸在床沿,一个个用力点头。

杨女士看着他们,嘴角似要牵起一丝放心的笑意,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这样……我就放……”“心”字还没落地,她的头轻轻一歪,手无力地垂了下去,再也没了声息。

杨老太太终究没能撑过去,当她最后一口气咽下时,李新兰、李新强和李新家三兄妹僵在原地,眼泪瞬间决堤。下一秒,他们“扑通”一声齐齐跪在病床前,“妈!”“娘啊!”的哭喊撕心裂肺,一遍又一遍撞在病房的墙壁上,听得人心头发紧。

一旁的黄秉炎早已红了眼眶,他强压着喉头的哽咽,慢慢上前,伸手将悲痛欲绝的兄妹几人一一扶起。他拍了拍他们的后背,声音带着难掩的沉重:“先别太难过,得让老太太走得安心。”顿了顿,他看向李新强,又道:“新强,你先回靠山屯,把家里的屋子收拾出来做灵堂。咱们得好好送老太太最后一程。”

第二天一早,李新强家的院子里便搭起了素白的灵棚,黑布挽联在晨风里轻轻晃着,衬得周遭更显肃穆。靠山屯的乡亲们拎着纸钱、捧着香烛陆续赶来,连远房的亲戚也专程奔波而至,围着灵柩低声叹着、抹着泪,向杨老太太作最后的告别。

这时,李新英匆匆撞进院门。可当她抬眼望见灵棚中央母亲的遗像,以及缭绕的香雾里那口黑漆棺材,脚步猛地顿住,整个人像被抽走了力气。她盯着照片上母亲熟悉的笑脸,喉咙里像堵了团浸了水的棉花,半晌才颤声挤出一句:“妈……我回来晚了……”话音未落,眼泪已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脸颊滚落,“啪嗒”一声砸在身前的青砖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下午,下葬的事宜刚要着手准备,李新强却突然拉住黄秉炎,声音里满是憋屈:“您不知道,我家老坟都让张子恒给扒了!他说我们是地主成分,没为国家做贡献,不该占着地里的好位置。”

黄秉炎一听,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语气里带着火:“这怎么能行!不管是地主还是资本家,首先都是人,做人的尊严总得受尊重吧?这简直是乱弹琴,胡闹!”

李新强叹了口气,又往四周看了看,压低声音补充:“还有,张子恒说,明天要开县委书记的批斗会,已经通知我们这些地主、富农、右派,到时候都得去。”

黄秉炎顺着他的目光望向靠山屯——曾经炊烟袅袅、满是生气的村子,如今却透着股说不出的萧条,路边的老树枝桠光秃秃的,土墙根下积着没人清理的枯叶,连风刮过都带着股沉郁的劲儿,像在默默诉说着这村子里藏不住的冤屈和无奈。

第二天清晨,一辆县委的吉普车卷起尘土,朝着靠山屯驶来。车刚停稳,车门打开,率先下来的是张子恒——如今该叫他张卫东了,身后跟着陈德阳等人。最后张国发低着头走了出来。

张卫东没先管旁人,转头对一旁的李广富吩咐:“你派两个民兵,把张国发看好了,别出岔子。”交代完,他整了整衣襟,脸上堆起几分刻意的郑重,朝着黄秉炎的方向走去,扬声道:“黄市长,我来向您汇报近期的工作情况。”

黄秉炎根本没给张卫东开口汇报的机会,见他过来,劈头就问:“李家的老坟地,是你带人刨的?”

张卫东正色道:“对,是我安排的。现在咱们学大寨造梯田,那片地挡了规划,只能先平了。”

“平了?”黄秉炎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压不住的火气,“咱们这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土地肥得能攥出油,造什么梯田?你这根本是瞎胡闹!”说着,他目光扫过不远处的空地,突然瞥见刘辰光的坟头也没了踪影,脸色更沉,“张卫东,刘辰光那碑是你当年亲自立的吧?怎么现在又亲手给扒了?”

张卫东硬着头皮,找着借口:“他当初是投诚过来的,身份还没彻底摸清——谁知道他是不是见国民党要败了,才临时倒戈的?”

“是起义,不是投诚!”黄秉炎厉声打断他,一字一句纠正,“这两个词的分量天差地别,不能乱讲!”

张卫东连忙点头:“是是是,是起义。可他起义的心思不一定纯啊,他家的社会关系什么样、有没有藏着别的事,咱们都没查透,留着那坟和碑总觉得不踏实,就先拆了。”

黄秉炎盯着他,语气里满是失望与斥责:“你这人就是典型的两面派!立碑是你,拆碑也是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哪里还有半点做事的原则?”

张卫东被怼得脸色涨红,却梗着脖子强辩:“您说我阴一套阳一套也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按上级指示来的!”话锋一转,他又露出几分刻意的“热情”,“今天您来得正好,不如留下参加批斗会,批斗张国发——也趁这机会,您也好好触及下灵魂。”

黄秉炎斜睨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满是冷意,只觉得眼前这人浑身透着股说不出的阴险。他压着怒气反问:“张国发同志这些年工作勤勤恳恳,没出过半分差错,凭什么要开他的批斗会?”

“黄市长,这您还没听说?”张卫东压低声音,故意带着点“揭秘”的语气,“张国发是红卫兵揪出来的!说他是走资派,还顽固推行包产到户那一套,这不是明摆着替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吗?”

张卫东转头看向公社主任李广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广富,你去组织人,把那些地主、富农、右派还有走资派,都给我带到这儿来!”

李广富不敢迟疑,连忙点头应道:“好,好,我这就去办!”说着便快步转身,匆匆去召集人手。

没一会儿,就见一群人被押着走了过来——李新强、李新家兄弟俩走在前面,身后跟着李新强的妻子孔淑梅、李新家的妻子李翠花,还有被标为“富农分子”的孔善德,以及“右派分子”陈景威。这一小撮人低着头,被民兵看着,一步步挪到场地中央,正是张卫东口中所谓的“坏分子”。

人一到齐,张卫东便几步跳上临时搭起的主席台,清了清嗓子,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刻意营造的激昂:“同志们!大家都记着,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了,可那些不拿枪的敌人,还藏在我们身边!”

他伸手指向场下被押着的人群,语气愈发尖锐:“就说咱们靠山屯,这样的敌人还少吗?地主李新家一家子,富农孔善德,还有右派陈景威——他们一个个看着老实,骨子里全是坏水,都是不拿枪的敌人!”

说到这儿,他又猛地转向被押在一旁的张国发,音量更响:“更可恨的是张国发!身为县委书记,不仅不跟这些敌人作斗争,反倒成了他们的保护伞!所以今天开这个批斗会,就是要狠狠批判张国发的罪行,把他的问题摆到太阳底下,也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教育咱们广大贫下中农,千万别被这些敌人蒙了眼!”

接着张卫东又扬声喊道:“张国发批斗会,现在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县长陈德阳!”

陈德阳握着事先准备好的批判稿,慢腾腾走上台,手指捏着纸页微微发颤。他开口念起来,语气又僵又硬,透着明显的违心,还故意念得磕磕巴巴,念到尖锐的段落时,更是趁人不注意,悄悄跳过了好几段。没一会儿,他便合上稿子,低声说:“我、我的发言完了。”

张卫东当即皱紧眉头,语气里满是不满:“什么?那么长的稿子,这一会儿就念完了?”

陈德阳垂着眼,找了个借口圆过去:“我想着抓主要问题说就行,别在细枝末节上浪费大家时间。”

张卫东听得火冒三丈,却又没法当众发作,只能把火气憋在心里,暗自咬牙:陈德阳,你现在跟我装糊涂,等着吧,得意不了几天,过两天我就让你也被批倒,看你还怎么硬气!

陈德阳刚走下台,张卫东便大步跨到台前,他左手掐腰,右手握紧拳头,声音瞬间提得又高又亮,满是刻意的慷慨激昂:“同志们!我跟张国发在一个单位共事这么多年,他的底细我最清楚,他的问题我也最明白!”

他顿了顿说:“从土改那时候起,他心里就对咱们共产党憋着不满!前两年赶上自然灾害,靠山屯偶尔有人饿死了,他居然当着我的面嚷嚷——‘解放前都没有饿死人的,怎么今天反倒有了?’同志们,你们好好听听!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明着怀念旧社会,暗着说咱们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吗?”

说到这儿,他右手的拳头挥了挥,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愤慨”:“国民党那会儿真没饿死人?纯粹是瞎话!咱们这两年的困难,是自然灾害闹的,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他倒好,把账全算在党头上!”紧接着,他又扯着嗓子,东拉西扯地列举起所谓“罪行”,从工作上的分歧到日常里的言语,添油加醋地说了一大堆,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顺着嘴角往下掉。

这时候黄秉炎突然开口,打断了张卫东的话:“你说的这些情况,党和政府都清楚。张国发当时不过是实事求是讲了现实情况,怎么能说他把账全算在党头上?”说着,他径直走到主席台旁,拿起话筒,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今天的批斗大会,到此结束。”

张卫东愣在原地,心里想黄秉炎就是张国发的后台。他哪肯就此罢休,忙抢过话头喊起来:“慢着!大家先别走,我还有话要说!”

场下众人的目光瞬间齐刷刷落到他身上,他深吸一口气,手指着被押的人群,语气又硬了起来:“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张国发这个县里的走资派,不能就这么算了!得让他们绕场一圈,接受广大群众的批斗示众,让大家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

李新英回城后没多久就回学校上班了,这天刚走进办公室,就撞见了钟启民老师。他目光先落在她胳膊上那圈黑纱上,眼神倏地沉了沉,瞬间就明白了缘由,声音放得很轻:“新英,你要节哀呀。”李新英手里攥着教案。抬头时眼底还带着未散的红:“启民,咱俩走吧,离开这个地方。”钟启民靠在办公桌边,眉头拧着,语气里满是无奈:“全国都这样,咱们往哪去呀?”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风吹得树叶沙沙响,把这句话衬得格外沉重。

李新英的手指微微发颤,紧紧攥住钟启民的手,掌心的温度里裹着藏不住的依赖,声音带着点急促的恳求和脆弱:“启民,我现在……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你。”

钟启民反手轻轻回握她,指腹蹭过她微凉的手背,语气尽量放得温和,却也藏着几分不确定的安抚:“新英,来日方长,说不上什么时候,我们就能真正在一起了。”

这话没完全抚平李新英眼底的愁绪,她垂着眼,提起她的丈夫,语气里瞬间浸满厌恶:“可我实在不愿意回那个家,一看到张亚成那副嘴脸就恶心——白瞎了一副英俊的皮囊,为了自己往上爬,他什么事做不出来?”

钟启民左右扫了眼走廊,确认没人后,才凑近她耳边,声音压得更低,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提议:“今天我姑去外地出差了,她家里空着,晚上……咱们去那儿待着吧。”

下班铃声刚落,李新英就跟着钟启民往他姑姑家走,一路都攥着衣角,直到推开那扇熟悉的家门,屋里的灯光柔柔地漫出来,她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刚进屋关上门,李新英就像终于找到落点似的,迫不及待扑进钟启民怀里,脸颊贴着他的胸口,声音还带着赶路时的轻喘和藏不住的依赖:“启民,我现在没有什么亲人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钟启民双手轻轻环住她,掌心慢慢抚过她的后背,等她情绪稍稳,才抬手捧起她的脸,拇指擦去她眼角不自觉泛起的湿意,低头在她额头轻轻吻了一下,语气里满是渴望又掺着无奈:“我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呀。可我家那个黄脸婆,要是知道咱们俩在一起,非得像泼妇似的闹翻天不可。到那时候,咱们俩在学校就彻底待不下去了。”

屋内的灯光昏黄又柔和,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叠在老旧的木地板上。钟启民握着李新英的手,指腹反复摩挲着她掌心的纹路,像是要把这份温度刻进心里。窗外偶尔传来几声晚归人的脚步声,又很快消失在夜色里,让屋里的安静愈发明显。

李新英靠在他肩头,呼吸轻轻落在他的衣襟上,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抬起头,眼神里裹着一层细碎的光,声音轻得像怕被风吹走:“钟民,这可能是我们最后在一起了。”

钟启民的手猛地一紧,指尖掐进了掌心,却没说话,只是低头吻了吻她的发顶。空气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一声比一声沉,像是要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做完的梦,都揉进这短暂的相拥里。他轻轻拍着她的背,动作慢得像在数着时间,仿佛这样就能把此刻的时光,多留一会儿。

一时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了祖国的城市和乡村。北疆省委书记刘建葵作为本省的最大走资派,也被揪了出来,挂牌子游街示众。靖垣市市长黄秉炎也被揪了出来。靖远市机械厂的厂长贺成彪更是因为有问题,被揪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靖垣机械厂的操场被晒得冒热气,贺成彪被造反派押上台去。

“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你这勋章是伪装进步,骗来的吧?”最前面的造反派喊着,声音里满是一股豪气冲天的大无畏的造反狠劲。贺成彪抬眼扫过去,对方穿着绿色上衣,蓝色裤子,手里攥着根木棍,像是拿了多大的理。他没急着反驳,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那里有道浅疤:“这勋章是政府授予我的,弹片现在还在我头里头。当年我守靖垣,国民党要我把城拆了、把老百姓扣着,我没干——我率部起义,保了满城人,保住了这座古城,你说我是残渣余孽,你见过拿命保老百姓的残渣余孽?”

台下静了瞬,又有个造反派挤上来,伸手就扯他的勋章:“少扯过去!你跟张有才搞争气弯头,就是装进步!”贺成彪猛地攥住对方的手腕:“苏修专家说我们造不出弯头,说中国人只能用他们的破烂。我跟张师傅带着车间的人,三个月没睡过囫囵觉,图纸改到手指抽筋,最后机器转起来的时候,整个车间都在喊‘我们给中国人争了口气’!这叫装进步?”

太阳烤得他后颈的汗往下淌,顺着脊梁骨渗进衣服里。他扫过台下,都是车间里眼熟的人。没人敢说话,只有造反派的口号声在操场上撞来撞去。

“我没什么要交代的。”贺成彪松开手,声音不高,却压过了那些乱糟糟的喊叫声,“我贺成彪,起义没对不起国家,打仗没对不起百姓,搞机器没对不起良心。你们说的‘罪’,我不认。”

造反派被他的硬气惹急了,造反派头子突然扯着嗓子喊了一声:“把贺成彪押到车上游街示众!”话音刚落,就有人递来顶皱巴巴的纸糊国民党军帽,硬扣在贺成彪头上,帽檐歪歪地压着他的眉骨;又有人拿来墨汁,不由分说地往他手上抹,墨汁顺着指缝往下掉,蹭得他袖口也沾了印子。一块硬纸板早被铁丝勒好,“国民党残渣余孽”六个歪扭的黑字刺得人眼疼,被狠狠挂在他脖子上,铁丝硌得锁骨生疼。

贺成彪被推搡着押上卡车,车斗里铺着层粗砂,硌得他膝盖发僵。卡车刚发动,“咚”的一声嘎斯炮就响了,震得车斗都在晃,他下意识扶了扶头上的纸帽,却被旁边的造反派一把推开:“老实点!”

车在市里的街道上慢悠悠开,嘎斯炮隔一会儿就响一声,每响一次,路边的人就下意识缩缩脖子。路过一栋红砖楼时,又一声嘎斯炮炸响,车窗“哗啦”一声脆响,楼里住户的窗户被震碎了。

脖子上的纸板随着车的颠簸晃来晃去,黑字被风吹得卷了边,他抬手想把铁丝往松里调调,却被造反派狠狠打了下手:“反革命还想乱动?”贺成彪没再动,除了沿街看热闹的人的切切私语,只有嘎斯炮的响声,一声比一声刺耳。

批斗车在市里转了一圈,才缓缓驶回机械厂。车斗里,贺成彪垂着头,脖子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硬纸板被风刮得摇摇晃晃,纸糊的国民党军帽皱成一团,边角卷曲,手上被涂黑墨汁在藏青色中山装上蹭出几道暗沉的痕迹。

刚到厂门口,一阵整齐的口号声骤然响起——“打倒反革命分子贺成彪!”“井冈山战斗队必胜!” 一群身着工装、臂戴红袖章的年轻人迅速围拢上来,红袖章上“红卫兵”字样十分醒目。他们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在日光下闪烁着光芒,其中一些像章的图案和文字,与毛主席在井冈山的光辉革命历程相关 。领头的人还拿着一面小旗帜,上面写着“井冈山战斗队”。他们正是这场批斗的组织者,早早举着写有队名的木牌在门口等候。见车停下,他们立刻蜂拥而上,有人扒着车斗大声叫嚷:“把贺成彪押下来!井冈山战斗队要继续批斗!”

贺成彪被两个红卫兵架着胳膊拖下车,脚刚落地,就听见“井冈山战斗队”的人在耳边怒喝:“老实点!别想耍花样!” 他任由红卫兵推搡着向前走,只觉脖子上的纸板愈发沉重,压得自己几乎喘不过气。

贺成彪被押回厂区后,就关在以前堆放工具的小库房里。天擦黑时,门外传来铁碗碰撞的声响,一个年轻造反派端着碗高粱米进来,碗边摆着几根皱巴巴的咸菜,语气里带着说不清的别扭:“你这国民党残渣余孽‘有功’,还得给你饭吃。”

贺成彪一整天没沾过东西,肚子早空得发慌,也顾不上这话里的嘲讽,伸手接过碗,指尖触到碗沿的温热,当下就端着碗往嘴里扒——高粱米有点夹生,咸菜齁得发苦,可他吃得狼吞虎咽,米粒顺着嘴角往下掉也顾不上擦。

正吃到大半碗,库房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道影子投在地上。贺成彪抬头,就见进来的人穿着笔挺的干部服,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正是靠造反当上靖垣市市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张卫东。

张卫东朝身边人抬了抬下巴。那人立刻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纸和半截铅笔,“啪”地拍在贺成彪面前的木桌上:“贺成彪,识相点就赶紧写揭发黄秉炎的材料,越多越好!”

贺成彪放下碗,指尖沾着的米粒落在纸上,抬头盯着张卫东:“黄市长哪去了?你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

张卫东往桌边靠了靠,干部服的衣角扫过桌沿,语气里带着冷硬的傲慢:“黄市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早被揪出来批斗了。现在在干校学习班里‘改造’呢,能不能出来,就看你揭发的材料够不够‘深刻’。”

贺成彪盯着桌上的纸和笔,只是低声重复了一遍:“黄市长是干实事的人,我没什么可揭发的。”

张卫东的目光在贺成彪脸上扫了两圈,语气里带着明晃晃的施压,慢悠悠开口:“你今天交不交代,不光关系着黄秉炎能不能早点从干校出来、重新工作,还关系着你自己——往后少挨几顿批斗,不用天天被拉出来示众,全看你现在怎么选。”他顿了顿,指尖敲了敲桌上的纸笔,“你自己掂量着办。”

贺成彪想:不管写不写揭发材料,黄秉炎都别想从干校出来——真写了,他们只会拿着材料变本加厉地整黄秉炎,自己该挨的批斗也一顿少不了。

他抬眼看向造反派手里的木牌,伸手接了过来,声音沉得像压了块石头:“行,明天我带着牌子来。要是忘了带,你们要怎么批斗,我都接着。”

贺成彪伸手接过那块沉甸甸的木牌,指腹蹭过粗糙的漆字,拖着灌了铅似的身子往家走。推开门,胡芝兰早候在门口,眼眶先红了一圈:“你可回来了,今天他们没动手打你吧?”他扯了扯嘴角,语气轻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哪天不挨两下?今天算轻的,没动鞭子。”

胡芝兰没再多问,转身端来一盆冒着热气的水,往他脚边一放:“快洗洗,先洗脸再烫脚,能松快些。”贺成彪捧着毛巾擦完脸,刚把脚伸进热水里,就听见门口一阵响动——女儿贺晓梅闯了进来,胳膊上的红袖章红得刺眼。他猛地沉下脸,声音陡然拔高:“把那袖章摘了!整天跟着瞎闹,像什么样子!”

贺晓梅梗着脖子往后退了一步,眼里满是不服气:“不摘!我们红卫兵最革命,就是要造资本主义的反!”贺成彪盯着女儿倔强的脸,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重重叹了口气,热水里的脚僵得没了知觉。

第二天一早,贺成彪揣着心事往厂里走,快到门口才猛想起忘了带木牌——这一忘,又是一整天没停的批斗,直到傍晚才被架着出来。一个造反派攥着他的胳膊,把一面锣塞进他手里,又递过根木棍,“当当”敲了两下,震得他耳朵发鸣:“明天早上,你自己敲着锣游街,跟所有群众认罪,就说你故意不带牌子!记住了,就得敲这么大声,少一点都不行!”

天刚蒙蒙亮,贺成彪从家出门,一手提着铜锣,一手拿敲铜锣的棍子,沿路不停敲。咣咣的锣声里,他边走边喊:“昨天忘带牌子了,向广大人民群众认罪!”

路过一栋居民楼,门洞里有个老太太问:“你敲锣干啥呀?”

贺成彪边敲边应:“昨天我忘带牌子了,造反派让我敲锣认罪。”

老太太说:“忘带就忘带了呗,还得敲一路啊?”

贺成彪没搭话,老太太又叹口气:“作孽呀……这不是折腾人嘛!”

锣声还在咣咣响着,贺成彪脚步没停,继续往单位走。

靠山屯的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放松,头一桩事就是东风人民公社的主任姜广明被揪出来示众。姜广明刚下台,李广富就接了他的位子,成了新的公社主任。

靠山屯本就是张卫东负责的重点单位,这天他特意过来查看革命运动的进展。李广富见了他,连忙汇报:“我们刚接到市里小学的通知,让咱们这边派贫下中农去做忆苦思甜报告。”

张卫东皱了皱眉,问:“人选选好了?”

“选的是李庄稼。”李广富答。

“不行。”张卫东当即摆手,“土改那时候让他揭发地主李广仁,哪是揭发?根本是给他评功摆好!这么稀里糊涂的人,怎么能去做忆苦思甜报告?”

李广富愣了下,赶紧说:“那我再琢磨琢磨,找个合适的人选。”

“不用琢磨了。”张卫东打断他,“你去就行。”

李广富一听张卫东让他去做忆苦思甜报告,顿时有些受宠若惊,忙不迭点头:“好!好!我一定好好把旧社会贫下中农的苦讲给孩子们,让孩子们都不忘阶级苦!”

第二天,李广富早早地坐着客车来到了靖垣市小学。刚走到校门口,迎面就撞见个女人,他猛地顿住脚——这人看着咋这么面熟?再一琢磨,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地主李广仁的闺女李新英吗?她怎么会在这儿上班?

这会儿李新英也瞧见了李广富,她打从心里瞧不上这个爱夸大其词、还总撒谎的人,连多余的话都懒得说,只冷冷白了他一眼,就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李广富本来就能说会道,站在讲台前连编带诌,顺嘴就把忆苦思甜报告讲开了。“孩子们呐!”他往台前凑了凑,声音陡然沉下来,“旧社会的贫下中农,那真是苦到根子里了!地主老财心黑得很,半点不怜恤我们,还变着法儿地剥削!”

说到这儿,他故意顿了顿,抬手揉了揉眼,想硬挤出几滴眼泪,可眼眶干得发涩,怎么也挤不出来,只好接着往下说,讲自己当年怎么给李广仁干活,怎么被“克扣口粮”,怎么“冬天连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

起初是顺口胡诌,可讲着讲着,他像是真代入了那“苦日子”,声音渐渐发颤,眼角竟真的湿了——没人知道,李广仁本是他堂兄,当年看他日子难,连娶妻生子的事都是李广仁帮着操办的。土改时他靠几句瞎话混上了贫下中农成分,可实际上,他家的光景比富农还要好些。

人就是这样,撒谎的时候起初自己都不信,可说着说着,情到深处竟也当了真,他恍惚间真觉得自己是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台下的同学们听得攥紧了拳头,班长带头喊起了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喊声震得教室窗户都嗡嗡响。

忆苦思甜报告一结束,李广富找到革委会主任张卫东,压低声音说:“张主任,我跟您说个重要秘密!”

张卫东问:“啥秘密?快说。”

“市里小学那李老师,是李广仁的闺女李新英啊!”李广富往前凑了凑,“现在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么红火,她倒在学校享清闲、过舒服日子,咋不把她揪回来批斗?”

张卫东说:“她是李广仁的闺女,我知道。我还真没你的觉悟高,没想到这一点。你回去带几个民兵把她押回来,就说她是逃亡地主,要进行批判。”

这天,李新英正在给同学们讲课,教室门突然被敲了敲。她去开了门,学校传达室的师傅站在门口说:“有人找你。”说着往身后指了指。

两个民兵走过来,都是靠山屯的人,只是很少跟李新英打过交道,看着她问:“你是李新英?”

李新英说:“是。”

“你这个逃亡地主分子,还在这儿过逍遥日子啊?”一个民兵开口,“走!跟我们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李新英攥了攥手里的粉笔,声音轻却稳:“你们稍等片刻,我跟孩子们说句话。”她转身走进教室,看着台下满脸诧异的学生,喉结动了动,慢慢说:“同学们,老师接下来要暂时离开一阵,往后会有其他老师来接着带大家上课。你们上课要好好听讲,别落下功课,知道吗?”

孩子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离开他们。李新英转过身,对着门口的民兵点了点头:“走吧。”两个民兵上前架住她的胳膊,她没再回头,被押着往靠山屯去了。

李新英被押回靠山屯,李广富立马往市里给张卫东打电话,声音里有几分得意:“张主任,李新英给押回来了!”

电话那头张卫东应了声“好”。

李广富又赶紧补充:“我看呐,该把李新兰也一起押回来才对!”

“这事儿我早琢磨过。”张卫东的声音顿了顿,“我们之前去要过人,可那边不放,还说‘不能光你们革命,不让我们革命’,说人得留着他们批斗。”

李广富追问:“那下一步咋整?”

“下一步简单。”张卫东在电话里说,“明天我亲自去靠山屯,开个批斗李新英的大会。”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靠山屯召开的一次针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批斗会 。

李新英被认为是披着教师外衣逃避批斗的逃亡地主。张卫东等人组织了这次批斗会,将地主分子李新家、李新强及媳妇孔淑梅,富农分子孔善德、孔树春父子,右派分子陈景威等押来陪斗,他们胸前都挂着写有各自“罪名”的大牌子 。张卫东在批斗会前讲话,称要清算李新英一家的剥削本质和不接受改造的行为,随后一些事先指定的人进行了颠倒黑白的控诉,还批判了陈威打着研究水稻种子幌子逃避劳动等“罪行” 。

批斗会一散,人群还没散净,一个小伙子瞥见秦彪抽着烟卷,喊:“秦疤脸!你抽啥好烟?给我一颗!”

秦彪忙解释:“就是过去一个老哥们,前两天来看我,送的一盒烟!”

因为秦彪就一条腿,李广富特意照顾他,让他看仓库,这活又轻巧,工分还高,他这差事儿惹得人人羡慕。

可秦彪本身就好吃懒做,竟借着管仓库的便利监守自盗,偷偷拿了不少东西出去卖钱,到了晚上就滋滋地喝起酒来。有时候李广富也觉得仓库里的东西数目不对,但他压根没往秦彪监守自盗这方面想——在他眼里,秦彪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绝对不会干出损坏社会主义的事。

这天李广富盘库,手指划过账本上的数字,又低头瞅了瞅空荡荡的货位,眉头皱成个疙瘩。他找到秦彪,语气里带着点急:“你过来看看,这东西怎么又少了?你到底是怎么看的仓库?”

秦彪拖着伤腿挪过来,一脸委屈地耷拉着肩膀:“李主任,我就一个人,还就这一条好腿,总不能连觉都不睡吧?我瞅着啊,说不定是有人趁我夜里睡着,偷偷摸进来拿的。”他顿了顿,话头忽然转了个弯,压低声音凑近:“您说,会不会是那些地富反坏右?他们本来就不甘心,保不齐是想偷集体的东西搞破坏啊!”

秦彪心里门儿清,这话一出口,李广富准会往李新强和孔善德身上想——那些旧日的地主富农,本就是队里重点盯着的对象。果然,他瞥见李广富的眼神沉了沉,眉头拧得更紧,显然是顺着他的话琢磨开了。秦彪暗自窃喜:既把祸水引了出去,又让自己偷东西的事稳稳藏在了后头,这招总能蒙混过去。

李广富转头就叫住身边的公社会计,语气又急又沉:“你赶紧好好盘算盘算,到底丢了多少东西!咱们靠山屯地界不大,可藏着的阶级敌人不少,咱们无产阶级的弦只要松一松,资产阶级保准就会钻空子来进攻!”

公社会计连忙点头应下:“好的李主任,我这就去算清楚!”说着就快步往靠山屯的队部走,一进门就抓起桌上的算盘,手指在算珠上飞快拨弄,“噼里啪啦”的声响在屋里撞得来回响。没多大工夫,他攥着算好的单子跑回来,脸色也沉了:“李主任,您说得对,这地方的阶级斗争确实复杂!丢的东西不是一星半点,是真不少啊!”

李广富一听这话,火气顿时上来,当即让人去把民兵叫过来,拍着桌子下令:“把村里的地主、富农、还有那些右派,通通给我揪出来批斗!不能让他们再搞破坏!”

人群里有个民兵犹豫着开口:“李主任,那李新家……他家虽是地主,可他是村里的老师,教书育人的,这也得揪出来吗?”

李广富眉头一拧,语气没半分商量:“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只要他是地主,就脱不了干系,必须揪出来批斗!”

李广富心里打着主意,怕错过这次表功的机会,当天就把靠山屯“阶级斗争出现新动向”的事,专门报告给了市里的张卫东,还特意邀请他来村里指导工作。张卫东在电话里当即应下:“好,我马上过去!我倒要看看,这些阶级敌人到底有多猖狂!”

没多大工夫,张卫东就到了。他听李广富简单汇报完情况,当即开口表扬:“李广富同志,你的警惕性非常高!发现集体财产丢了,第一时间就怀疑是坏人在搞破坏,这很对!你说的那句‘无产阶级思想松一松,资产阶级思想就攻一攻’,更是说到了点子上!”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厉,“现在就把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揪出来批斗!对付他们,你越是手软,他们就越猖狂!”

李广富得了这话,劲头更足,立刻勒令在场的地主、富农、右派们都站到前排,让人找来硬纸板,写上他们的名字和“地主分子”“右派分子”的字样,用绳子挂在他们脖子上,批斗会当场就开了起来。

混乱中,一个农民突然挤到前面揭发,指着人群里的李新家喊:“李新家!你别看他是个老师,根本不讲革命内容的课!天天跟学生说什么‘小猪四条腿,小猪撅撅嘴,小鸭两条腿,小鸭扁扁嘴’!用这种低级趣味的东西给娃们讲课,娃们从小受这种熏陶,能学好吗?”

李新家涨红了脸,忍不住辩解:“孩子们都还小,我用这些形象的话讲课,是为了让他们更快明白道理,这跟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啊?”

这时一个民兵跨步上前,指着李新家的鼻子追问:“你说!你是不是国民党?”

李新家吓得身子一缩,忙摆着手辩解:“我不是,我真不是……”

话还没说完,“啪”的一声脆响,那民兵扬手就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眼神狠厉:“你还敢说谎!像你这样的地主分子,怎么可能不是国民党?”

李新家本就胆小,挨了这一巴掌,半边脸瞬间肿了起来,眼泪都快被逼出来,忙不迭改口:“我是!我是国民党!”

可这话说完,又一记耳光落在了另一边脸上。民兵盯着他,声音更凶:“既然是,就老实坦白!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国民党?”

李新家脑子“嗡”的一声,彻底蒙了。他这辈子连国民党的人都没见过,更别说什么时候加入的国民党。可看着眼前凶神恶煞的民兵,他哪敢说不知道,只能闭着眼瞎编:“我……我是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加入的……”

站在一旁的张卫东听完,突然“嘿嘿”笑了起来,语气里满是嘲讽:“你可真能扯淡!五四运动那会儿,你他妈还没生出来呢,怎么加入国民党?”

笑完,他话锋一转,对着众人说道:“不过也不用在这种小事上纠缠了。李新家既然自己承认是国民党,咱们就不追究他具体什么时候入的了,只要证实他是国民党分子,这就够了!”

这时候口号声突然炸裂开来,震得人耳朵发鸣:“打倒国民党!打倒李新家!打倒地主阶级!”喊声响彻屯子上空,压得人喘不过气。

方才质问李新家的那个民兵又凑了上来,手指几乎戳到他鼻尖:“你说!你是不是天天盼着蒋介石反攻大陆?”

李新家吓得浑身发抖,头摇得像拨浪鼓,连声辩解:“没有!真没有啊!”

“还敢说没有?”民兵火气更盛,抬腿就往他腿上踹了一脚,李新家踉跄着差点跪下,民兵却不依不饶,“你能甘心自己的地主身份垮台?能甘心无产阶级掌权?”

这就是文革里最荒唐的地方——他们说你是什么,你就得承认是什么;明明是无中生有的事,偏要当成板上钉钉的罪证;明明是教孩子认识事物的实在话,像李新家说的“小鸭两条腿、小鸭扁扁嘴”,也能被拧成“传播低级趣味”的错。黑白早被颠倒过来,对的成了错的,真的成了假的,容不得半分辩解。

这时一个民兵跨步走到李新强跟前,眼神里带着股子狠劲:“你哥李新家是国民党,你是不是三青团的?”

李新强抬眼一瞧,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人正是当年他和孔淑梅在树林里谈恋爱时,把他俩当成“破鞋”抓起来的那个民兵。一股倔劲顿时涌了上来,他梗着脖子白了对方一眼:“什么叫三青团?我压根不知道那是啥!”

“你他妈还敢嘴硬?”民兵火气“腾”地就上来,抬起手里的枪托,“咚”的一声就砸在李新强肩上。早先县委武装部早把收回的枪,被张卫东又出来弄来几把枪,分给了靠山屯的民兵,这人才又有了家伙。

这一枪托下去,周围几个民兵也跟着围了上来,拳头像雨点似的砸在李新强身上,脚也往他腿上、腰上踹。李新强没撑几下就被打翻在地,抱着头缩成一团,可拳脚还是没停。

突然,一声凄厉的嚎叫划破了混乱的场面:“哎呀——我的腿!”李新强疼得在地上直打滚,额头上的冷汗瞬间冒了出来——他的腿,被打断了。

这时陈景威实在看不下去,往前迈了一步,声音带着急:“别打了!他的腿已经折了,再打要出人命的!”

张卫东转头瞪向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呦呵,这不是右派分子陈景威吗?怎么,看见你们这帮牛鬼蛇神挨了打,你心疼了?”话音刚落,他就扬手一指,“我看他根本不是单纯心疼同伙,是心里还装着反动思想,想替地主分子说话,想破坏咱们的批斗会!”

没等陈景威辩解,周围已经有人跟着喊了起来,“打倒反动右派陈景威”“揪出替地主说话的内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原本对准李新强的矛头,瞬间全转向了陈景威——没人问他说的是不是实话,没人管他有没有真的“反动”,只凭张卫东一句话,就能给他扣上一串无中生有的帽子:“同情地主”“反对革命”“暗藏的阶级敌人”,每一顶都能把人压得喘不过气。

这场荒唐的批斗,早已经没了“对错”可言。当权力可以随意给人定罪,当“莫须有”能变成板上钉钉的“罪证”,当说真话的人会被当成敌人,黑白就彻底被揉成了一团混沌。那些高举着“革命”旗号的人,早已忘了斗争的初衷,只把“扣帽子”“打棍子”当成了彰显自己“革命”的手段;而被批斗的人,哪怕清白如纸,也逃不过被随意涂抹的命运——这才是那个年代最让人寒心的地方:它能轻易撕碎人的尊严,能把最基本的良知和道理,都踩在所谓“阶级斗争”的脚下,让荒谬变成人人信奉的“正确”。

孔淑梅再也忍不住,从人群里冲出来,一把扯掉李新强脖子上挂着的牌子,声音带着哭腔却透着股硬气:“你们要批斗就批斗,可不能这么琢磨人!哪能像对待畜生一样往死里打?新强的腿都断了,得赶紧送医院啊!”

她的话刚说完,几个民兵就围了上来,对着她劈头盖脸地乱打。拳头砸在背上,脚踹在腿上,有人还恶狠狠地骂:“你他妈一个地主婆,还敢跟革命群众叫板?还想送医院?等着吧!批斗会结束了再说!”孔淑梅被打得蜷缩在地上,却还想往李新强身边爬。

人群后头,他们的儿子李苦娃攥着衣角,小小的身子抖得像风中的叶子。他看着爹被打得躺在地上直哼哼,娘又被人拳打脚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哭出声,更不敢往前冲——他只是个孩子,除了在心里急得发慌,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最亲的人在眼前受苦,把恐惧和无助一口口咽进肚子里。

批斗会开了整整一上午,直到日头过了正午才停下。临走前,张卫东才对李广富摆了摆手:“派几个人,把那个断腿的送医院去。”可等李新强被抬到医院时,早就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医院里正经的老大夫都被揪去批斗了,只剩下几个刚“夺权”的造反派,连基本的接骨手法都不熟,胡乱折腾了一通,竟把骨头接错了位置。

从此,李新强除了顶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又多了个“跛脚”的记号。那条被打坏、又接错的腿,成了他一辈子也抹不去的痛——不光是腿上的疼,更是那个年代留给普通人的、带着血的烙印:一场荒唐的批斗,就毁了他的腿,更毁了他往后的日子,让本就艰难的生活,又多了一道爬不出去的坎。

批斗会结束,那些被挂上“地富反坏右”牌子的人,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各自回了家。李新英回到家中,瘫坐在炕沿上,眼神凝视着窗外。

她的思绪如乱麻,怎么也理不清。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真的犯了错误,批评教育本是应有之义,可今天这场批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拳打脚踢成了常态,人性在那一刻似乎荡然无存,批斗者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十恶不赦的罪犯,甚至是毫无尊严的畜生。他不禁在心底发问:地主富农就不是人了吗?大家同处一片天地,为何会遭受如此非人的对待?

李新英深知,党的政策绝非如此。党一直倡导的是团结、平等,是共同建设国家,而不是这样毫无依据的迫害与暴力相向。文化大革命,本应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升人民思想的运动,可如今看来,却充斥着混乱与暴力。无休止的批斗、毫无根据的指控,把正常的生活搅得一团糟,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扭曲不堪。这真的是正确的道路吗?这样的“革命”,真的能带来理想中的社会吗?李新英越想越迷茫,满心的困惑与无奈,却又不知该向谁倾诉 ,只能在这无尽的思索中,独自承受内心的煎熬。她也在思索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积极意义。

孔淑梅站在李广富家的篱笆外,风把她的衣襟吹得微微发颤,可她的声音却像淬了钢,一字一句砸在地上都带着响。“李广富,你给我出来说清楚!”她盯着屋门,眼底是压不住的红,“我丈夫好端端一个人,被你们打成那样,现在连床都下不来——你们就想这么算了?”

屋里的动静顿了顿,她却没等里面人回应,又往前迈了一步,声音里裹着撕心裂肺的质问:“你们整天喊着自己是‘革命造反派’,我倒要问问,你们革的是谁的命?造的是谁的反?是革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命,造无辜人的反吗?”她的手握紧了拳头,挥舞着说:“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名头,今天必须给个说法!你们把人害成这样,这笔惨无人道的罪孽,你们躲不掉,也必须负责。”

孔淑梅的喊叫声刚落,屯子里的人就往李广富家聚过来——上午批斗“牛鬼蛇神”的场面,在场的人谁都没忘。

不知是谁先朝着屋里喊了声“李广富出来”,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应和,声音比刚才更响:“上午批斗会上把人打成那样,你躲屋里算啥本事?”“出来说清楚!人残了,这账怎么算!”人群往前挪了挪,目光都盯着紧闭的屋门,谁都清楚,上午那幕惨状不是小事,今天必须要个说法。

屋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李广富缩着肩膀走出来,脸上堆着不自然的笑,手还在裤腿上蹭了蹭:“淑梅侄媳妇,各位乡亲,上午批斗的时候,大伙也看见了,我们是情绪一激动没把控住,把新强打残了,这确实是我们的不是。”

他顿了顿,腰杆又直了些,声音也硬气了几分:“可话又说回来,革命哪能讲仁慈?又不是请客吃饭!打人不对,但我们革命的方向没偏。今天大伙来要说法,我这就往县里打报告,申请一笔钱当赔偿;新强那边,以后队里就给安排最轻快的活,他能干多少是多少,工分按最高的记,你们看这样行不?”

话音刚落,人群里的李庄稼往前迈了两步,眉头拧成了疙瘩:“广富啊,你咋能这么说?广仁可是你亲堂兄,新强是你侄儿!你就这么下狠手把孩子打成这样?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对得起广仁不?”

李广富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了,语气也冷了:“庄稼老哥,亲归亲,阶级得分!广仁是地主,新强是地主崽子,我是贫农——总不能因为沾点亲戚,就不搞阶级斗争了吧?”

这话一出口,人群里顿时起了骚动,有人忍不住小声嘀咕“这叫啥话”。李庄稼气得手指头都在抖,嗓门也高了:“你忘了?早年你给广仁当打头的长工,他哪回不是把好饭好菜留给你?冬天的棉袄、夏天的单衣,哪样没给你置办齐?那都是广仁当年实诚待你的!现在你倒好,转头就把人一家子往死里逼?你现在转头就不认人了?”

李广富看着眼前越聚越密的人,听着此起彼伏的议论声,心里早把“众怒难犯”四个字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他赶紧把脸上的笑堆得更厚,往前凑了两步:“各位乡亲,我再表个态——明天我一早就往县里跑,赔偿金肯定给大伙要下来,一分都不少!”

说着他还躬了躬身子,语气放软了些:“这次确实是我不对,没把党的政策学扎实、用到位,一时冲动犯了打人的错,我在这里给大伙做检讨,下回我们肯定注意,绝不再犯这样的糊涂事!”

“这话可是你说的!”李庄稼往前站了站,“昨天在场的乡亲都听见了,明天我们就等着你的信,可别让大伙空等!”李广富连忙点头应着,直到人群慢慢散了,才擦了擦额头的汗。

第二天一早,李广富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就慌慌张张地给市里的张卫东打了电话,把昨晚乡亲们围着他家要说法的事一五一十讲了,连自己怎么认错、怎么承诺赔偿的话都没落下。

张卫东在电话那头听着,眉头越皱越紧——把人打废了,这事确实闹得太出格,他心里也跟着发慌。等李广富说完,他赶紧开口,语气里带着点安抚:“你昨天做得对,没把事再闹大。这样,你现在就过来,赔偿金我这边给你批下去,你领回去赶紧给人家送去。”

顿了顿,他又补充道:“给乡亲们点甜头,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真心认错、真心解决问题,这事就按你跟乡亲们说的办,别出岔子。”李广富听了这话,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半截,挂了电话就往市里赶。

李广富赶到县里时,县委书记张卫东早已在办公室等着,见他进来,没多寒暄,直接从抽屉里抽出一张支票递过去,语气带着几分不容置喙的急促:“你赶紧把这钱取出来,给李新强送过去。”

谁都清楚,这哪里是真心认错赔偿?昨天造反派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李新强的腿打断,靠山屯群众的不满像潮水似的涌上来,他们怕的不是亏心,是这股怨气攒多了压不住,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至于心里那套规矩,半分没改——阶级斗争该抓还得抓,对地富反坏右的严加看管,更是半点儿不能松。

一张支票递出去,老百姓纵有再多不平,在那时的光景里,又能有什么办法?这场风波,也就这么暂时压了下去,只留下李新强那条断腿,和暗处没说透的憋闷,在日子里沉着。

陈景威虽然下放到靠山屯接受改造,但他仍然偷偷地进行水稻研究。北疆“春寒晚、秋霜早”,他琢磨着用“膜下滴灌育苗”抢生长期,可缺少塑料布。

这天他蹲在试验田整理土垄,问助手孔树春:“你能整来塑料布吗?盖苗床用。”

孔树春答:“俺家有,明天给你拿。”

转天孔树春把塑料布带来,两人一起铺在苗床上,用石头压牢。之后十几天,陈景威天不亮就来查地温、调滴水,孔淑春帮着望风、藏数据纸。等芽冒头,陈景威一算,育苗期短了7天——刚好能躲过早霜。

被打倒的公社主任姜广明也下放到了靠山屯,知道陈景威是农业科学家,平日里总在暗中帮衬他的研究。这会儿听说试验有了眉目,姜广明趁没人注意,绕到村后荒坡的试验田边,压低声音喊住陈景威,脸上带着藏不住的高兴:“你的试验成了!可得顶着压力接着搞,这是正经能帮乡亲们的事!”

陈景威攥着刚记完数据的烟盒纸,朝他点了点头,声音轻却坚定:“错不了,只要能种出稻子,再难也搞。”

姜广明望着苗床上冒尖的绿芽,语气里满是感慨:“这要是陈县长知道了多好,他以前最盼着北疆能种出高产稻,现在研究出来了,准得高兴坏了!”

陈景威手里的烟盒纸顿了顿,抬头追问:“陈县长现在在哪儿?”

姜广明脸上的笑意瞬间淡了,重重叹口气,声音压得更低:“还能在哪儿?早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了,听说上个月又被拉去蹲牛棚,想见一面都难。”

陈景威望着远处田埂上巡逻的红袖章,对姜广明说话时嗓子都发紧:“县革委会的姜大头,还有张卫东,他俩就没干过人事!把折腾贫下中农、欺负知识分子当革命,这叫哪门子革命?”他顿了顿,又说:“要不是他们瞎搅和,我这水稻研究,哪能就这点进展?早该试着种更大的地块了!”

姜广明赶紧拉他一下,往四周瞅了瞅,声音压得快听不见:“别这么大声!让他们听见,又是一场批斗。咱们这些‘戴帽子’的,现在只能忍着,等哪天熬出头再说。”

在那“文革”的高压岁月里,像陈景威这样的知识分子,所处环境荆棘丛生。科研被批作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被无端批判、打压,人身安全与尊严都难以保障。可即便如此,他们心中对科学的热忱从未熄灭。他们明白,科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为国家和人民谋福祉的希望。这份信念支撑着他们,哪怕只能在暗夜里摸索,哪怕每一步都伴随着风险与艰难,也依然坚守在科研的道路上。他们是寒夜中的火种,在最艰难的时刻,守护着科学的微光,等待黎明的到来 ,也正是他们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的坚韧与执着,看到了希望永远不会被黑暗完全吞噬。

1969年的初春,贺成彪站在自家窗台前,指间夹着烟,他好像心事重重。机械厂因闹革命停了产,年年亏得底朝天,最后还是得让他回原厂当厂长。他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梢,没头没尾地跟身后的胡芝兰开口:“这俩姑娘,没一个让我省心的。大的天天跟红卫兵混在一块儿,瞎折腾着造反;小的更离谱,天天吵着要下乡,说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看看,这就是你生的好姑娘。”

胡芝兰听了忍不住笑,“这姑娘是我生的,不也是你贺成彪的姑娘?”她顿了顿,又说,“晓梅现在倒懂事些了,不跟红卫兵瞎闹了,回单位上班了;晓丹要下乡,我拦了好几回也拦不住,天天跟我念叨‘到广阔天地去’,说要锻炼革命意志。”

贺成彪把烟屁股摁灭在烟灰缸里,忽然想起什么,抬头问:“那咱们儿子贺小波呢?最近在干吗?”

“小波啊,”胡芝兰往灶房走,声音从门口飘过来,“前儿跟我说,想让你托托人,他想当兵,去部队上锻炼锻炼。”

贺成彪听完,手指在窗台上敲了敲,点点头:“去部队锻炼也好,比在家晃着强。明天我就给老战友打个电话,跟他打声招呼。”

 胡芝兰手里叠着衣服,语气松快了不少,对贺成彪说:“现在好了,你官复原职了,我也不用天天战战兢兢的,担心你了。”

贺成彪伸手拿起桌上一个柿子咬了口,皱着眉开口:“什么官复原职?我现在也不叫厂长了,叫厂革委会主任。厂长的名称不让用了,我也是‘三结合’进来的。”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全国迅速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到了1969年年初的春天,贺晓丹按捺不住心中的热情,像打了兴奋剂一样,一直吵着要贺成彪同意自己去农村的广阔天地锻炼。贺成彪起初有些犹豫,但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最终还是点了头,只是心里满是不舍——毕竟晓丹才19岁,就要离开家独自去乡下生活。

同一时期,贺小波的当兵事宜也落了实。可看着才17岁的儿子即将踏入军营,贺成彪的不舍又多了几分。但他转念一想,孩子们总不能一直待在自己身边“窝着”,只有出去经风雨、见世面,才能真正长大,也就慢慢放下了这份牵挂。

贺成彪看着满脸期待的贺晓丹,放缓了语气说:“爸爸支持你上山下乡,但咱不去太远的地方,就去靠山屯吧。那儿离家里近,往后我想你了,还能常去看看你。”

贺晓丹一听爸爸不仅松了口,还为自己选了离家近的地方,瞬间喜上眉梢,兴奋得在屋里跳起了忠字舞,脚步轻快,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满是对下乡生活的憧憬。

1969年的春天,风里还带着几分微凉,贺成彪亲手把两件心事落了地——他送女儿贺晓丹去了靠山屯插队,又送儿子贺小波走进了军营,看着儿子穿上海军军装的模样,挺拔又精神。

忙完这两件事,贺成彪心里悄悄松了口气。他望着孩子们离开的方向,没说太多话,心里却满是欣慰:孩子们都有股争口气的劲儿,主动想着进步、去闯练,作为老爹,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踏实的呢?

工厂的车间里,机器轰鸣,贺成彪拿着新画的图纸,凑到张有才身边:“有才啊,你这老八级真是名副其实,手上的技术没说的,就是杠杠过硬!”

张有才听了,连忙摆了摆手,笑着回应:“贺主任,您这可就是抬举我了。哪能是我一个人的本事?都是咱们干部和工人一起琢磨、一起研究才出来的成果。”

那时候,张有才凭着钻研出的争气弯头技术,不仅被上边树成了劳模,还被提拔到市人大当副主任。可坐在市里的办公室里,他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如在车间里摸机器、搞技术来得踏实。最后,他干脆主动申请,又回到了熟悉的车间,继续拿起工具干活。

贺晓丹刚到靠山屯插队没几天,就瞧见陈景威总在田埂边琢磨水稻,有时蹲在地里一看就是大半天。她心里一动,主动找到陈景威:“陈同志,我想给您当助手,一起研究水稻!”

陈景威先是嘿嘿一笑,随即带着点打趣又有点认真的语气说:“晓丹呐,你要给我当助手?可我是右派啊,小心旁人说你拎不清,不能和我划清界限。”见贺小丹愣了愣,他又补了句“逗你呢”。

谁知贺晓丹立马倔强地扬起头,语气硬邦邦的:“他们敢?我跟您一起研究水稻,是为了让地里多打粮,这是正经的革命行动!”

陈景威笑了,眼里满是欣慰,却还是压低声音说:“话是这么说,但为了不让那帮爱挑刺的人找你麻烦,咱们还是悄悄来,私下里研究水稻吧。”

贺晓丹立刻点头,脆生生地应了声:“好嘞!”

贺晓丹刚应下,和她一起下乡的同学刘杰就赶紧凑了过来,笑着摆手:“带我一个!我也跟你们一块儿研究水稻!”

陈景威看了看贺晓丹、刘杰,又想起常来田边帮忙的孔树春,心里有了主意:“你们仨要是都来,咱们正好能凑个研究小组。”话锋一转,他又叮嘱道,“不过咱们得留个心眼——研究的时候都把毛主席语录拿着,要是有人过来,咱们就装作一起学习;没人的时候,再专心琢磨水稻。”

刘杰听了,半开玩笑地说:“嘿呀,怪不得是‘老右’呢,您这脑子转得真够狡猾的!”

贺晓丹立马瞪了他一眼,接过话头:“这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什么狡猾?你再乱说话,我踹你!”

刘杰连忙笑着讨饶:“对对对,小丹说得对,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说错了还不行嘛。”

就这样,由陈景威牵头,贺小丹、刘杰、孔淑春组成的水稻研究小组,算是正式成立了。

1969年8月,北疆的田埂还带着夏末的燥热,陈景威带着他的“农业科研小组”终于有了收获——他们成功培育出适合北疆气候的“抗寒”水稻。

这品种比当时当地的普通水稻足足早熟10天,正好能避开每年秋季早早到来的早霜,解决了北疆水稻因霜冻减产的大问题。贺晓丹、刘杰几人捧着沉甸甸的稻穗,看着陈景威眼角的笑纹,心里满是忙活这么久的踏实劲儿。

贺晓丹捧着刚收割的抗寒稻穗,眼里闪着光,语气里满是激动:“咱们这抗寒水稻可是实打实的新成果!正好赶上建国20周年,这就是咱们给国家最好的献礼啊!”

刘杰在一旁跟着点头,笑着补充:“可不是嘛!之前天天在地里熬着,现在总算有了结果,用这高产的稻子献礼,比啥都实在!”陈景威看着几个年轻人雀跃的模样,也忍不住点头,手里的稻穗仿佛也更沉了几分。

孔善富是孔善德的弟弟,重男轻女思想十分严重。他生了五个孩子,全是女儿,他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全藏在给女儿们取的名字里:大的叫唤娣,二的叫待娣,三的叫进娣,四的叫招娣,最小的叫盼娣。可孩子多,家里开销大,日子过得格外贫穷。

为欢庆国庆二十周年,县里派来放映队,要在靠山屯放《南征北战》和《英雄儿女》。这消息一传开,乡亲们都乐坏了,盼娣更是惦记着给姐姐们占个好位置,天还没黑就揣着小凳子往放映场去。

路过秦彪看管的仓库时,秦彪突然朝她招手:“盼娣,过来,秦叔叔找你帮个小忙。”十二三岁的盼娣天真无邪,没多想就走了过去,仰着小脸问:“秦叔,啥事儿呀?”

秦彪脸上堆着假笑,压低声音说:“我这儿有好东西——前几天朋友来看我,带了奶糖,可甜了,你要不要尝尝?”盼娣听说有糖吃,脚步不自觉地挪到了他跟前。

可没等她反应过来,秦彪突然一把拽住她,狠狠往仓库里拖。他捂住盼娣的嘴,对这个天真的孩子犯下了禽兽不如的罪行。事后,秦彪怕盼娣揭发,竟狠心掐住她的脖子,直到她没了气息。为掩盖罪行,他又用草绳捆住盼娣的身体,趁着夜色把她拖到村外的池塘里丢了进去。

谁也想不到,平日里少言寡语、只有一条腿的秦彪,竟能做出这般丧尽天良的事。

孔善富带着老婆和几个女儿挤在人群里看电影,银幕上的枪炮声、呐喊声把大伙的心思都勾住了,谁也没留意招娣没在身边。直到电影散场,人群渐渐散去,一家人往家走时,四女儿招娣突然扯了扯孔善富的衣角:“爹,招娣呢?刚才看电影就没见着她,这会儿人去哪了?”

这话一出口,孔善富和老婆才猛地反应过来——从头到尾都没看见招娣!两人顿时慌了神,孔善富赶紧往村支书李广富家跑,喘着粗气说:“广富,不好了!我家招娣不见了,你快发动乡亲们帮着找找!”

李广富皱着眉,看看外头黑漆漆的天:“这大半夜的,村里村外黑灯瞎火,上哪找去?说不定她是提前回家了,你先回自家看看,要是还没在,明早天亮了咱们再组织人找。”

孔善富心里急得发慌,可眼下也没别的办法,只能揣着忐忑往家赶,一路上不住地念叨:“可千万别出啥事儿啊……”

孔善富跌跌撞撞跑回家,推开门只见屋里一片漆黑,哪有盼娣的影子?他又在房前房后、柴房猪圈都找了个遍,喊了好几声“盼娣”,只有夜风吹过的声响,连个人影都没有。

这下他彻底慌了,也顾不上李广富之前的阻拦,转身就往李广富家冲,喘着气把到家后寻找没看到人影的情况说完。李广富一听孩子真没回家,心里也发毛了——这大半夜的,孩子要是出点事可咋整?

他不敢耽搁,立马往公社广播站跑,对着广播喇叭把盼娣失踪的事说了一遍,又急着喊:“全屯的老少爷们,麻烦大家都出来帮帮忙,一起找找孔善富家的盼娣,有消息的赶紧来公社说一声!”广播声在夜里传遍了靠山屯,村民们纷纷举着煤油灯、手电筒,从家里出来加入找孩子的队伍。

村民们举着煤油灯、手电筒,散成几拨往村外找。玉米地里的叶子被踩得哗啦啦响,池塘边有人拿竹竿探水,喊“盼娣”的声音裹着风,在夜里撞来撞去。

孔善富鞋上沾满泥,见着草垛就扑过去扒,手指被麦芒扎破了也没察觉。他老婆跟在后头,哭着走几步就摔一跤,大女儿扶着她,也急得红了眼。

李广富举着手电筒走在前头,时不时停下来喊:“都仔细点!沟里坎里别漏了!”可折腾到后半夜,村东村西、后山老井都找遍了,还是没见盼娣的影子。

村民们渐渐停下脚步,灯苗暗了下来。孔善富蹲在地上,双手攥着泥,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那动静压得人心里发沉。

第二天早晨,孔善富红着眼圈挨家挨户敲门,央求村民再帮着找孩子。有人叹着气说:“善富啊,我们找了一晚上,实在没辙了,得去上工啊,不上工一家人吃啥喝啥?”话里满是无奈。

正说着,贺晓丹和刘杰走了过来。刘杰拍了拍孔善富的肩膀:“孔叔,您别慌,我和小丹再出去找找。”孔善富垂着头叹气:“村里村外都翻遍了,还能去哪找啊?”贺晓丹突然说:“哎,村西那池塘,昨天没仔细看,去那找找!”

这话一出,几个年轻小伙也凑了过来,跟着贺晓丹、刘杰往池塘跑。到了塘边,刘杰和两个青年农民脱了鞋就下了水,冰凉的水没过膝盖,几人弯着腰在水里摸索。没一会儿,刘杰突然喊了一声:“摸着了!”

几人合力把人抬上岸,大伙一看,全都愣了——是盼娣。她下身裸露着,小手攥得紧紧的。孔善富扑过去,看清是女儿,当即瘫在地上,拍着土直跺脚,哭声里满是绝望:“这是哪个挨千刀的!害死我的娃啊!”

靠山屯出了命案,消息很快传到县里,又传到市里。没半天功夫,县革委会主任张卫东就领着两名民警赶来了,刚到屯口,就被围上来的村民堵着,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情况。

张卫东蹲在地上,盯着盼娣的模样,猛地站起身来,气得直跺脚:“这不是简单的命案!是阶级敌人在报复我们!”

周围的村民也都看明白了——孩子下身裸露,脸上还带着没散的淤青,明摆着是先遭了糟蹋,再被人掐死的。人群里顿时炸开了锅,有人咬牙骂,有人红了眼。

张卫东转身对身后的民警和李广富说:“马上把屯里的地富反坏右都集合到村头晒谷场,开批判会!这些人里肯定有线索,咱们就从这里找突破口,一定要把凶手揪出来,给孩子和乡亲们一个交代!”

李广富立马应下来,带着几个村干部就往各家跑。没一会儿,晒谷场边就站了几个人,低着头,被村民们的目光盯得死死的。张卫东站在土台上,声音洪亮地喊着,把命案的严重性和“抓阶级敌人”的话重复了一遍,眼睛却在那几个人脸上来回扫,想从他们的神色里看出点不对劲。

村头晒谷场的土台边,李新家、李新英、孔善德两口子、李新强夫妇,还有陈景威,被村干部拉到空地上——这几人是屯里的“老面孔”,以往开批斗会总少不了他们,此刻站在那儿,身后村民的目光里带着惯有的审视。

张卫东站在土台上,手指着他们,声音劈得脆响:“是谁害死了孔善富家的丫头?现在坦白,还能留条活路;要是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土台边的气氛一下子绷得更紧。

那几人里,孔善德的老婆吓得直攥丈夫的衣角,李新强抿着嘴不吭声,只有李新英站得笔直,看着眼前的阵仗,眉头皱得更紧。

这时候,县公安局的陈警察从人群里走过来,皱着眉对张卫东说:“张主任,您这么做不对,现在首要任务不是批斗,是尽快破案,得找线索、找证据才行。”

这陈警察是胡局长的徒弟,那胡局长旧社会时就当公安局的警长,解放后接着给党办事,可文化大革命一闹,头一个就被揪了出来。陈警察这话刚落,跟张卫东一起来的市里公安也跟着开口:“对,张主任,这么搞会扰乱我们的侦查方向。”

张卫东脸一沉,刚要开口反驳,就见陈警察已经蹲下身,仔细看起盼娣的衣角,又往池塘边走去,显然是要先查现场。

陈警察蹲在池塘边,手指捏起盼弟衣角上沾着的一点带潮气的碎草,又抬眼扫了圈塘边的泥地,站起身对众人说:“这里不是第一现场,第一现场在村子里,我们得回村里摸情况。”

接着他转向围着的社员,提高声音喊:“社员们都散了吧,该干啥干啥去,别围着了,影响我们查案。”

“不能散!”张卫东立马插了话,往前迈了两步拦住要走的人,“凶手还没找到,怎么能散伙?都留下,说不定还能帮着找线索!”

那时候公检法早被砸乱了,就剩公安局还撑着,破案、审案全归他们管。陈警察见张卫东拦着不让人走,心里头不满,斜着眼瞅了他一下,声音也硬了点:“就算帮着找线索,也得讲证据。没证据,不能随便给人定罪。”

这话一下把张卫东惹毛了,他往前跨了两步,直冲到李新强面前,指着人鼻子就骂:“是不是你小子干的?以前搞对象就敢在树林里搞破鞋,现在是不是又犯了老毛病,对孩子下了手?”

李新强吓得一哆嗦,脸瞬间白了,连连往后退:“不是我!张主任,真不是我!我哪敢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啊!”

这话刚落,李新英往前站了一步,大声:“我四哥和我四嫂昨晚和我坐在一起看电影,他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丧天良的事?没有证据就诬陷好人,这不对!”

张卫东扭头看见是她,脸色更沉,指着李新英的鼻子就骂:“好啊,还敢有人出来说话!你们家这地主成分就是顽固。一个不敢认,一个帮着顶,怎么?想反天?想回旧社会去?”

李新英还想争辩,旁边孔善德悄悄拉了拉她的衣角,眼神里满是劝她别再硬碰的意思——这年头,跟主任顶茬,没好果子吃。

张卫东扫了眼在场的人,高声说:“社员们可以散会了,该干啥干啥去!”话顿了顿,他指着李新强,语气硬了几分,“但李新强必须留下,他的嫌疑最大,先押回队部审查!”

旁边两个村干部立马上前要架他,李新强一把甩开他们的手,脖子一梗:“我没干过!凭啥押我?要审查就查!我身正不怕影子斜,跟你们走!”说罢,他没等村干部再动手,自己朝着村头队部的方向迈步,只是脸上满是不服气的劲儿。

陈警察走过来,对着李新强说:“跟他们去配合调查也好,有啥情况如实说清楚。”

说完他转过身,看向张卫东,语气带着提醒:“人你可以审查,但不能动武,得按照政策办事。”

这时候一个民兵跑过来,手里攥着根麻绳,高声喊:“报告!我们在李新强家搜着这根绳子,跟勒死盼娣的一模一样!”

陈警察伸手接过麻绳,翻来覆去看了看,抬眼对那民兵说:“这种麻绳在农村多普遍?家家灶房、柴房里都能找出几根,你这话的意思,是家家都有嫌疑?”

这时候,陈警察盯着那民兵,语气沉了些:“你是干啥的?破案的事轮不到你随便掺和。”

那民兵立马把胸脯一挺,声音亮得很:“我是民兵!跟坏人坏事做斗争的民兵!这有啥不能掺和的?”

旁边的李广福跟着叫好:“说得好!讲得太好了!”

陈警察没接李广福的话,只看着那民兵,语气没松:“好不好不是嘴说的,得靠事实验证。”

陈警察没跟那民兵和李广福多掰扯——他心里清楚,张卫东这会儿指定在队部审李新强,得赶紧过去盯着,绝不能让张卫东胡来。

他知道张卫东是靠造反起家的,向来没个章法,动不动就瞎折腾。“我去队部看看,说不定还能拦着点。”陈警察心里这么想着,攥了攥手里的麻绳,转身就往村头队部的方向走。

孔淑梅从后头撵上来,声音里带着急劲儿:“新强!新强!”

李新强停下脚步,转过身瞅了瞅孔淑梅,脸上没什么慌神的模样,只平静地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去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就回来。”

孔淑梅心里发沉,她知道张卫东他们既然把人带走,就不会这么轻易饶了李新强。她往前凑了半步,声音压得低了些,带着担忧:“我怕……我怕你遭到麻烦,不一定能回……”

李新强看着孔淑梅,眼神里藏着他自己都没敢深想的沉重,声音比刚才低了些,却字字都落得实在:“淑梅,万一我回不来了,你领着孩子好好活着。”

他顿了顿,喉结动了动,像是把什么硬咽了下去,才接着说:“哪怕像猪狗一样,也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县革委会主任姜大头,大名叫姜广胜,是姜广明的堂兄。先前姜广明还当着公社主任,后来被当做走资派打倒了;而姜广胜呢,靠着“踢开党委闹革命”,反倒爬了上去,坐上了县革委会主任的位置。

他心里门儿清,张卫东那点能耐,不一定是陈警察的对手。琢磨着得去给张卫东助助威,免得事情办砸了。这么一想,他当即让人备好车,自己坐进吉普车,一路往靠山屯赶去。

姜大头一踏进靠山屯的队部,就晃着他那颗圆滚滚的大脑袋,径直走到陈警察跟前,说:“陈公安,县里头刚催着,还有别的要紧事得你去办,你赶紧回去吧。”

陈警察先是扫了眼旁边的张卫东,又把目光落回姜大头脸上,心里瞬间犯了嘀咕:这俩人,怕不是在打调虎离山的主意。可他转念一想,对方是县革委会主任,自己要是硬顶着不回去,反倒说不过去。

犹豫片刻,他还是皱着眉,严肃地冲张卫东和姜大头叮嘱:“你们可得记着,必须按政策办事,不管查什么,绝不能制造冤假错案!”

这话落完,他又深深看了眼屋里的李新强,没再多说,转身就往外走了。

陈警察刚走,张卫东立马往前凑了两步,眼神直勾勾盯着李新强,嗓门也提了起来:“李新强,我们怀疑你可不是没根没据!你当初跟孔淑梅处对象前,俩人就在树林里瞎扯。这就说明你作风一贯不好!”

那年代未婚先发生关系本就是大事,张卫东特意旧话重提,就是想压垮李新强的气势。他见李新强没吭声,又往前逼了半步,追问得更紧:“这次你准是看盼娣长得漂亮,没控制好自己,趁大伙都去看电影,就把人给糟蹋了,对不对?”

李新强猛地抬起头,脖子上的青筋都绷了起来,声音带着急劲儿辩解:“不对!我一直在看电影,根本就没离开过靠山屯,你怎么能这么诬陷我呢?”

张卫东冷笑一声,上前一步指着他,语气里满是不屑:“你不光有前科,这事儿更是你阶级本性决定的!你们这些地主分子,就是不甘心自己倒台,所以才用糟蹋女孩的法子,跟无产阶级示威!”

张卫东没给李新强再辩解的机会,又连着罗列了好几条莫须有的罪名——一会儿说他以前跟邻村姑娘“眉来眼去”,一会儿又扯他“私下抱怨过政策”,桩桩件件都往“坏分子”上靠,逼得李新强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反驳话。

末了,张卫东猛地一拍桌子,眼神狠戾,对着周围人高声喊:“这李新强就是实打实的强奸杀人犯!证据确凿,不用往县里送,就地处决!”

张卫东当即让人把全屯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都揪了出来,押着他们在村里游街示威,又把乡亲们都赶到晒谷场,要开公审大会。

人都到齐了,张卫东站在土台上,手里攥着张纸,扯着嗓子念李新强的“罪行”,末了把纸一摔:“这些阶级敌人就是不甘心失败!用各种阴招干坏事、搞破坏,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

这话刚落,人群里突然冲出个身影——是孔淑梅。她红着眼眶扑到台前,声音发颤:“你不能这么冤枉好人!”

张卫东脸色一沉,厉声喝道:“你个地主婆子、富农子女!也配跟我说话?把她拉下去!”

旁边俩民兵立马冲上来,架着孔淑梅的胳膊就往场外拖。

台下的李苦娃吓得浑身发抖,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土台上的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爹要被枪毙了。

接着就见张卫东冲市里来的警察抬了抬下巴:“现在执行。”

“砰——”

枪声骤然响起。

李新强应声倒在土台上,鲜血瞬间渗进了泥土里。

李苦娃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看着爹在自己面前没了动静——这场景,和当年李新强看着他父亲被枪毙时,一模一样。

张卫东把李新强枪毙后,没多耽搁,直接吩咐靠山屯的民兵就地挖坑埋了。民兵们不敢怠慢,在李广富的带头下抄起铁锹就动了手,几人埋头挖着,嘴里还反复念叨着:“深深地挖,深深地埋,绝不能让牛鬼蛇神蹦出来!”每一声都咬得格外用力,像是要把这事儿彻底钉在土里。

就这样,又一桩天大的冤案,在靠山屯落下了帷幕。

李新英站在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人群里,眼睁睁看着四哥李新强倒在枪口下,胸腔里没有半分悲伤,只有翻涌的、几乎要冲破喉咙的愤怒。

人群外的陈景威,满心都是疑惑与不解:这明明是桩一眼就能看穿的冤案,怎么就能说斗就斗、说批就批,最后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说枪毙就枪毙?党的政策明明是为了护着老百姓,怎么到了这儿,就变了味?

那个特殊的年代,极左思潮裹挟着狂热,是非被模糊,法理被搁置,权力失去了应有的约束。一句“阶级敌人”,就能轻易给人定罪;一次“群众运动”,就能让无辜者失去生命。人权被漠视,冤案如阴影般笼罩,本该护佑百姓的政策,在极端的口号与盲目的跟风里,成了某些人滥用权力的工具,留下了一段段难以磨灭的沉痛记忆。

孔淑梅瘫坐在炕上,眼眶哭得红肿,指尖还攥着李新强生前常穿的旧布衫,布料上的褶皱都被泪水浸得发潮。门帘被轻轻掀动,李新英端着一碗温热的米汤走进来,把碗放在桌角后,悄悄在嫂子身边坐下。

她没急着说话,先伸手拍了拍孔淑梅的后背,带着些微暖意:“嫂子,我知道你心里疼得慌,可你得撑着,家里还有娃要照看,新强要是看着你这样,心里也不安稳。”

孔淑梅肩膀一抽,眼泪又滚了下来:“他是被冤枉的啊……怎么就没人信呢?”

“我信。”李新英攥住嫂子冰凉的手,指腹蹭过她手背上的薄茧,“只是现在这光景,上边定了调,咱老百姓说啥都不算数。可再难也不能熬垮自己。你倒下了,苦娃谁管?新强的冤谁还记着?先喝口米汤吧,胃里暖了能好受些。”

那年代,家庭成份“不好”的人受尽了凌辱、歧视和打压,虽心中愤懑,但却不敢为自己发声,否则就会被扣上对现实不满的帽子,整天颤颤惊惊,唯恐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

1970年4月中旬,春风还带着几分凉意,陈景威带着贺晓丹、刘杰蹲在水稻试验田埂上,手里捏着块发脆的旧塑料布,眉头皱得很紧。“这旧塑料顶不住了,夜里温差大,稻苗还是受冻,得换批新的。”他把塑料布往埂上一放,声音里带着愁绪,“可咱们手里没钱,这事儿难办。”

贺晓丹立刻直起身子,语速比平时快了些:“我去买!钱我来掏!”

陈景威转头看着她,摆了摆手:“孩子,这是公家的事,哪能让你个人掏钱?不行不行。”

“有啥不行的?”贺晓丹急着接话,眼里透着坚定的眼神,“只要能把抗寒水稻研究成功,我个人掏这点钱算啥?”

一旁的刘杰也跟着点头,拍了拍口袋:“对,我也是这个想法!钱不用她一个人出,我跟她一起拿!”

贺晓丹转头对刘杰说:“你帮陈教授把这儿的东西收拾规整些,我先去买塑料布,你收拾完了就赶紧跟上,咱们一块儿把朔料布买回来。”

贺晓丹走到屯里仓库附近,脚步刚慢下来,秦彪突然拄着双拐从仓库后冲了出来,一把薅住她的胳膊。贺晓丹先是被吓得“啊”地叫出声,看清是秦彪后,挣着胳膊问:“秦彪,你干什么?”

“老子要找你享受享受!”秦彪咧嘴一笑,另一只手伸过来,死死卡住了贺晓丹的喉咙。贺晓丹憋得脸发白,正拼命挣扎时,刘杰赶了过来。他看见这情景,怒火直冒,冲上去一拳砸在秦彪脸上,秦彪踉跄着倒在地上。

秦彪见贺晓丹来了帮手,眼睛一狠,突然从腰里掏出手枪,对准刘杰就扣了扳机。刘杰反应快,猛地往旁边一躲,子弹擦着他的胳膊飞了过去。这下刘杰更气了,几步冲上去按住秦彪,又一拳把他打翻,伸手夺过了手枪。

枪声惊动了附近的乡亲,这会儿大家陆续跑过来,围着秦彪七嘴八舌地问怎么回事。贺晓丹缓过气,红着眼圈把秦彪欲行不轨、还开枪打人的事说了一遍。乡亲们听了都怒了,七手八脚地扭住秦彪,推着他往屯里去。

李广富捏着电话听筒,手还在发颤,对着那头县公安局的陈警察急声说:“陈警察!你快过来!俺们这儿揪出真正的强奸犯了!”

挂了电话,他没敢歇气,又赶紧拨通另一个号码找姜大头,声音里满是慌乱和悔意:“不好了!出大事了!咱们之前怕是冤枉李新强了,真正的凶手自己蹦出来了!”

陈警察接到电话后,带着两个同事急急忙忙赶到靠山屯。李广富早已在村口等着,一见他们就迎上去,领着往队部走。进了屋,李广富指着被捆在墙角的秦彪,气不打一处来:“陈警察,就是这个畜生!我可怜他残疾,让他看仓库,没想到他借着这差事净干坏事!”

陈警察和同事当即在队部展开审问。起初秦彪还想抵赖,可架不住追问,渐渐松了口——他承认自己就是当年的“秃鹰”,当年李广仁通知刘辰光来剿灭他的土匪窝,他趁乱才跑了,后来被手下的人点把火把他烧残了。后来他一路躲到靠山屯,没人认出他,便藏起来暗中盯着刘辰光和李广仁,就等着找机会报仇。那天他看见刘辰光往李广仁家去,知道机会来了,掏出枪就把人打死了。最后,他还坦白了自己监守自盗,以及强奸盼娣的全部罪行。

陈警察越听脸色越沉,牙咬得“咯吱”响。他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真正的罪犯藏在眼皮子底下逍遥法外,无辜的李新强却被错判枪毙,这桩冤案,真是让人心里堵得慌!

陈警察带着同事把秦彪押回县里后,第一时间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听完案情,当即判定这是性质极其严重的案件,下令立刻将秦彪转押至市里深挖彻查。到了市里公安局,面对审讯人员的强大攻势,秦彪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一五一十交代了更多细节。一旁记录的市局负责人听完,忍不住沉声道:“依这罪行,秦彪才更该依法枪毙!”

靖垣市公安局将秦彪的案子从头到尾梳理得滴水不漏,确认无任何漏洞后,正式下达了死刑执行命令。执行当天,秦彪被押上卡车,沿街示众一圈,每经过一处,都引来群众驻足凝视。最终卡车驶至郊外刑场,随着一声枪响,这个作恶多端的坏分子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一次,才算真正铲除了这块危害一方的毒瘤。

秦彪的案子一破,张卫东心里又惊又乱,却偏要装出镇定模样。他再清楚不过,自己不光错杀了李新强,当年土改时还冤死了李广仁。可事到如今,他只想着按自己的逻辑硬扛到底,绝不肯认半分错。

张卫东十八岁就参了军,那会儿没什么文化,是部队看着他年轻机灵,特意培养他读书写字。他脑子灵光,进步飞快,不光文化底子扎得牢,写文章也有模有样,很快就得了上级赏识。可这份亮眼的成长里,却藏着致命的缺陷——他的思想总偏得极左,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有错,反倒觉得所有决定都是在捍卫革命路线。哪怕明摆着冤杀了李广仁、李新强,他也只当是“必要的代价”,半点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也正因如此,不管是靠山屯,还是临屯的郭家屯、冯家屯,都有不少跟李广仁、李新强一样的冤案。时间久了,人们敢怒不敢言,只能在背后偷偷叫他“张阎王”,这名字里的怕与恨,没人比当地百姓更清楚。

真正的凶手落网后,一向老实巴交的李新家再也压不住满心愤怒。他直接找到了张卫东,见面就红着眼吼:“你就是杀人魔王!平白无故害我兄弟性命!”

张卫东却依旧摆着温和的模样,伸手拍了拍李新家的肩膀,语气轻飘飘的:“新家啊,咱们做工作哪能百分百周全?有时候总要付出点必要的代价。当初那情况,多少证据都指向新强,你说我这能算彻底冤枉他吗?”都到了这地步,他还在强词夺理。

李新家听得胸口发闷,他在心里嘀咕:“我爹李广仁当年给俺们兄弟四个起名,新国、新家、新富、新强,盼的就是国家富强!他要是真的十恶不赦,能起这样的名?就算出身是地主,他啥时候害过乡亲们?”如今“国家富强”四个字,只剩“家”还在,哥四个,却没了三个。

满肚子委屈和愤怒没处撒,又拿张卫东没办法,李新家只能憋着。打那以后,本就不善言辞的他更沉默了,见了人总低着头,话比从前少了大半。只有在给学生上课时才说话。

在当时的环境里,存在着一种扭曲的认知:那些嘴上宣称自己一贯正确、以“正确”自居的人,其行为未必真的站得住脚;而那些被轻易判定为“不正确”的对象,往往反倒坚守着事实与公道,成了被错判的一方。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让所有人在震惊之余,纷纷对那个长期自我标榜“一贯正确”的接班人展开口诛笔伐。时至年底,随着事件相关情况逐步明晰,此前受其影响的各项工作,也渐渐摆脱混乱,重新走向正轨。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新英被调回了靖垣市,成了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开学后,她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是《南辕北辙》。

课堂上,她先领着同学们逐句朗读:“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返。”每读一句,就停下来用大白话拆解讲解——“魏王打算攻打邯郸,季梁听说这件事后,半路上就立刻往回赶”,生怕学生听不懂,耐心地把古文转化成现代汉语,一点点帮大家领会课文里藏的道理。

随后,一批老干部陆续得到解放,北疆省委书记刘建葵也重回北疆省工作。只不过他不再担任一把手,而是任北疆省革委会副主任;当时的一把手,是依旧喊着极左口号的刘德顺。尽管如此,老干部们的复出,还是给翘首以盼的人们带来了一丝曙光。

文革期间公检法系统遭严重破坏,昌阳县公安局的陈警察却在困境里咬牙支撑,硬是凭着一股劲干出了不少实绩。刘建葵重回北疆省工作后,一眼看中了他,直接将他调到省公安局任职。

消息传开,旁人都羡慕不已,说他“飞得太快”,一步就从县里到了省里。但了解他的人都清楚,陈警察能得到这份提拔,靠的全是实打实的工作能力,还有他一贯严肃认真、从不敷衍的态度——这些,也正是老干部们对他格外赞许的地方。

1972年春天,学校开学后,李新英给同学们讲授了课文《孔乙己》。课堂上,她从文章的中心思想切入,细致分析了孔乙己迂腐又可悲的人物形象,还结合当时的社会制度,把课文背后的深意一点点讲给同学们听。

课后同学们总爱模仿孔乙己的语气互相开玩笑,时不时冒出一句“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惹得彼此哈哈大笑。李新英看着眼前活泼的身影,知道同学们不仅把课文学进了心里,还真正领会了其中的内涵,脸上忍不住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自从李新英调回靖垣市当语文老师,她和丈夫的关系渐渐缓和下来,从前的“同床异梦”,以前的她总不爱回家,打心底里抵触这个家;可现在,每到下班点,她都会准时往家赶,还试着主动做些事,一点点弥补夫妻俩之间曾经裂开的缝隙。

1972年,李新英和陈亚成聊天,李新英顺嘴说刘少奇不该那么冤枉,毛主席也不是神。单纯善良的李新英没想到就这几句话给她带来灭顶之灾。那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极“左”思潮盛行,社会氛围紧张,言论管控严格。李新英对刘少奇冤案表达同情以及对毛主席非神化的言论,在当时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错误,触犯了禁忌 。

她的丈夫和儿子到派出所揭发了她。

在那样的背景下,她的丈夫和儿子告发她,可能是受到了政治环境的压力,也可能是因为李新英和钟启民曾在一起的报复,或是出于政治立场的不同等原因。随后,李新英被公安局带走,这也反映了当时因言获罪、政治高压的社会现实。

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笼罩下,李新英因表达对“文革”错误做法的不满而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这是当时因言获罪的典型案例。

当时,个人崇拜盛行,对干部的极端对待也较为普遍,李新英认为不应进行个人崇拜,也不应以极端方式对待干部,这些言论与当时的政治氛围相悖,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错误。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时期,司法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反革命罪”的判定往往缺乏严谨的法律依据和公正的审判程序,许多人仅仅因为发表了不同意见或表达了对“文革”的不满,就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遭受残酷的批斗和迫害。李新英的经历正是这一时期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当时政治高压下人权被严重践踏、法治精神被彻底忽视的严峻状况。

办案人员为了给李新英罗织罪名,不仅攻击她的思想,还故意拿所谓“生活作风”做文章,逼问她是否与钟启民有不正当关系。面对指控,李新英没有回避,直接承认了婚内与钟启民的感情,却也掷地有声地反驳:“我承认婚内出轨,但这不是作风问题,我们俩是真心相爱。”

在那个特殊年代,办案人员常以“生活作风”为突破口,试图用私域话题摧毁被审查者的尊严,以此坐实“反动”罪名。而李新英的回应,既没有因恐惧而否认感情,也不愿让真挚的情感被污名化为“作风问题”,哪怕身处绝境,仍保留着对自身情感的坦诚与坚守。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法治被严重践踏的特殊历史时期,李新英在狱中遭受的残酷虐待,是当时人权被肆意侵犯的惨痛缩影。

监狱工作人员用铁丝钳住她的舌头和嘴巴、往嘴里塞拖布,用反铐双手、背负18斤铁锤、戴脚镣的方式摧残她的身体,还将她关进只能坐着的“小号”牢房,从生理到心理对她进行双重折磨;更有办案人员借审讯之名实施性侵,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违背基本人权与道德底线,更彻底暴露了当时极“左”环境下,部分执法者无视法律、滥用权力的野蛮与残暴,也让李新英的遭遇成为那个时代无数被迫害者悲惨经历的真实写照。

李新英始终坚持真理,不肯承认所谓的“罪行”。时任北疆省革委会主任的刘德顺得知后,竟亲自批示,要将她枪毙。

就在这危急时刻,刚回省里工作的刘建葵站了出来,坚决反对:“咱们不能随便杀人!人一旦没了,这条命再也挽回不回来了。就算她真有过错,也绝不到死罪的地步,还是留下她,进行批判教育更妥当。”

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法治被严重破坏,极“左”思潮肆虐的特殊历史时期,李新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但她始终坚守着对真理的信仰,坚称自己无罪。她写下《一个公民的宣言》,清晰地阐述了作为公民,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发表意见是应有的义务和权利。

她拒绝认罪,更不向错误的路线低头,在狱中多次与审讯人员进行辩论,始终坚定地维护自己的观点。这种在极端困境下依然坚守正义、捍卫公民权利与尊严的精神,是对当时极“左”错误的勇敢抗争,也彰显了人性中追求真理、坚守良知的伟大力量,成为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里,人们不屈抗争的一个缩影,其精神值得后人铭记与敬仰。

刘德顺看着刘建葵,语气里满是不耐:“你瞧瞧她多顽固,到现在还拒不认罪!留着有什么用?干脆枪毙算了!”

刘建葵却不肯松口,坚持道:“咱们不能轻易夺走一条人命,我还是那句话,她罪不致死。就算判无期徒刑,也比枪毙强啊!德顺,你再想想,我的意见是不是这个理?”

刘德顺沉默了片刻,最终松了口:“那我就再给她一段时间,看看她表现。要是还这么顽固到底,那这枪毙的命令,我就下了。”

孔善富在女儿盼娣被害一年多后,妻子生下儿子,因心怀对被冤枉杀害盼弟的李新强的愧疚,便给儿子取名“念强”,以此寄托对李新强的惦念之情。

孔善富得了个儿子,堂兄孔善德带着媳妇上门道喜。没多久,孔淑梅也来了,手里拎着十来个红皮鸡蛋,说是给孔善富的媳妇坐月子补身子。可当她听见孔善富给儿子取名“念强”时,心里的悲痛猛地涌上来,眼泪扑簌扑簌掉个不停。

孔善富也掉了泪,擦着眼睛哽咽道:“这新强死得冤呐。”说着,他伸手去拿烟袋锅,往里头装烟时,手却嘚嘚嗦嗦的,烟丝撒了一地。

这时,贺晓丹和刘杰也来了。两人先给孔善富道了喜,贺晓丹笑着说:“恭喜你添了个儿子!今天我从县里请了放映队,给咱们屯放场电影。”孔善富连忙摆手:“那可使不得,哪能让你个人掏钱呢?”贺晓丹摆摆手:“就象征性给了俩钱,花得不多。”

没多久,全屯人都赶来看电影,放的是朝鲜影片《看不见的战线》。这是盼娣遇害后,村里头回放电影,乡亲们脸上的愁容淡了些,围坐在一起时,倒也有了几分许久没见的热闹劲儿。

转眼间到了1975年春天,北疆省委正开会讨论如何处理李新英。刘德顺坚持要枪毙,刘建葵则认为可杀可不杀。这时,刘德顺说:“咱们举手投票定。赞成枪毙李新英的请举手,赞成不杀的请举手。”

等众人举完手,刘德顺看了看,说道:“赞成枪毙的占多数,这事就这么定了。”那时候没了公检法,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就凭几个领导的三两句话便定了下来,不少冤魂,就是这样被一句话定了性。

李新强的儿子李苦娃已经18岁。这天,孔淑梅对他说:“今天是5月1号,你姑姑李新英就要被枪毙了,咱俩去送送她。”此前北疆省公布了枪毙李新英的布告,定在1975年5月1日执行,所以孔淑梅才决定带李苦娃去送最后一程。

这时,看守人员给刘德顺打报告:“李新英顽固不化,还在搞反动宣传!刚把她拖上车,她就跟老百姓进行反革命煽动。”刘德顺一听火了:“你们就任由她宣传反革命言论?不会赶紧采取措施?”看押监狱的人接到指示,当即用刀割了李新英的喉咙。李新英疼得瞬间昏死过去,可他们不管不顾,强行把她架起来,鲜血淌得满胸脯都是。随后又给她挂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新英”的大牌子,牌子上还画了个大红叉。

孔淑梅领着李苦娃看到这一幕,再也忍不住伤心,当场抹起了眼泪。

李新英被枪毙后,孔淑梅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李苦娃在旁看着母亲伤心欲绝的模样,也把头靠在她肩上,跟着哭了起来。

娘俩哭了好一阵,李苦娃才低声说:“妈,我想吃点饭。”孔淑梅愣了愣,随即抹掉眼泪:“对,咱们活着的人,得坚强活着。你爸以前说过,就算像猪狗一样,也得好好活着。”

说完,她领着李苦娃走进一家饭店,摸了摸钱兜,里面没剩几个钱,只好只点了一碗面条。李苦娃一看就明白母亲没钱了,端过面条拨出一半推过去:“妈,我一碗吃不了,咱俩一起吃。”孔淑梅知道儿子是心疼自己,舍不得独吃,便红着眼点头:“好,好,咱们一起吃。”

李新英被枪毙后,公安局的人很快找上了她的丈夫陈亚成。对方说:“你能检举揭发李新英,说明有一定觉悟。但枪毙她用的子弹钱得你们掏,一颗5分,一共三发,总共一毛五,你把这钱付了。”

陈亚成赶紧乖乖拿出一毛五递过去。这一刻,他心里说不清是悔是恨,或许两种情绪都有,又或许还掺着别的。毕竟,李新英就是因他的揭发才被抓的。他忍不住琢磨:自己当初这么做,到底是觉悟高,还是出于自私想报复她?可能两者都占了些吧。这些乱糟糟的念头在脑子里绕来绕去,怎么也挥不开,让他心里堵得厉害,一点也不好受。

李苦娃年纪不大,却亲眼看着父亲和姑姑被枪毙,心里留下了一道道总也驱不走的伤痕。从那以后,他就变得沉默寡言。

这天他下地劳动,被贺晓丹叫住:“苦娃,来,跟我们一起玩会儿。”李苦娃只是摇了摇头。贺晓丹知道他心里不好受,没再强求——她本是想让李苦娃跟大家一起玩,能让他情绪好些,可他心里那悲伤的伤痕,哪是一时半会儿能痊愈的。

1975年7月,靖垣市中学五年级的学生们迎来毕业。那时候没有高中和初中,只是五年一贯制。彼时上山下乡的浪潮正盛,其中一个班——便是曾由李广富来讲忆苦思甜的那个班,整班人组成集体户,恰好被下放到了靠山屯。

靠山屯为知青们办了场欢迎插队落户的大会,公社主任李广富站在台上讲话,声音洪亮地重复着那时的标准提法:“你们要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台下,当年总带头喊口号的班长,盯着李广富的脸忽然愣了愣——他一眼就认出来,这人正是当年给他们班做忆苦思甜报告的人。

等欢迎大会散场,知青们跟着村干部往集体户住处走时,班长拽住几个相熟的同学,压着声音说:“你们还记得不?当年他来讲忆苦思甜,说自己以前天天吃窝头、咽糠菜。既然现在咱们跟他照面了,不如就给他办场‘忆苦思甜饭’,看看他到底认不认这口饭!”

知青们说干就干,转眼就在集体户的小厨房里忙开了,淘洗、和面、生火,锅碗瓢盆撞出声响,热气裹着粗粮的气息飘出老远,正热闹时,李广富掀着门帘走了进来。

“刚安顿下来,我来看看你们这些城里娃娃。”他脸上堆着笑,语气带着几分长辈式的关切,“离开爹妈在这儿生活,有啥缺的尽管跟公社说。”说着扫了眼灶台边堆着的玉米面和糠,又问,“你们这是忙着做啥饭?”

“李主任,我们在做忆苦饭呢!”当年带头喊口号的班长凑上前说:“常吃忆苦饭,才能牢记阶级苦,您说这话在理不?”

李广富愣了愣,随即点头:“在理,在理!”

“那可太好了!”班长立刻接话,指了指蒸笼里刚冒热气的窝头,“我们这忆苦饭,是用玉米面掺着糠做的,比您当年说的‘只吃糠做的窝头’可香多了。正好您来了,就跟我们一起吃,也给我们讲讲当年的苦日子,让我们多受受教育!”

话落,旁边的知青已经递过一个烫手的窝窝头。李广富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只能硬着头皮接过来,咬了一口——粗粝的糠渣刮得喉咙发疼,玉米面的寡淡里还裹着股土腥味,他的脸瞬间皱成一团,嘴角控制不住地往下咧。

“李主任,您咋咧嘴了?”班长故作惊讶,“您当年当长工的时候,不天天吃这个吗?是不是忘了味儿了?别干咽,这儿还有咸菜!”说着又递过一根发黑的咸萝卜条。

李广富捏着萝卜条,只觉得嘴里又干又涩,咬了一小口慢慢嚼,咽下去时像卡了团砂纸。这时一个女知青端来水瓢:“李主任,您吃着这么难咽啊?真不知道您当年是怎么扛过来的。快喝点水,别噎着!”

李广富接过水瓢,咕咚咕咚灌了大半瓢,才算把喉咙里的“苦”压下去,额角已经沁出了细汗。

知青们都瞧着李广富咽窝头时那费劲的模样,眼神里藏着些微妙的笑意。当年总带头喊口号的班长,也就是小胡——胡凯,往前凑了两步,语气里带着点似笑非笑的劲儿:“李主任,您这可不太对呀,有点忘本喽!”

他指了指李广富手里啃了一半的窝头,接着说:“就这点掺了糠的窝头,您都咽不下去了?想当年您讲忆苦思甜,说当长工那会儿天天吃这个。哎,也多亏是解放得早,要是再晚几年,您不等着解放,怕是先被这窝头噎死了吧?”

话刚落,胡凯伸手从蒸笼里又拿了个热乎的窝头,掰了一大块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地嚼着,动作干脆利落,半点不拖沓。旁边的知青们见状,也纷纷拿起窝头跟着吃起来——虽说粗糠刮得喉咙发涩,玉米面也没什么滋味,可没人皱一下眉,反而吃得有声有色,像是在品尝什么稀罕吃食。

他们的目光时不时往李广富那边扫,嘴里的咀嚼声都透着股劲儿,哪是单纯在吃窝头,分明是带着点示威的意思:你李广富忘了本,吃不下当年的苦,可我们没忘,这点苦对我们来说不算啥!

李广富脸憋得通红,胸口一阵发闷,可当着一群知青的面,发作也不是、不发作也不是,只能硬生生把火气压下去。他垂着眼,心里头早把这些知青骂了个遍:“这帮小兔崽子,明摆着故意捉弄我!等着瞧,总有一天,我非得给你们派最沉最累的活,让你们知道知道,谁才是这儿说了算的!”

这时候胡凯突然吹了声清脆的口哨,声音里带着点戏谑:“李大叔,您这真是忘本喽!当年旧社会天天吃这个都不怕苦,今天就一个窝窝头,怎么就这么难咽?忘本喽!”

李广富听着这话,脸更烧得慌,心里头又气又急,暗暗骂道:“我当年忆苦思甜说的那些都是我编的,这小子是真听不懂还是装听不懂?故意拿这话戏弄我!”他偷偷瞥了眼胡凯,越看越觉得这小子不好对付——“看来这小子是个硬茬,以后要治这群知青,就得先从他身上开刀,杀杀他们的锐气!”

胡凯的对象刘丹也是这批知青里的,这时也走了过来,语气带着点软乎乎的调侃,对着李广富说:“哎呀李大叔,真是多亏了当年解放得及时,要不然您当年总吃这个,哪能撑到现在,早该饿坏了。”

李广富听着这话,心里头的火气又往上冒了冒,堵得胸口发闷,可脸上还是得憋着,半个字都发作不出来。他眼神扫过刘丹和胡凯,一眼就看出俩人的关系不一般。

这么想着,他心里忽然冒出来个念头:当年李新强和孔淑梅就是在树林里做了不规矩的事,被民兵撞见才落了整治的由头。要是哪一天,能抓着胡凯和刘丹也做这样的事,到时候就有了把柄,还愁治不了这俩小兔崽子?

被这帮知青捉弄了一阵后,李广富再也不敢轻易往知青那边凑。就算是在村里遇上知青干活,他也故意装作没看见,不敢跟他们照面。

这天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他突然挨家挨户转,或许又接到上面什么指令了。进了门就往鸡窝、鸭棚跟前凑,蹲在那儿数个数。他或许又该拿村里的人出气了。

李广富进了孔善富家,眼睛直往院角的鸭棚瞅,蹲在边上一只一只数得仔细——明明一眼就能看出是两只,可先前有村民偷偷跟他说,孔善富实际养了三只。他就是奔着查这个来的。

“善富啊,”李广富站起身,语气带着点拿捏的意味,“不对吧?我记得你家原先养的是三只鸭子,怎么这会儿少了一只?”

孔善富嘿嘿笑了两声,往前凑了凑,声音放得近:“李主任,咱这不是想着响应号召嘛,就留了两只。养多了那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您说对不?咱可是实打实遵纪守法的好村民,您再好好查查,是不是就两只?”

孔善富心清楚:自家那第三只鸭子,准是被知青们偷去了。他没去别处,径直往知青点走——不是来算账的,是来道谢的。要是知青没把那只鸭子弄走,他这三只鸭子摆着,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少不了得挨顿批斗。

一进知青屋,孔善富就笑骂开:“你们这帮兔崽子,嘴馋了就偷我鸭子是不是?”说着也不客气,往炕沿上一坐,见桌上摆着鸭肉,不用人让,自己拿起筷子就夹了几块往嘴里送。

知青们都知道,孔善富是老来得子,日子过得紧巴,才多养了只鸭子贴补家用。胡凯走过来,语气实在:“善富叔,我们知道您老来得子,生活不容易。这不,我们知青大伙凑了点钱,想着给您添补添补。”

孔善富一看知青们要拿钱帮他,眼圈顿时红了,眼泪没忍住淌了下来:“这么些年来,我过日子一直小心翼翼的,就怕被他们抓住半点把柄,揪着就批斗。我哥孔善德,就因为比我家多了两亩地、多养了几只鸡鸭,就被划成了富农。我当年,也是勉强才划成富裕中农啊!”

因为城里来了这批下乡知青,村里特意给他们腾出了住处,叫知青点。早先下来的贺晓丹和刘杰,也搬了过来,跟大伙凑到了一块儿住。

知青们初到靠山屯,一心想给这闭塞的小地方添些活力,改善屯里的文化生活。他们瞅着村头一块空地,找了些木料,叮叮当当安起了篮球架。篮球架立起来后,大家又琢磨着还缺点啥,有人一拍大腿:“咱再弄个乒乓球桌!”

可这做乒乓球桌的材料上哪找呢?大伙一合计,把主意打到了队部办公干部用的办公桌上。也不管是谁的,几个人上手就拆,敲敲打打、拼拼凑凑,没多久,一个简易乒乓球桌就有模有样了。李广富当年用的那张办公桌,也没能“逃过一劫”,被知青们拆得七零八落,成了球桌的一部分。

李广富路过瞧见这场景,脸“唰”地就黑了,火急火燎跑过来,手指着被拆得乱七八糟的桌子,气急败坏道:“你们怎么把我的办公桌给拆了!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我要向上面反映,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胡凯站在一旁,不慌不忙,脸上挂着一抹笑,慢悠悠开口:“李主任,您先消消气。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我们弄这些,就是为了响应号召,让大伙都能强身健体。您要是阻拦我们发展体育运动,这传出去,说不定还以为您反对毛主席指示呢。要是真这样,我们也只能向上如实反映了。”

李广富一听这话,像被掐住了脖子,刚要冒出来的火一下憋了回去,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脖子一缩,灰溜溜地走了,心里虽有不甘,可也不敢再吭声。

傍晚天刚擦黑,靠山屯的社员们都在院外头乘凉,李庄稼被几个孩子围着,坐在石头上讲故事:“孟姜女她男人被抓去修长城,走了大半年没信儿,她揣着两双布鞋就追,走了快俩月,到了长城根儿一打听,人早累死了,尸体还埋在城墙里,她当场就哭,哭了三天三夜,末了‘轰隆’一声,长城就塌了一大段!”

人群后的王二柱听见这话,脸立马沉了,转身就往李广富家走。到了院门口没敲门,一推院门就进,掀了堂屋帘喊:“李主任!出事了!”

李广富正坐在炕边擦汗,见是他,皱着眉问:“咋了?慌慌张张的。”

“李庄稼在外面给孩子讲故事,讲孟姜女哭长城,还说秦始皇修长城害死人!”王二柱急着说,“这不是明着骂秦始皇吗?秦始皇可是法家代表啊,他这不映射攻击秦始皇吗?算反动言论吧?”

李广富手里的布巾“啪”扔在炕席上,抓过墙上的褂子就往身上套:“他敢讲这个?走,去看看!”

俩人往社员乘凉的地方赶,老远就听见李庄稼的声音。李广富大步冲过去,吼了一声:“李庄稼!别讲了!”

李庄稼正讲到兴头,被这一吼吓了一跳,烟袋锅子差点掉地上。孩子们也都缩着脖子不敢动。

“你讲的这叫啥?”李广富走到跟前,指着他说,“秦始皇是法家,是进步的!你说他害老百姓,不是跟批林批孔对着干?这是反动行为!”

周围的社员都不吭声了,有人悄悄往边上挪了挪。王二柱站在李广富旁边,也盯着李庄稼,没说话。

胡凯他们几个知青老远瞅见村头围满了人,就知道李广富又搞事情了。他快步走过来扒拉开人群挤到前头。一看李广富正指着李庄稼发火,胡凯先开了口,语气里带着点调侃:“广富主任,这又是咋了?好端端的发这么大火,莫不是到了更年期,脾气都变躁了?”

李广富转头瞪他,气冲冲地喊:“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你问问他,他在这讲孟姜女哭长城,明着影射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是法家代表,是革命的、进步的,他这是跟批林批孔对着干,是反动!”

胡凯听了故意拉长语调转向李庄稼:“哎哟,李大叔,您这可不够觉悟啊!孟姜女哭长城哪能这么讲?要我说得改改,改成孟姜女爱上了秦始皇才对,这才符合道理嘛!”

这话一落,周围的人先愣了愣,接着“轰”地笑开了。老乡们多是跟着乐,没敢多嘴。胡凯见状,兴致更高了,突然振臂一呼:“乡亲们呐,咱可不能忘本,得紧跟批林批孔的步伐!来,跟我喊口号,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秦始皇万岁!”这一嗓子喊出来,大伙面面相觑,几个年轻点的知青跟着喊了起来,慢慢地,声音越来越齐。

李广富看着胡凯这副模样,知道他又在捉弄自己,气得脸瞬间青得像块老咸菜,手指着胡凯想骂又找不出话头,气的干瞪眼。

胡凯对着乡亲们说:“以后凡是抹黑秦始皇的故事,一律不准讲。《三字经》也别背了。大家到县里去申请,领一套《毛主席语录》,咱们天天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才符合李副主任的要求。”

李广富听着胡凯这话,琢磨着似乎也在理,就更没吭声。末了才说:“行,领《毛主席语录》的事,我直接到县里给你们领。”

1976年的到来,人们好像感觉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就初春了。

在靖垣市,张卫东正忙着——一会要按上级安排组织全市庆祝文革十周年的活动。搞的很有氛围。沿途随处都能看见庆祝的口号:墙上、电线杆上、都贴着“热烈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宣传口号,有的还沾着没干的浆糊印。接着又要到各个县里去听汇报。

张卫东抵达昌阳县,径直走进姜广胜的办公室,抬眼便见李广富也在。李广富一瞧见他,立刻迎上前,语气带着委屈:“哎呀,张书记,您可算来了!正好我有桩事要向您汇报,就是那帮下乡的小青年,总变着法捉弄我。”

说着,他便添油加醋地细数起来,说胡凯他们如何硬逼他吃窝头,又如何故意干扰批林批孔的工作,桩桩件件都往重里说。张卫东听后眉头一皱:这帮青年是来下乡锻炼的,怎么能反过来捉弄贫下中农?不快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他看向李广富,沉声道:“我让人去调查一下这个胡凯,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1976年5月16日,对张卫东来说是“盛大的节日”,歌咏大会开始前。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同志们,有些老干部为什么跟不上形式?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革命的,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却不愿意前进了。他们看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是民主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走资派。形象地说,就是那些解放战争时期抗过枪的,抗美援朝度过江的,他们都是不吃香的。所以对这些老干部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他们背后猛击一掌,让他猛醒。如果还死不悔改,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就同他们斗争到底……

他左手掐腰,右手握拳,在空中飞舞,给人一种敢同敌人做坚决斗争到底的气概。他的讲话赢得热烈的掌声。他讲话后,歌咏大会开始。

靖垣市国营纺织厂演唱了《红太阳照边疆》。接着,靖垣市机械厂演唱了《翻案不得人心》。最后,昌阳县机关演唱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坐在下面的贺成彪,听着歇斯底里的演唱,受伤的脑袋一阵裂痛。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

贺成彪的伤病突然发作,坐在他旁边的张有才见状赶紧问道:“贺主任,您怎么了?我送您去医院吧。”

贺成彪摆了摆手,轻声说:“不用,送我回家就行。”

随后,张有才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贺成彪走出会场,又坐着厂里的汽车,将他送回了家。

歌咏大会结束以后,张卫东对胡凯真的进行了社会调查。这一查不要紧,一查吓一跳。原来胡凯家的出身是地主。要是拿地主的身份找胡凯的麻烦,又有些棘手,因为他的父亲是个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你说他是地主出身吧,他可以说是革命家庭出身。你说他是革命家庭出身,他又确确实实是地主。搞得张卫东很棘手。

张卫东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决定亲自带人,联合民兵去找胡凯算账。抵达靠山屯后,他让广大社员都集合到晒场边,随后便当众对胡凯展开批判。

张卫东站在众人面前,神情严肃,声音洪亮:“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是要和大家说一说胡凯的事!他下乡之后,根本没真心接受咱们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尽干些捉弄老一辈贫下中农的事儿!更过分的是,还在村里散布批林批孔的谣言,严重扰乱人心,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时,胡凯走向张卫东,说道:“我的张大主任,你可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我要是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来这儿干啥?这些日子,我一直积极配合大家,主动包窝窝头,和大伙一起吃忆苦思甜饭。吃完那些饭,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多么幸运!”

胡凯顿了顿,做出很受委屈的样子;“再说说李广富主任,他居然忘本了,那忆苦饭的窝头他都吃不下去。我好心提醒他别忘本,难道这也错了?还有,关于批林批孔,我可是带头喊口号批判林彪,连他的祖宗孔老二我也一起批判了,哪像有人说的我在攻击文化大革命?我到底哪儿做错了?”胡凯说完,双手抱胸,摆出玩世不恭的样子。

张卫东就算长十张嘴,也辩不过胡凯,在对方面前彻底没了气势。可他仍要倚仗手里的权力,为他那所谓的“革命”整人,转头对带来的民兵喊:“把胡凯押回县里办学习班!”

胡凯一听要被送县上参加学习班,反倒乐了,笑着说:“嘿,我谢谢张主任!哎呀,到了县里我就能跟干部们平起平坐,在一张桌上吃饭喽——”尾音故意拉得老长,满是调侃。

张伟东终究把胡凯带走了,可这场对峙里,他的气势早就输得一干二净。

张卫东立刻给公安局的陈警察打去电话,想让对方过两天把胡凯控制起来。可电话里,陈警察却先开了口:“哎呀,我的张主任呐,你懂不懂政策?胡凯这事儿没实打实的问题,我们可不能随便抓人!你要是非要抓,就找你们市公安局的人来抓,这活儿我可不能干。”

张卫东听这话,心里也犯了嘀咕——胡凯确实没犯啥原则性错误,还真没理由关他,顿时没了主意。

张卫东没了别的办法,只好跟姜广胜交代,给胡凯办个学习班,让他学上半个月。姜广胜一听这话,立刻应下来:“好的,就从今天下午开始!”

到了下午,学习班准时开课,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胡凯先念起了《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他小学时就背得滚瓜烂熟,当下直接加快语速,一口气背了出来:“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背完,他看向姜广胜,笑着问:“姜主任,我背得怎么样?是不是对毛主席著作学得又深又透啊?”

姜广胜点点头:“确实背得好,滚瓜烂熟的。可你这一口气下来,连个标点符号都没停,到最后才算画了个句号。”

胡凯一听就乐了,打趣道:“哎呀,还是我们姜主任有文化,连标点符号的讲究都门儿清!”

第二天,学习班接着学习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这回胡凯没再直接背诵,而是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50多岁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念完,他转头看向姜广胜,带着点得意问:“姜主任,今天怎么样?能听出标点符号的停顿了吧?”

姜广胜点点头:“嗯,学得不错,学得好。”

胡凯立刻接话:“既然我学得不错,那我就提前毕业,回集体户了呗?”

姜广胜摆了摆手,笑着反驳:“你想得倒美!不到半个月,可不能回去。”

1976年10月,地里的庄稼熟透收完,尽数入了粮库。农闲时节,胡凯、贺晓丹、刘杰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打扑克。

几个人玩得正兴高采烈,刘丹忽然走了过来,朝着胡凯招呼道:“胡凯,跟你说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党中央把那几个人隔离审查了!”胡凯本是个机灵人,这会儿却有些发懵:“哪几个人啊?”他接过刘丹递来的舅舅来信,匆匆读了一遍。看完信,胡凯激动得在原地跳了起来,当即学着电影《创业》里周挺杉的台词,高声喊了出来:“解放了!”

胡凯他们从信里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全国知道这一消息的还是少数人,那会儿只有少数人能通过书信这类私下渠道晓得。等过了半个多月,国家才正式对外公布这一喜讯,10月24日,首都北京还专门举行了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大会。

也是在大会前后,胡凯、贺晓丹、刘丹和刘杰几人特意去买螃蟹,原本打算买三公一母。可卖螃蟹的却说,公蟹基本卖完了,现在只剩母蟹。刘杰当即摆手:“母的也行!咱们要的就是这份高兴的氛围!”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遍全国后,北疆省的空气里既透着拨乱反正的新机,也藏着对过往错误的审视。省委办公室的窗棂落着层薄灰,刘德顺坐在老式木椅上,三角眼半眯着,手在桌面上来回蹭着——脑子里翻涌的全是“文革”时的旧事:跟着错误路线做的决策、打压过的干部群众,还有几笔连自己都不敢深想的违规操作,如今全成了压在心头的石头。

“咚咚咚”,敲门声突然响起,打断了他的怔忡。

“进来。”刘德顺的声音发紧,他赶紧坐直身子,想掩去眼底的慌乱。

推门进来的是省委副书记刘建葵,手里拿着份盖红印的文件,神情严肃却沉稳。他走到办公桌前,把文件轻轻放在刘德顺面前:“德顺同志,按中央拨乱反正的部署和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从今天起,暂停你北疆省委书记职务,由我临时主持省委工作。后续会成立专门工作组,核查你‘文革’期间的工作情况,希望你配合。”

刘德顺猛地攥紧了椅柄,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伸手摘下眼镜,用衣角胡乱擦了擦——其实镜片很干净,只是他需要这几秒稳一稳。再戴上眼镜时,他看向刘建葵,语气里带着点复杂,却没敢说半个“不”字:“我明白,这是中央纠正‘文革’错误该走的步骤。我服从组织决定,核查的时候,我会如实说情况,不隐瞒、不推诿。”

刘建葵点了点头,没多啰嗦——眼下的北疆省,还有太多被“文革”耽误的事要做,纠正错处、恢复工作秩序,才是最紧要的。办公室的光透过薄灰,落在两人中间的文件上,像为这段要翻篇的历史,划了道清晰的分界。

此时,刘得顺的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翻腾着。

“文革”时的北疆省,局势像被浓雾裹住的沼泽,正常的决策机制早没了准头。李新英的案子摆到省委常委会桌上那天,窗外飘着冷雨,会议室里的空气却比雨丝更僵。

刘德顺坐在主位,手指敲着桌子,声音硬邦邦的:“李新英这事儿性质明摆着,不严肃处理,就是动摇革命路线!”他话音刚落,旁边几位常委就跟着附和,有人攥着笔记本念些牵强的“罪证”,有人反复说要“跟上形势”。

到表决的时候,多数人犹豫着抬了手——那时候的氛围里,“反对”两个字像有千斤重,没人敢轻易逆着“风向”来。只有靠窗的老常委没抬手,却被一片“同意”的声音盖了过去。最后,决议以“多数通过”定了下来,李新英的命运就这么被错处钉死了。

现在想起那天的情形,刘德顺的手还会发颤——他记得自己当时的急着表态,也记得多数常委脸上的犹豫和妥协。这桩“集体决定”犯下的错,比他自己单独做错事更让他不安:毕竟,是一群人的“跟着走”,把一个无辜人推到了绝路上。

北疆省批判“四人帮”的运动很快铺开,浪潮也悄悄卷到了刘德顺身上——街头的批判专栏、单位的学习会议上,总会提到“前主要负责人”在“文革”期间的错误,虽没点破名字,但机关里的人心里都清楚指的是谁。刘德顺待在临时安排的住处,每天看报纸、听广播,那些没点名的批评像细针,扎得他坐立难安,却又没法辩驳。

没过多久,中央的任命文件传到了北疆省委:刘建葵正式接任北江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省革委会主任。消息公布那天,省委大院里的气氛明显松快了些,不少干部都觉得,这下拨乱反正的方向更明确了。

更让人振奋的是“解放”的消息接连传来:张国发从牛棚里出来了,头发虽有些花白,但精神头很足,很快被任命为靖垣市市委书记;陈德阳也结束了下放,接到通知去昌阳县担任县委书记。两人赴任前都去了趟省委,跟刘建葵聊了半宿,说的都是怎么尽快恢复地方生产、给受冤的群众平反——那些被“文革”耽误的日子,大家都想抓紧补回来。

就这么着,北疆省的拨乱反正一步步往前挪:批判错误不含糊,启用干部不拖沓,受冤的人慢慢回到岗位,基层的生产生活也渐渐有了往日的热闹。虽还有不少遗留问题没解决,但风里已经没了之前的压抑,多了股往前奔的劲儿。

1977年10月中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恢复高等教育考试制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靠山屯知青点。

知青们围着那张皱巴巴的报纸,瞬间炸开了锅。“真能考大学了?”贺小丹揉着眼睛确认,语气里满是不敢信。“‘四人帮’耽误的这几年,总算有机会补回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奋得直搓手,好些人当场就翻箱倒柜,把下乡时带来的旧课本、笔记本找了出来——纸页泛着黄,边角还卷着毛边,却被紧紧攥在手里,像攥着重新亮起来的盼头。

接下来的日子里,知青们心里都揣着“高考”这件事,干活时凑在一起,聊的也多是复习、考点的话题,每个人都悄悄憋着股劲,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

陈景威带着刘杰、贺晓丹搞的寒冷地区水稻生产实验,终于有了新突破——试验田的稻穗比往年饱满不少,测产数据也超出预期。这天傍晚,三人蹲在田埂上,看着夕阳下的稻田,陈景威先开了口:“咱们这轮试验小组,就到这儿了。”

刘杰和贺晓丹愣了愣,还没等追问,陈景威又笑着补充:“你们俩都年轻,脑子活,现在恢复高考了,赶紧回去准备考试。”他指了指远处的村庄,语气认真:“考上大学了,毕业了,你们要想回来,咱们再一起把稻田试验往深里做,到时候有知识撑着,咱们的稻子才能长得更好,才能真正在寒地里扎下根。”

风里带着稻花香,也带着年轻人火热的衷肠。

贺晓丹对陈景威说“陈教授,我们就考农业大学!等大学毕业了,还回来跟您接着搞水稻实验!”

刘杰马上跟着点头:“我也是这个意思!学了真本事,才能把咱们的高寒地区水稻种得更好。”

两人打定主意,知青点里的高考氛围更浓了。大家干脆凑一起,成立了高考复习小组,贺晓丹、刘杰牵头,刘丹、胡凯都主动加了进来。让人没想到的是,当地农民李苦娃也找了过来,怯弱地说:“俺也想试试,你们带我不,跟着你们一起复习,我也想上大学。”

就这么着,复习小组里既有知青,又有当地农民,大家挤在知青点的小屋里,每天一起啃课本、讨论题目,心里都揣着“考大学、学本事”的盼头。

陈景威打心眼儿里同情李苦娃的遭遇,知道这孩子能鼓起勇气备考不容易,平时总帮李苦娃学习。李苦娃也格外刻苦,跟着陈景威学习时从不敢懈怠,不光埋头啃高考课本,还跟着陈景威练会了书法、篆刻,闲时写几笔、刻一方印,成了他排解压力的法子。

可看着李苦娃越来越投入,陈景威心里却悄悄犯了愁:那会儿高考虽恢复了,但“家庭出身”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苦娃家里父亲、姑姑都遭过冤屈,这份“出身”会不会成了他考大学的拦路虎?好几次陈景威看着苦娃认真做题的模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既不想用这事打击孩子的劲头,又忍不住为他的前途捏着把汗。

贺晓彤受知青点备考伙伴的委托,特意回了趟家——既要找自己以前些复习资料。推开门,父亲贺成彪一见她就笑开了:“你可算回来了!你弟弟小波也回来探亲,咱们家今儿总算能团圆了!”

话音刚落,贺小波就从里屋跑了出来,老远就喊:“二姐!我可想你了!”说着就扑到贺晓彤跟前。贺晓彤笑着摸了摸他的头,眼里满是欣慰:“这才多久没见,就长壮实了,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了!”

晚饭时,桌上摆着玉米面窝头和几样家常菜。贺小波瞅着饭菜,皱了皱眉头,随口说道:“我们海军部队里,天天都吃好的,咱家这饭菜,我有点吃不进去。”

贺成彪一听,当即放下筷子,声音沉了下来:“你就是没吃过苦!才当了几天兵,连窝头都不爱吃了?”

贺小波也知道自己说漏了嘴,赶紧认错,挠着头笑:“哎,没办法!自从当了兵,我这嘴就变‘修’了,天天吃惯了好的,把以前挨饿吃苦的日子都忘了!”一句话逗得全家人都笑了,刚才的小插曲也跟着散了。

贺小波忽然拍了下额头,像是想起什么,抬头问:“爸,妈,我大姐呢?怎么没见着她?”

母亲胡芝兰往他碗里夹了块肉,笑着解释:“你大姐现在三班倒,今儿轮的是夜班。她们单位现在正忙着呢,天天喊着‘苦干、实干加巧干’,就想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损失都夺回来。”

贺小波听了,皱了下眉:“再怎么干,也得让大家歇口气啊,总不能连轴转吧?”

胡芝兰赶紧摆手,声音压得低了些:“这话你也就在家里说说,可别在外头讲,尤其是别让你姐单位的人听见。他们现在那大干的劲头足着呢,满脑子都是赶紧把生产搞上去,恨不得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哪肯松劲儿啊!”

1977年末,靠山屯的下乡知青们走进了考场,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高考。等成绩和录取结果出来,知青点里一片欢腾贺晓丹、刘杰、胡凯、刘丹都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那天,几个人在田埂上高兴得直跳,连说没白费几个月的苦读。

只有李苦娃没等来好消息。其实他的考试成绩不差,可录取通知就是没到。因为他家“地主”的出身,档案上写着“不宜录取”,没有投档。这个印在纸面上的结论,把李苦娃的大学梦,一下浇凉了。

1978年的春天,县委书记陈德阳回到了靠山屯。他以前当县长时就常来这儿,还在这儿顶着压力搞过包产到户,如今就想好好看看——历经“文革”,自己当年亲手树的包产大户典型,现在到底是什么模样。他刚到村口就下了车,这时候他碰到了李庄稼。

陈德阳看见李庄稼,笑着迎上去:“老李大哥,你好啊!”

李庄稼眯着眼仔细瞅了瞅,突然认了出来,赶紧上前:“是陈县长!哦不,陈书记!您可好?”

“挺好的。”陈德阳点点头,往田间望了望,疑惑地问,“怎么没见村民们下地干活?”

“这不是响应学大寨号召嘛,大伙都在村里搞田地改造,修梯田呢!”李庄稼解释道。

陈德阳一听就愣了,皱起眉:“咱们这片土地这么肥沃,修什么梯田?学大寨也得因地制宜,不能大寨干什么,咱们就跟着干什么!”

说着,他径直走到大队广播室,拿起扩音器对着全村喊:“贫下中农同志们,大家好!我是县委书记陈德阳。咱们学大寨要讲实际、因地制宜,不能盲目跟着学。修梯田既浪费土地,也不符合咱们北方的气候条件,我建议现在就停止修梯田的活动!”

公社书记李广富在田边听到陈德阳的喊话,心里直犯嘀咕:这陈书记是想干什么?难道不让咱们学大寨了?他赤着沾满泥浆的脚就往大队部走,一进门就开口问:“陈书记,您来了!怎么,这学大寨是过时了,不让学了?”

陈德阳转过身,看着他的脚,先指了指凳子让他坐,才解释:“不是不让学,是要因地制宜地学。咱们学大寨,学的是他们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的精神,学的是这种实质内核,不是大寨搞梯田,咱们不管啥条件也跟着搞梯田,得看咱们这的土地、气候适合啥,不能照葫芦画瓢。”

陈德阳没再多跟李广富掰扯,转身又走到广播室,拿起扩音器对着全村喊:“社员同志们,麻烦大家都回大队部来一下!我有几句发自肺腑的话,想跟大伙好好说说!”

乡亲们陆陆续续往村里赶,有的站在村口,有的聚在村中间的空旷场地上,交头接耳地嘀咕。有人皱着眉念叨:“这上边领导又出什么幺蛾子?”还有人跟着叹气:“今天让搞这,明天让搞那,折腾来折腾去,我们都不知道该干啥好了!”你一言我一语,满是摸不着头脑的困惑。

陈德阳见乡亲们都回了村,往前站了站,开口说道:“乡亲们好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看过电影《金光大道》吗?”

底下绝大多数乡亲都摇着头说没看过,只有一两个农民小声应了句“看过”。

陈德阳接着说:“电影《金光大道》里有个反面人物叫冯少怀,他说‘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因为这是反面人物说的话,后来大家更不敢提发家这事儿了。但今天我要跟你们说,咱们县里现在的口号就是——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

这话一落地,乡亲们顿时议论起来,有人忍不住大声问:“陈书记,可我们咋发家啊?这些年今天不让养这个,明天不让种那个,我们想发家也发不了啊!”

陈德阳说:“乡亲们,过去咱们靠山屯搞包产到户,日子不是过得挺好吗?今天我就跟大家说明白、说透了,咱们就是要重新搞包产到户,把大家种庄稼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不光是种地,大家还能多搞些副业。像猪、牛、羊,还有小鸡、小鸭子、小鹅,都能多养,养得多、收成好,日子自然就能过富!”

这时候,孔善富往前挪了挪,声音带着几分怯懦:“养鸡鸭牛鹅,我们不是不想养。之前规定一次就只能养两只,说养了两只以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陈书记,您说说,就靠这两只鸭子,咱们能致富吗?”

陈德阳转向孔善富,语气放缓了些:“善富大哥,我知道过去的事儿,你当年养三只鸭,就被说成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那都是极左的老一套,不能再这么干了。”

他顿了顿,声音更坚定:“以前说养两只以上的鹅和鸭就是走资本主义,没这道理!今天我明明白白跟你说,你别说养两只,就是养两百只,是为了过好日子,没人会拦着你!”

乡亲们听了陈德阳的话,脸上还是透着顾虑。有个社员忍不住开口:“哎,今天是这个说法,明天又变那个说法,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倒霉的还是我们农民。你今天说发家光荣,可万一明天又来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这不就成了不光荣的了?”

陈德阳心里清楚,这些年受极左思想影响,社员们有顾虑太正常了。他往前站了站,抬高声音给大伙打气:“乡亲们,我陈德阳在这儿向大家做保证,这回的政策绝不会变!我们就是要鼓励大伙各显其能,好好搞生产,把日子过富起来!”

陈德阳又说道:“过去咱们广播站总放《我是个公社的饲养员》,那首歌不就是在鼓励大家搞副业嘛!所以你们搞副业尽管放心,别有任何顾虑。”

他当场立下军令状:“要是将来政策变了,我立马辞去县委书记的职务,回来跟你们一起当农民!”

这番话既用大家熟悉的歌曲打消了顾虑,又以掷地有声的承诺展现了担当,让群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李庄稼听完,当即说道:“陈书记的话,说到底就是让咱们大伙过好日子!不管将来政策咋变,这包产到户,我第一个干!”

有了李庄稼带头,不少社员也纷纷响应,直言就算日后政策生变、哪怕被清算,也绝不后悔,定要跟着陈书记干到底。

尽管赞成包产到户的农民仍是少数,但陈德阳从这部分人的行动里,已然看到了希望的火苗。

他心里盘算着:随着包产到户慢慢推进,农民们会渐渐习惯这种模式,后续定会有更多人主动加入进来。在他看来,这正是拨乱反正的第一步。只是眼下要做的拨乱反正之事还有不少,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来。

陈德阳返回县里后,立刻召集县委班子,将自己关于推进包产到户、鼓励农民搞副业的想法和盘托出。班子成员虽有不同意见,但最终赞成包产到户的占了多数。

散会后,陈德阳刚回到办公室,秘书便敲门进来,语气难掩兴奋:“陈书记,有个好消息!靠山屯的知青里,有四个人考上大学了!”

陈德阳连忙追问:“都是谁?快把名单拿来我看看!”他接过名单仔细翻看,只见贺晓丹、刘杰、胡凯、刘丹的名字赫然在列,其中贺晓丹和刘杰考上的还是北疆农业大学。

看着名单,陈德阳心中百感交集,不禁感慨:“咱们的教育事业耽误了十年啊!如今恢复高考,这些被埋没的金子,总算都被挖掘出来了!”

秘书又接着说:“不过也有件遗憾事——李苦娃其实也考上了,可就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没被大学录取。”

陈德阳当即说:“这不是乱弹琴吗?家庭出身和考大学有什么关系?”

1977年年底恢复的高考,考上大学的人们,在1978年初春,就要大学报道了。天气虽还带着几分寒意,陈德阳却专门去了靠山屯。他一到就向考上大学的知青们道贺,随后握着贺晓丹和刘杰的手说:“你们俩都考入了农业大学,看来是做好扎根农村的准备了。”

一旁的陈景威凑过来补充:“倒不是让他们特意扎根,是他们自愿考的农学院。我想着,他们毕业要是能分配到农科院,往后跟我一起搞水稻研究,也能多些助力。”

陈德阳握着陈景威的手,语气里满是感慨:“陈教授,这些年真是让你受委屈、吃苦了。这回,总该不让我叫你老陈,能叫你陈教授了吧?”

陈景威却摆了摆手,笑着说:“哎,还是叫老陈自在。我这右派的帽子还没摘呢,可别因为这称呼,影响了你的政治前程。”

陈景威和陈德阳相视而笑,气氛也跟着松快起来。这时胡凯走到李广富跟前,笑着说:“广富大叔,我们马上要走了,咱们能不能在一起吃顿忆苦饭啊?”

李广富一听这话,瞬间想起当年被胡凯戏耍的事,脸“唰”地红了,支支吾吾道:“你们吃、你们吃,我这几天胃口不好。”

“一让你吃忆苦饭,你就说胃口不好。”胡凯半开玩笑地接了一句。

此时的李广富,早没了往日的风光——公社主任的头衔被撤了,姜广明重新回公社当主任,他如今就是个普通农民。自打陈德阳回到县委当书记,不仅把张卫东之前发下去的枪支收了回去,还解散了民兵。李广富心里明镜似的:这天下早变了,再也不是他李广富能说了算的日子了。

这时陈德阳专程去了李苦娃家。孔淑梅一开门见到他,脸上又惊又喜——喜的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县委书记竟会来家里看自己;惊的是,丈夫李新强当年被镇压后,旁人都躲着她家唯恐沾上边,她从没想过还会有干部主动上门。

李苦娃赶紧给陈德阳倒了碗水,陈德阳接过水,先问苦娃:“苦娃呀,你现在过得还好吧?”

孔淑梅在一旁叹了口气:“哎,好啥呀!就因为这出身,苦娃明明考上大学了,却上不成。”

陈德阳看向孔淑梅,见她才四十多岁,鬓角却已添了不少白发,心里也清楚这些年她的日子有多难。他轻声安慰道:“淑梅大嫂,别愁,咱们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现在不是搞阶级斗争的年代了,往后总会有盼头的。”

这话没等多久就应验了——1978年年底,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还宣布,要为地、富、反、坏、右等群体平反。这也就意味着,在咱们国家,“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这些称呼,从此再也不存在了。

一九七九年春天,县里通知陈景威和李苦娃去一趟,要给他们摘掉地主和右派的帽子。陈景威和李苦娃便到了县里。县办公室主任把他们平反的通知递给他们,说你们现在是属于人民群众了,再也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了。

李苦娃看到的昌阳县四类分子摘帽通知,内容如下: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的摘帽决定,现经群众评审,认为你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经本会批准,摘掉你地主分子的帽子,给予你公民权利。

通知落款印章为“昌阳县革命委员会”,日期标注为“1979年3月14日”,李苦娃看到这份通知时,心里感到很别扭。

李苦娃心里犯嘀咕:“我啥时候没遵守政府法令?一直都老实劳动、没做过坏事。做坏事的是那些造反派!我唯唯诺诺活了一辈子,到今天才算个公民,以前就一直顶着地主的帽子……”

想到这儿,李苦娃忍不住对办公室主任说:“你这几句话,我听着别扭。什么叫‘老实劳动、不做坏事’?”

办公室主任解释道:“这是县里头统一这么写的,不光是你,所有摘帽的地主、富农,通知上都是这几句话。不信你看看陈景威的平反通知,上面也一样。”

李苦娃接过陈景威的平反通知一看,可不是嘛,上面果然也是这几句一模一样的话。

陈景威连忙说:“摘帽就好,摘帽就好,走吧,咱们回去。”

李苦娃便跟着陈景威一起往回走。只是李苦娃心里头那股别扭劲儿还没散,他暗自琢磨:“我没做过坏事,我们家也没干什么坏事,一直都老实劳动,却被人家专政了一辈子……”

陈景威和李苦娃往屯子走的路上聊了起来。陈景威先开口:“苦娃呀,我建议你把名字改一改,叫学娃,李学娃。意思是你热爱学习,也不再受苦了。”

李苦娃却摇了头:“不,这名字是俺爹给起的,俺就是要记住过去的苦。”

“不改也好。”陈景威没再劝,又提起另一件事,“你这地主帽子也摘了,离高考还有4个多月,准备参加高考吧。”

“我不想参加了,没意思。”李苦娃语气淡淡的。

陈景威知道他心里的伤痕还没痊愈,便继续开导:“人呐,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知识。你要是能考上大学,你爹在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还有你那受苦的妈,要是能看到你上大学,以后也能跟你过好日子了。”

陈景威指了指道边泛绿的草,劝道:“你看,春天来了,一切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你去参加高考吧。”

李苦娃望着那些新绿,轻声接了句:“是春天来了,可是对我来说,这是迟到的春天。”

陈景威急忙说:“迟到的春天也是春天呐!你要是不参加高考,可就白费了我这些年帮你学习文化的心血。咱们再往下想一想,你就算不为你老妈,为我这几年帮你付出的心血,也得去考考试啊!”

李苦娃听了,低下头轻轻“嗯”了一声。

回到家后,李苦娃听了陈景威的建议,开始复习文化课,把学过的内容又过了一遍。他本身文化功底就深,觉得考试能轻松应对。

这天复习得有些累了,他刚伸了伸腰,公社广播站突然响起《再见吧,妈妈》的旋律。李苦娃仔细听着,越听越觉得这歌写得好,心里也泛起酸楚:“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人,他们的妈妈该多伤心啊。”

他转头对孔淑梅说:“妈,我要是上了战场,什么都能舍得,就舍不得您。您听这歌,我听着心里真难受。”

孔淑梅叹了口气,点头道:“是啊,不管啥时候,都有人在保卫咱们国家。所以你更得把试考好,也让那些牺牲的烈士能欣慰些。”

李苦娃低下头,轻声应道:“嗯呐。”

陈景威平反后,重新回到省农科院上班。出发前,他特意来看看李苦娃的复习情况。

孔淑梅一听说陈景威要回省农科院,心里又替他高兴,又有些舍不得。她当即忙活起来,给陈景威包了顿饺子,笑着说:“老话说‘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吃了这饺子,祝你回单位一路顺顺当当的!”

北疆省委的会议室里,长条桌两端的灯光亮得有些刺眼,空气凝重。关于为李新英平反的会议,刚开场就陷进了激烈的争执里。

刘建葵把“为李新英平反”的提议摆到桌面时,坐在右侧的老常委先开了口,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犹豫:“当初批准枪毙李新英,是省委班子集体定的调。这么多年过去了,再翻这个案子,会不会让外界觉得我们当年的决策太轻率?”话一落,好几个人跟着点头,有人补充:“不光是决策的事,万一引发连锁反应,其他历史遗留问题跟着冒出来,不好收场。”

会议室里的议论声渐渐大起来,刘建葵却没急着接话,等嘈杂声稍歇,他才拿起桌角那份泛黄的案卷,“同志们,我知道‘班子集体决定’这六个字分量重,但分量再重,也重不过‘对错’二字。当年就凭李新英几句真话,就给人家定了反革命,现在回头看,她说的哪一条不是真话?哪一条不是为了让咱们的工作更实在?”

他把案卷往桌心推了推,声音提高了几分:“她不是反革命,是敢说真话的革命者!咱们当年错了,现在就得改——不能拿‘省委研究过’当挡箭牌,更不能让一个清白的人,到死都背着污名。说到底,我们欠李新英一个道歉,欠历史一个交代。”

这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刚才还附和反对的人,有的立马沈默。原先持反对观点的人,此刻也慢慢抬起头,看向刘建葵手里的案卷,会议室里的紧张空气,慢慢有些缓解。

刘建葵的目光扫过会议室,指尖在桌沿轻轻敲了两下,把话头接了过来:“刚才有同志担心,为李新英平反会引发连锁反应,怕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冒出来不好收场——我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明白:这些遗留问题,我们不仅要面对,更要一个个去平反。”

刘建葵说: “该是什么事,就查清楚怎么回事;该纠正的错,就实实在在纠正;该还的清白,就明明白白还回去。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回避,不敷衍,也不搞无根据的猜测和延伸——这样才能让人心服,也才能给历史一个踏实的交代。”

这话一落地,刚才还带着顾虑的几位常委,表示拥护省委的决定,会议室里那点松动的暖意,又往深里漫了漫。

刘建葵说:“我们这些年犯的错太多了”,他抬手按了按桌面,目光落在案卷里夹着的几张泛黄纸页上:“还有件事,我必须提——当年李新英同志,前后递交过三次入党申请书,可我们呢?就因为她的地主出身,一次次把她挡在门外,连考察的机会都没给。”

说到这儿,他稍顿了顿,语气更坚定:“所以今天我有两个建议:第一,追认李新英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让她生前没实现的愿望,在今天补上;第二,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她是为说真话、为党和群众的利益牺牲的,该得这个名分。”

最后一句话,他说得掷地有声,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这两件事,我会亲自整理材料,今天散会就往中央报,绝不能再让她等了。”

这话一出犹如一颗定心丸,刚才还在犹豫的常委们,此刻都抬了头,有人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会议室里的空气不再只是松动,更慢慢浸满了一种沉甸甸的郑重。

刘建葵伸手从文件堆里抽出另一份标着“靖垣市”的报告,指尖划过标题时,语气沉了沉:“今天还有个议题,得跟大家一并说——靖垣市委刚报上来的材料,是关于李新国同志的。”

他抬眼扫过众人,声音里带着难掩的痛惜:“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把李新国同志抓起来批斗,最后硬是把人迫害致死。同志们可能还有印象,李新国是咱们国内著名的学者,翻译家。他爱人曲婷,是全国都有名的钢琴家——就这么两位有才华的人,被造反派惨无人道的揪斗,被活活逼到绝路,这是咱们当年的错,必须纠正。”

说到这儿,他把报告往桌心推了推,语气重了几分:“靖垣市委已经正式提出,要为李新国同志平反。我认为这个请求必须批,不光要平反,还要公开恢复他的名誉,把当年的冤屈说清楚,给李新国和曲婷同志,也给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一个交代。这不是小事,是给历史纠错,也是给知识分子一个应有的尊重。”

这话一落,会议室里彻底静了下来,没人再出声反驳——之前讨论李新英案时的犹豫,此刻都变成了对另一段悲剧的凝重,有人轻轻叹了口气,他们对李新国的遭遇感到痛心。

李新英与李新国平反的消息传到李苦娃耳中,他心里没有半分高兴,只有说不出的痛心——因为这消息像一把刀,把他心里藏了多年的伤疤全揭开了。

他想起大伯李新国和大娘曲婷,那两位在国内有名的学者和钢琴家,最后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迫害致死;想起才十二三岁的瑶瑶姐,也被活活逼死;更想起当年和母亲孔淑梅去送姑姑上刑场,亲眼看见姑姑胸前流淌的血。

这些回忆扎得他心里发疼,只觉得那些没愈合的疤又在流血,他的眼泪往下掉。

1979年秋,李苦娃接到北疆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他特意选师范,想当教师,将来向学生传播真理,教他们有独立思想。

快开学时,孔淑梅帮他收拾行囊,心里恋恋不舍。李苦娃宽慰她:“妈,我上大学一年能放两次假,还能回来陪您,您耐心等。四年毕业后,我就把您接到城里去。”

孔淑梅说:“我不先跟你去城里,我现在身体还硬朗,还能干些农活。”

1979年,靠山屯在县委书记陈德阳的亲自过问下推行联产责任制,可李广富却成了没人要的孤家寡人。这时,孔淑梅带领的妇女小组主动把他选了进来。

孔淑梅看着他,直说道:“你瞧瞧自己现在这模样,人不人鬼不鬼的,大伙都躲着你走,联产责任制也没人愿跟你一组。也就我们几个妇女心软,才肯要你。”

李广富没接话,先摸出烟荷包,往烟袋锅里摁了两把烟丝,划火柴点着了,猛吸了一口才开口:“这多不好意思啊,你们都是妇女,我一个大男人,哪好意思进你们互助组?”

“别磨叽了!”孔淑梅打断他,“你就当我们妇女组是娘子军,你是党代表!我们不能看着你没人管。”

李广富红了眼,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烟灰簌簌往下掉,声音发颤:“我真对不住你们,尤其对不住你家……”

孔淑梅摆摆手:“过去的就不提了。论辈分,我从李新强那儿算,还得叫你一声堂叔。你以前搞‘亲不亲,阶级分’,我们不搞这个。你过去做的那些事,虽说有上面的原因,但也怪你总想着投机往上爬,才跟大伙越走越远。”

分田到户,彻底解放了农民,激发了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走上了民富国强的快车道,从此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检法系统已然恢复,国家不仅要为大批冤案、错案平反,更要着力健全法治。如今革委会已被取消,省长、市长的建制也重新恢复。

这天,省纪检委书记抱着一大摞揭发材料,找到了刘建葵。他把材料往桌上一放,说道:“这是靠山屯、冯家屯、郭家屯送来的检举张卫东的材料,还有靖垣市那边递上来的揭发信。里头都控诉了——张卫东滥杀无辜,还有1967年的夺权事件,他踢开党委闹革命,靠武斗夺取了市委的权。”

顿了顿,他指着材料说:“现在看这些材料,张卫东可不是犯了严重错误那么简单,他这是犯了罪!底下人都叫他‘张阎王’,有的人家哄小孩,只要说‘别哭了,张阎王要来了’,孩子立马就不敢闹了。”

刘建奎说:“咱们得成立北疆省最高法院,专门审张卫东的罪!这事必须办明白,给北疆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

1981年年底,北疆省最高法院公开审理张卫东案。公审会开了两天,台下坐满了人。

法庭上,公诉人翻开材料道:“被告人张卫东,原名张子恒。土改时期,在靠山屯杀害李广仁。文革期间,张卫东积极参与造反活动,靠打砸抢起家,先后组织多场批斗会,将不同意其观点的群众挂牌游街、残酷迫害,其中包括李广仁之子李新强。张卫东指使手下对李新强进行多次殴打、审讯,最终擅自主张枪毙了李新强。此外,张卫东在文革期间还犯下多起类似罪行,人证物证俱在。”

法官问张卫东是否需要律师,他低着头说:“不用,我伏法,怎么判都认。”

最后法槌落下,法官宣布:“张卫东罪行极其严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83年,贺成彪正式退休。他原本盘算着,终于能放下手头的事,在家安安稳稳过晚年。可没等这份清闲落定,上边就找了过来——这些年返程的知青太多,安置成了棘手事,希望他牵头组织一家服务公司。

贺成彪没推辞,很快就把这事担了下来,专门搞起了第三产业。没多久,印刷厂、小饭店、旅行社这些实实在在的营生就办了起来,一下子安置了大批待业的知青,让那些一直愁着没出路的年轻人,总算有了份踏实的工作。

贺成彪还专门创办了福利厂——靖垣市纸箱厂。他主动吸纳残疾人就业,为他们提供了安稳的工作,也让这些曾对生活迷茫的人,实实在在有了盼头和奔忙的方向。

1983年7月,李苦娃毕业分配到靖垣市中学担任物理老师,当他踏进这所姑姑李新英曾工作过的校园时,过往零碎的听闻与如今真切的认知渐渐重合。他翻着旧报纸上的平反报道,看着那些印在纸页上的名字——江西的李九莲,在1977年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错误处决,三年后才得以洗清冤屈;吉林的史云峰,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因始终不肯向“四人帮”势力低头,1976年付出了生命代价,直到1980年才迎来平反昭雪。他手指抚过那些铅字,忽然懂了:姑姑当年独自坚守的,从来不是孤立的勇气,这些名字背后,都是和姑姑一样在黑暗里守着光亮的人。

那些在特殊年代里因坚守真理而蒙受冤屈的人,或许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身份,却共同用不屈的信念撑起了时代的良知。他们的遭遇曾是历史的伤痛,但最终的平反昭雪,既是对个体的告慰,更印证了真理从不缺席——正是无数这样的人,让历经劫难的国家始终保有前行的力量,也让后来者如李苦娃般,在回望中读懂了“脊梁”二字的真正分量。

李苦娃被分配到靖垣市中学后,每逢星期天,总爱往李新兰和黄秉炎家去。虽说两人干部家庭,家里却没什么架子,客厅摆着普通的木沙发,桌上常放着刚泡好的热茶,待他格外亲切。

这天他又如约上门,坐定后没绕弯子,径直提起了姑姑李新英——这些年,姑姑被枪杀的事像块石头压在他心里,怎么也挪不开。话刚落音,他就见李新兰眼眶红了,手指轻轻摩挲着沙发扶手,眼泪没忍住往下掉。黄秉炎见状,递了张纸巾给李新兰,又转向李苦娃,语气沉稳:“苦娃,我知道这事儿难释怀,但现在不一样了,你姑姑的冤屈平了,咱们这些活着的,更该听政策的话,往前看。”李新兰也擦了擦眼泪,点头附和:“是啊,日子总算亮堂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李苦娃看着两人眼里的暖意,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好像也轻了些。

黄秉炎看着李苦娃,忽然问:“苦娃,你说天空和大海,哪个更辽阔?”

李苦娃想都没想:“那肯定是天空啊。”

黄秉炎说:“天空看着宽,可太远了。咱们只能仰着头望,要么蔚蓝,要么乌云遮布,就算是看得见的东西,却实实在在感受不到。”

他喝了口水,接着说:“你看那大海,咱们都能看得到,它时而汹涌澎湃,时而又刮起一阵漩涡。可人们就在这漩涡中和大海做搏斗,有的人走出了漩涡,有的人还在漩涡里挣扎。”

李苦娃低下头,声音轻了些:“是啊,可我总觉得,自己还没完全从那漩涡里走出来。过去咱家受的冤屈、遭的罪,我夜里一闭眼就冒出来,根本忘不掉。现在也就每天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心里能敞亮会儿,剩下的时间,咋都找不着半点快乐。”

黄秉炎叹了口气,语气沉却稳:“我懂你,这漩涡哪是说走出来就能走出来的?得慢慢熬,慢慢往出走。你想想,这些年国家里受了冤、被折腾得没了命的人,还少吗?可咱不能总盯着这些苦不放,得像中央说的那样,团结一致向前看啊。”

李新兰把热好的饭菜端进屋里,一家人围着桌子坐下。她往李苦娃碗里夹了块肉,笑着说:“等你们学校放了暑假,就来姑姑家住阵子。”

李苦娃扒了口饭,抬头应:“暑假我得先回趟家,跟二伯把咱家祖坟修一修。”

话音刚落,李新兰的女儿黄丽维背着书包走进来,正好听见这话,凑到桌边问:“苦娃,你们啥时候给祖上修坟啊?我也去!”

“就放假的时候。”李苦娃答。

黄丽维眼睛一亮:“那正好!我大学也放假了,到时候咱们一起去。”

黄秉炎放下筷子,点头道:“咱们一家子都去,也好好祭祭祖。”

李新兰笑着催:“别聊了,饭菜都要凉了,快吃!”

黄丽维瞥见桌上的鱼和红烧肉,咋呼了一声:“哇!还是苦娃来家里好,一来就有好吃的!”

这话逗得全家都笑了,屋里的气氛一下子暖了起来。

李苦娃望着比自己大三岁的黄丽维说道:“丽维姐,你就是让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你看我都毕业了,你还没毕业呢。要是没有这场文革,你现在说不定早就大学毕业了。”

黄丽维说:“早上晚上一个样,重要的是我可以上大学了。”

黄秉炎笑着说:“丽维说得对,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关键是我们能上了。”

黄丽维瞅着李苦娃,忽然笑着开口:“姐姐给你介绍个对象,好不?”

李苦娃一听,顿时有些不好意思,抬手挠了挠头发,语气带着点自嘲:“你看我这样的,哪会有人爱我呀?”

“怎么没有?”黄丽维立刻接话,眼里带着几分认真,“我班里有个女同学,比我小六岁。人长得是真不错,文化课学得也好,关键是她有的思想。你俩要是相处着试试,说不上就能谈得来。”

星期天,黄丽维和李苦娃按着事先约好的,一块儿到了黄秉炎家。黄丽维身后跟着个姑娘,生得秀秀气气的,梳着五号头,一笑脸上就露出俩酒窝。李苦娃眼一瞧,心里直犯嘀咕:这姑娘是真不错,可我能配得上人家吗?

这时黄丽维走上前,直接开口:“我给你们俩介绍下,这是我表弟李苦娃,这是我同学刘媛媛。今天把你们约到这儿,咱也不绕弯子,你们俩先处一处,看看合不合适。”

经黄丽维撮合,李苦娃和刘媛媛慢慢相处起来。日子一天天过,两人的交往也渐渐热乎起来。

星期天,他们又约会了,刘媛媛忽然跟李苦娃说:“我明年就大学毕业了,等毕业,咱俩结婚好不好?”

李苦娃一听,心里当即亮堂起来——这可是他巴不得的事!这姑娘性子就是开朗,居然主动把话说开了。一阵激动和兴奋涌上来,他咧开带着笑意的嘴,赶紧应道:“好啊!等你大学毕业了,咱们就结婚!”

1985年暑假一放,李苦娃就跟着姑姑李新兰、姑父黄秉炎回了靠山屯。这次回来不为别的,只为给家里在文革里被砸得稀烂的祖坟迁个新地。同去的还有刘媛媛,几个人踩着没膝的草,在村后的山坡上寻了块僻静的荒地,一锹一镐地清出地块,把新石碑稳稳立了起来。

黄秉炎攥着叠得整齐的祭文稿,站在碑前声音沉得发哑。祭文里一个个名字念出来,念到李新国、李新英时,风忽然停了,连草叶都不晃——那都是当年没熬过折腾,早早没了的亲人。

黄秉炎的声音还在山坡上荡着,念到“李新强”三个字时,他顿了顿,刚要往下读生平简历,人群里突然飘来一声细碎的啜泣。

那哭声越来越清晰,转头看去,是孔淑梅。她原本站在后排,这会儿身子猛地晃了晃,得靠着旁边的树干才没倒。头埋得更低了,额前的碎发被眼泪浸得贴在皮肤上,喉咙里滚出的哭声又闷又沉,像是把这些年憋在心里的委屈,全跟着丈夫的名字一起,从牙缝里挤了出来。

其实迁坟时,新立的碑里并没装李新国和李新英的骨灰——当年动乱里,两人的尸骨早就找不着了,如今这两块碑,不过是给活着的人留个念想,让牵挂有个落脚的地方。

迁坟的仪式刚落定,李苦娃几人便往二伯李新家家去。推开门时,李新家正坐在堂屋的竹椅上抽旱烟,两年没见,他眼角的皱纹又深了些,背也不像从前挺得直,整个人透着股说不清的苍老——自从从靠山屯小学退休,他就少了许多热闹。

屋角的旧方桌上,总摆着几个相框,是李新国、李新英、李新强,李新富的照片。李新家没事就盯着那些照片发呆,想起父亲当年给他们兄弟起名时的心意,“国家富强”四个字,原是盼着国家富强,一家人能齐整兴旺,可如今,只剩他这个“家”了,守着这空荡荡的屋子了。

儿女们都在市里安了家,日子确实比以前强多了,吃穿不愁,也不用再担惊受怕。可李新家还是总爱对着墙角的旧书桌发愣。就像像李苦娃一样,那些年藏在心里的疤,从不是日子太平了就能慢慢长好的,反倒会在某个安静的瞬间,隐隐泛着疼。

李新家的老伴李翠花听见院儿里动静,掀着门帘就迎了出来,看见一屋子亲眷,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可算来了!快坐快坐!”

她转身就往灶房里钻,连院里正下蛋的老母鸡都逮了,忙前忙后炖了鸡汤、炒了菜,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可真到全家人围着桌子坐定,却没一个人动筷——方才迁坟时的那些念想还堵在心里,再香的菜也没了胃口,只望着碗筷沉默。

李新家的老伴李翠花,原是李广仁管家的女儿。当年她父亲和李广仁一同被枪决后,孤苦无依的李翠花,是李家伸手接了过来。后来李新家娶了她,这些年不管是遭罪的苦日子,还是后来慢慢缓过来的安稳时光,风风雨雨里,李翠花都攥着李新家的手,一路扛到了现在。

黄秉炎慢慢站起身,手里端着酒杯转向李翠花,声音沉缓又实在:“二嫂,今天我得敬你一杯。这些年你在李家遭了不少罪,跟着一起被批斗,还能跟二哥实打实同甘共苦到现在,你这份心、这份劲,功劳大着呢!”

李翠花听得眼睛有点红,忙不迭端起自己的酒杯,跟黄秉炎的杯子轻轻碰了下,仰头就把酒喝了。

等这顿没怎么动筷的饭散了场,李苦娃就领着刘媛媛,往自己母亲孔淑梅家去了。

孔淑梅一开门见李苦娃领着刘媛媛来,脸上的笑意一下就漫开了,眼角的细纹都挤在了一起。她盯着刘媛媛看,越看越欢喜——没想到姑娘这么周正,能看上自家苦娃,这真是苦娃的福气。

她快步上前,拉着刘媛媛的手不放,上下打量着,嘴里不住念叨“好,真好”,仿佛看多久都看不够。转身就往灶房走,要张罗着炒菜,李苦娃忙拦着:“妈,别做了,我在二伯家都吃过了。”

接着李苦娃就跟母亲唠起了家常。孔淑梅拉着他的手,絮絮叨叨说起了娘家的事:“你舅舅孔树春,当年粉碎四人帮后,多亏陈景威推荐,去农科院进修了一年。后来人家院里直接把他留下,现在都给陈景威当副手了。”

李苦娃听得眼睛一亮,想起舅舅从前就爱琢磨农活,如今竟能凭着自己的本事走到这一步,忍不住笑着称赞:“我舅舅可真行!太厉害了!”

孔淑梅越说越兴奋,拉着李苦娃的手都紧了些,眼里亮闪闪的:“你舅舅现在调去省里工作了!早说上媳妇了,娃都有了,小名叫如意,就是盼着现在日子顺,做啥事儿都能顺顺当当,日子像蜜一样香甜!”

李苦娃听着,心里头忽然泛起一阵滋味,轻声叹道:“其实日子本就该是现在这样的。可前些年,那些整天喊着革命口号的人,把好好的日子搅得一团糟。”他顿了顿,想起过去的胆战心惊,声音沉了些,“那时候人人都怕,咱家和舅舅家,动不动就被当成地主、富农拉出去批斗——那样的日子,太不正常了。”

孔淑梅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带着点歉意笑道:“你看我这脑子!光顾着跟苦娃唠了,把媛媛你一个人晾在边上,真是我的不是!”

她转头拉过刘媛媛的手,眼神里满是欢喜,语气又热络又实在:“媛媛啊,你真是个好姑娘。先前听苦娃说,你毕了业就跟他结婚,我这心里头,真是高兴得没法说!”

孔淑梅拉着刘媛媛的手,心里头却悄悄想起另一桩事——先前苦娃早跟她说过,媛媛是北京来的姑娘。那时候她就隐隐有些担忧,总在心里琢磨:这打小在京城长大的姑娘,能跟咱这土生土长的北方娃,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吗?

其实刘媛媛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的父母也受到了冲击,还挨过批斗。

刘媛媛拉着孔淑梅的手,轻声跟她说:“阿姨,我下半年就毕业了。工作已经分到靖垣市了,到时候就能跟苦娃在一起了。等毕了业,我们就把婚结了——您看我年龄不小了,苦娃年龄也不小了,得抓紧把这人生大事完成喽。”

孔淑梅一听,脸上的笑意更浓了,连忙说:“那我现在就开始准备你们的婚事!好好办一场,让全村老少都来热闹热闹!”

刘媛媛连忙笑着摆手,语气温和又坚定:“阿姨,我不想大操大办。到时候我跟苦娃旅行结婚,再回趟我家,让苦娃见见我爸妈,这样就够了。”

孔淑梅听完,琢磨了琢磨,随即点头应下:“好,好!就按你说的来,旅行结婚好!花销少,还不浪费,省心!”

刘媛媛和孔淑梅又聊了阵家常,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李苦娃看向刘媛媛,轻声说:“媛媛,咱们到村里溜达溜达吧。”刘媛媛点头应好,跟着他走出家门。

外面的月亮格外耀眼,时而躲进云层,时而又探出头来,清辉洒在村子里,把四处照得亮堂堂的。走了没几步,刘媛媛忽然停下,望着李苦娃说:“苦娃,我总觉得你心事重重的,要是有不痛快的,就跟我说说吧。”

苦娃重重叹了口气,转向刘媛媛,声音里裹着化不开的沉:“怎么说呢……一提我们家,我这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苦得没个尽头。”

他从头讲起,说家里曾被划成地主,好日子打那儿起就断了根。爷爷没犯过半点错,却平白遭了枪杀;到了文革,父亲被拉去批斗,腿硬生生被打断,最后还是没逃过冤死的命。

他说起大爷,声音发着颤:“文革刚开头,大爷受不住那些折磨——鞭子抽在身上不算,连人最后的尊严都要踩在脚底下。他实在熬不下去,带着全家走了绝路。那时候,我瑶瑶姐才十三岁啊,就这么跟着爸妈一起没了……”

又讲起姑姑,说她是个认死理的,明明没做错什么,却偏要坚持真理,结果被抓着批斗了一次又一次,最后还是落了个被枪杀的下场。“枪响之前,他们还割了她的喉咙……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她胸前那一大片血,红得晃眼。”苦娃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带着抑制不住的哽咽,“后来不管见着什么红的东西,我脑子里立马就跳出姑姑胸前那滩血,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阵一阵地疼。”

刘媛媛听着李苦娃的诉说,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攥着,跟着沉进了那些苦楚里。眼泪在眼眶里打了好几转,终于没忍住泛出了水光。她轻轻吸了吸鼻子,声音带着点哽咽却格外坚定:“苦娃,都过去了,现在好了——我们总算等到胜利这一天了。你姑姑、你大爷他们的血不会白流的,他们的死,就是对那个荒唐年代最痛、也最有力的控诉啊。”

刘媛媛转向李苦娃,语气里带着几分学生气的认真:“我们在学校里办了文学社,不管是哪种思潮的文学作品,都会坐下来客观分析。现在社会上有说法,把揭露文革的文学叫‘缺德文学’,歌颂的倒成了‘歌德文学’——我们这群人,大体上是偏向‘缺德文学’的。”

她顿了顿,又问:“苦娃,你看过《天云山传奇》和《灵与肉》吗?”

李苦娃点了点头,眉头轻轻皱着:“看过。只是我总觉得,这两本小说写的,顶多算是那时候的一些表面现象。到最后还都留了点光明的尾巴,没往深了挖——那些悲剧到底是从什么历史根源里生出来的,根本没说透。”

刘媛媛望着李苦娃说:“就算那些小说只停在表象、没挖透根源,我也始终觉得,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好的时代,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社会上有人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可我不这么认!我们没垮掉,更没被过去的事击垮。你看,人们一边敢于直面过去的伤痕,把那些伤疤亮出来;一边又都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踏实努力,这哪是垮掉的一代?”

刘媛媛又往前凑了凑,眼里带着真切的鼓励,对李苦娃说:“你该把过去那些经历写成小说,也把伤痕揭露出来,敢让大家都看看。”

李苦娃一听,眼睛顿时亮了,忍不住接话:“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正这么想呢——小说名字都定好了,就叫《巨澜》。”他顿了顿,语气沉了沉,多了几分认真:“我不想只单纯讲过去的事,更想挖透这些事背后的根源,还有,怎么才能不让这些悲剧再重演。”

李苦娃和刘媛媛在村里缓步走着,寻到块大石头并肩坐下。远处传来蛙鸣和夏虫的低吟,月亮这时从云后探出头,清辉洒在两人身上,裹着点隐约的暧昧。李苦娃忽然伸手搂住刘媛媛,声音轻而沉:“媛媛,我觉得你最懂我。”话落,他俯身下去,嘴唇贴上她的唇。刘媛媛微微仰起头,轻轻迎了上去。

刘媛媛埋在李苦娃怀里,声音带着吻后的轻颤:“苦娃,能找到你,我真的好幸福。现在我们俩在一起,一分一秒都不要分开,好不好?”

李苦娃喉间低低应了声“好”,手掌先轻轻覆在她的肩颈,指腹蹭过她温热的皮肤,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试探,慢慢往下滑,最终落在她的胸前。刘媛媛身子微微一颤,随即又软下来,不仅没躲,反而主动往他怀里靠得更紧,一只手还悄悄绕到他背后,攥住了他的衣角。她仰起脸,主动迎上李苦娃的吻,唇齿间的触碰比刚才更热烈,连呼吸都变得急促,和远处的蛙鸣、夏虫声缠在一起,浸在清凌凌的月光里,满是藏不住的亲昵。

忽然,刘媛媛轻轻推开李苦娃,气息还带着点不稳:“我们得赶紧回去了,时间不早了,不然阿姨该担心了。”

李苦娃没松开她的手,顺着她的话应道:“好,我们回家。”

俩人刚进屋,孔淑梅就迎了上来,笑着说:“这么晚才回,快歇着吧。”她指了指炕头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一角,对刘媛媛道:“你今晚就睡在这儿。”

刘媛媛赶紧问:“阿姨,那您呢?”

“你要是不嫌弃,咱娘俩就凑合一宿。”孔淑梅说。

刘媛媛连忙摇头:“我哪儿会嫌弃您呀!咱们一起睡正好。”

李苦娃在旁边插了句:“那你们先歇着,我回我屋也该睡了。”

不久,刘媛媛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靖垣市中学当教师——这下,她和李苦娃成了一个单位的同事。

上班没几天,刘媛媛就找李苦娃商量结婚的事,语气笃定又透着期待:“就按咱们之前说好的,别大操大办了,咱就旅行结婚——回我北京娘家,这样也省事儿,你看行不?”

刘媛媛和李苦娃坐着火车到了北京,刚走出火车站,就看见父亲刘东和母亲袁梅早早等在那儿。

“可算把你们盼来了!”袁梅上前攥住刘媛媛的手,语气里满是欢喜。刘东也笑着冲李苦娃点了点头,接过他俩手里的行李。

随后,几人坐公共汽车到了刘东家里。

刘东对着刘媛媛和李苦娃招手:“你们坐了一宿火车,天刚亮,先赶紧吃饭,吃完再歇着。”

刘媛媛笑着摆手:“爸,我们不累!不过您都安排好了,那我们就先吃点。”

话音刚落,袁梅就从厨房端着早饭出来,粥、包子、小菜摆了满满一桌,一看就是提前精心准备的。

李苦娃连忙起身,客气道:“谢谢叔叔阿姨。”

刘东听了,笑着打趣:“怎么还叫叔叔阿姨?现在是不是该改口了?”

李苦娃脸一红,憨憨地低下头,有些腼腆。刘媛媛在旁边轻轻捅了他一下,小声催:“倒是叫啊!”

他这才抬起头,怯生生又带着认真地喊了声:“爸妈。”

几人坐下吃饭时,李苦娃看着身旁的刘媛媛,再看看刘东和袁梅,忽然反应过来——原来媛媛的名字,是把父亲的“刘”和母亲的“袁”嵌在了一起。

早餐吃完,刘东对着女儿女婿说:“你们坐一宿火车肯定累了,先去歇会儿。下午我跟你妈请了假,带你们逛逛北京的景点,咱们顺便拍几张照片。”

刘媛媛和李苦娃这时候才觉出疲惫,应了声就去刘媛媛以前的屋里,躺下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到了下午,刘东从单位赶回来,手里还提着台跟同事借的日本照相机。几人先去了中山公园,之后又往长城去。等刘东、刘媛媛和李苦娃登上长城,刘东扶着城墙喘了口气,笑着说:“真是老了,爬趟长城就累得不行。”

刘媛媛赶紧扶他:“那您先坐下歇会儿,等您缓过来咱们再照相。”

刘东摆了摆手:“不用,你们俩先去别处看看,回头过来,我在这儿给你们拍。”

李苦娃和刘媛媛在附近转了转,没一会儿就折了回来。

刘东见他俩回来,赶紧招手:“回来得正好!来,我先给你们俩拍几张。”说着举起相机,对着两人调整角度,接连拍了几张合影。

拍完,刘媛媛瞥见不远处有个游客路过,连忙上前笑着喊住:“同志,麻烦您帮我们一家人拍几张照行吗?”

那游客停下脚步,爽快地应道:“没问题!”接过相机,对着刘东、袁梅、刘媛媛和李苦娃四人,也拍下了好几张全家福。

全家人回到家里,袁梅忙着到厨房做饭,刘东和李苦娃、刘媛媛闲聊起来。

聊着聊着,刘媛媛跟父亲提了句:“爸,苦娃他大爷叫李新国,是以前挺有名的学者。”

刘东一听,顿时怔了一下,好半天才缓过劲来,声音发颤:“新国大哥……文革之初他挨批斗,都是为了保护我呀!”

接着,刘东讲起往事:“文革初期,造反派揪着我写的小说《办公室的故事》批判,说我借小说攻击党的领导干部。我那小说明明是揭露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怎么能攻击党的领导干部呢?他们就这样无限上纲,对我展开批斗。这时候,新国大哥站了出来,替我说了几句公道话。没想到新国大哥这是引火烧身,他们马上围攻李新国,说他写的诗都是反动的诗,是表达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斗,直到把他们一家人都逼死了。”

刘东神色黯然,声音低沉地说道:“新国兄被逼死以后,他们就对我展开了疯狂的批斗,批斗完了又进行隔离审查。到了文革后期,我和媛媛她妈还被下放到农村去改造。我重新工作以后,一直不敢写小说,只要一写,那些伤心事就全涌上来了。”

刘媛媛轻轻握住刘东的手,安慰道:“爸,过去的伤心事就别总去想了,都已经过去了。”

刘东长叹一口气,点点头说:“不去想了,不去想了。也正因为不敢写小说,我才向上面打报告,去大学中文系讲课了。可即便如此,讲课的时候只要一涉及到文革的作品,我的心里还是会发疼。”

这时候,袁梅端着一盘菜走进屋,笑着说:“饭做好了,快上桌!怎么又提过去的伤心事了?别总揪着不放,咱们得向前看——眼下向前看的第一步,就是先吃饭!”

刘媛媛赶紧应和:“对!吃饭吃饭!”说着就起身往厨房走,帮着袁梅把饭菜一道道端进屋里。桌上的菜不算特别丰盛,却都是实在的硬菜:一盘糖醋排骨、半只北京烤鸭,还有一碟凉菜、一盘清炒素菜。

李苦娃看着满桌菜,笑着对袁梅说:“妈,您这手艺也太好了,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袁梅往他碗里夹了块排骨:“爱吃就多吃点,别再想那些伤心事了。”说着,她伸手拿起搁在桌角的录音机打开,轻快的轻音乐立刻飘了出来,屋里沉郁的气氛一下子被冲淡,变得松快起来。

刘东夹了块排骨,笑着打趣:“咱们听着轻音乐、吃着肉,这算不算中央说的小康生活啊?”

刘媛媛撇撇嘴,又夹了口素菜:“爸,现在还不算小康,顶多算‘微康’!以后真小康了,得顿顿有肉吃、顿顿有啤酒喝才行。”

“你可别‘顿顿’了!”刘东笑着打断她,“真顿顿吃这么好,用不了几天你就得胖起来。”

刘媛媛立刻放下筷子,撒着娇晃了晃刘东的胳膊:“我才不要胖呢!我还得保持我这优美的体型呢!”

很快,婚假要结束了,李苦娃和刘媛媛得返回靖垣市。刘东和袁梅到车站送他们,站在站台边,眼神里满是不舍。

刘媛媛拉着父母的手,轻声说:“爸妈,等过春节我们再回来看你们,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刘东拍了拍胸脯,笑着晃了晃胳膊:“我们会好好保重的,没问题!你看我这身体,棒棒的!”

刘媛媛被逗笑了,点头说:“你们健康才是真正的好。我们回去马上就要上班了,到了就给你们报平安。”

刘东看着俩人,认真嘱咐:“你们回去之后要好好过日子,夫妻之间要是有矛盾了,相互沟通才好。你看我和你妈结婚这么些年,到现在都没有闹过矛盾。”

李苦娃攥紧刘媛媛的手,郑重地说:“爸,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媛媛的,让她一丝一毫也不能受委屈。”

李苦娃和刘媛媛的婚礼刚落下帷幕,两人便一同返回了靖垣市中学。上班第一天,他们特意提前准备,将烟、瓜子和糖果仔细分装成小份,一一递到同事手中。大家围坐在办公桌旁,剥着糖纸、嗑着瓜子,说笑声此起彼伏,办公室里满是新婚余温里的热闹劲儿。

没等这股热闹劲儿散去,学校收到了一封来自靖垣师范学院的调请函。函件里清楚写着,要调派李媛媛前往靖垣师范学院市担任逻辑学讲师。要知道,在当时的我国,逻辑学领域还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为了尽快补齐这块短板、加强师资力量,师范学院才特意从基层中学里,选中了专攻逻辑学的刘媛媛。

靖垣师范学院考虑到两人刚新婚,为了照顾他们的夫妻生活,在调刘媛媛的同时,也提出想把李苦娃一并调去学院工作。可李苦娃却婉拒了这份好意——他总说自己是中学物理老师,而中学阶段正是孩子们打牢物理基础的关键时期,他不想因为个人调动,耽误了学生们学好物理,最终还是选择坚守在靖垣市中学的讲台。

黄秉炎从靖垣市市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彼时靖垣市正响应中央“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用人原则,经过选举,将在市制药厂推行锐意改革且成效显著的杜威阳,推选为新一任市长人选。

这天,靖垣市市委班子召开大会,这是黄秉炎最后一次主持会议。他开门见山,声音沉稳:“根据中央选拔干部的用人标准,我们推荐杜威阳同志担任新的市长,后续将在下一届人大常委会上予以任命。”随后,他回顾了靖垣市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各项成就,末了话锋一转,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我相信,在杜威阳同志这位新市长的带领下,靖垣市的工作一定能更上一个新台阶。”

黄秉炎在会上特意对新市政府班子提了要求,语气恳切又坚定:“你们要敢想、敢闯、敢干,彻底解放思想,把咱们这座古城实实在在建成现代化城市!”

轮到杜威阳表态时,他话语掷地有声:“我保证一定带靖垣市的工作迈向新台阶!要是工作停滞不前,我主动辞去市长职务。咱们市政府班子,就得带头干事——干不好,不如不干;要干,就必须把事情做到最好!请北疆省委领导放心,也请大家看着,靖垣市的工作面貌一定会变!”

李苦娃正忙着创作长篇小说《巨澜》,每天晚饭过后,他便雷打不动地趴在桌前动笔。刘媛媛从不多言,只以无声的行动默默支持——她会悄悄泡上一杯茶端到他手边,特意选了淡茶来泡。她总怕茶浓了让李苦娃太过精神,夜里睡不好,既要用这杯温茶陪着他专心写稿,又要让他能好好休息。

这份藏在淡茶里的关怀,李苦娃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心里清楚,唯有好好写完这部小说,才对得起妻子的付出。而他写《巨澜》,也不只是单纯完成一部作品,更想为后代留下点什么,给他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交代。

1986年的秋天,天朗气清,秋高气爽,李苦娃遇上了实打实的双喜临门。他的长篇小说《巨澜》顺利发表在北疆省大型文学期刊《莽原》上,与此同时,妻子李媛媛也到了即将分娩的日子。

一边是心血凝结的文字终于问世,一边是新生命即将降临,李苦娃心里又激动又带着几分紧张。他几乎日夜都守在妻子床边,寸步不离地陪着,想给她最大的安慰,一同等着这两个“宝贝”的到来。

李苦娃的《巨澜》在《莽原》杂志发表后,像一颗投入静水的石子,瞬间激起满池争议的涟漪。

反对的声浪最先涌来,带着不容置喙的尖锐——称这部小说是给地主阶级摇旗呐喊的“赞歌”,字里行间都在歪曲党的形象、抹黑社会主义,简直是株裹着文字外衣的“大毒草”。更有人把矛头直指作者,断言李苦娃在思想上早已偏离正轨,连带着写下的文字都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佐证,要求彻查其创作动机。

可另一边的声援也同样恳切。他们与歌德派针锋相对,直言这是近年少见的好作品:《巨澜》哪里是“毒草”,分明是用冷静的笔触,一层层剥开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褶皱,把藏在岁月里的悲剧与创伤血淋淋地呈现在人前。读罢让人心里发沉,却也更懂要记住过去的沉重,才对得起当下的安稳——这样的作品,是警醒,是反思,更是对未来的隐性激励。

两派意见像两股拉扯的力,让《巨澜》和它的作者李苦娃,一夜之间被推到了舆论的漩涡中心。

这场争论看似是“缺德派”与“歌德派”的对垒,实则是两股思想浪潮的正面碰撞,火星子几乎要从纸页间溅出来。

站在“歌德派”这边的人,骨子里还带着特殊年代的惯性——开口就是“扣帽子”,动辄便要“抡棍子”,话里话外都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强硬。他们盯着《巨澜》的字句,像在找什么罪证,非要把“为错误站台”的标签钉在作者身上,那股不把李苦娃彻底打入舆论深渊绝不罢休的劲头,让旁观者都觉得心头发紧。

“缺德派”却不买账,反倒把《巨澜》捧成了伤痕文学里的精品。有作者说这小说最难得的从不是哭哭啼啼写人物悲剧,而是敢往深了挖——把悲剧背后盘根错节的社会根源、藏在时代褶皱里的社会基础,一点点扒出来晾在阳光下。这份清醒与尖锐,才是它真正的价值。

两边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谁。刊物上的笔战一篇接一篇,愣是把这场思想之争闹得旗鼓相当,没分出半点高下。

《北疆日报》的介入,给这场胶着的争论撕开了一道口子——整版篇幅刊登的评论,作者署名是“拓荒”,这个陌生笔名写下的文字,一落地便搅动了舆论的走向。

文章没绕圈子,直从《巨澜》里悲剧的根由说起,笔锋毫不避讳地指向“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些在小说里挣扎的人物,从不是虚构的悲剧符号,而是那场扩大化浪潮里,被裹挟、被伤害的真实牺牲品。它更直接驳斥了“抹黑社会主义”的论调,反倒为李苦娃正名:所谓“敢揭伤疤”,不是故意挑刺,而是不愿让那些社会肌理里的丑陋被空洞的赞歌掩盖;作者偏要把这些真实挖出来,这份清醒与胆气,比任何“安全”的书写都更有价值。

最让人心服的是,这篇评论不只是情绪站队。从小说如何揭露现实的痛感,到人物命运里藏着的时代烙印,再到叙事节奏中隐现的悲悯情怀,每一处分析都带着具体的文本细节,把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成色,讲得有理有据、掷地有声。

文章见报后,先前吵得最凶的“歌德派”像是被抽走了底气,渐渐没了声息;“缺德派”这边则像是得了有力支撑,讨论时多了几分理直气壮,连原本观望的读者,也开始捧着《巨澜》对照评论细读——一时间,“缺德派”竟真的占了上风,让这场持续许久的思想之争,第一次露出了明显倾斜的苗头。

刘媛媛就要分娩了,李苦娃他妈特意从靠山屯来到了靖垣市,她要伺候儿媳妇坐月子。

刘媛媛马上就要生产了,李苦娃和孔淑梅在产房前心情不安地等待着。李苦娃心里既有喜悦,也有紧张。他在想,我也要做父亲了。一种做父亲的喜悦让他坐立不安,在走廊里来回地走动。

随着一声清亮的啼哭,孩子终于降临到人间。护士小心翼翼抱着刚裹进襁褓的婴儿,慢慢从产房里走出来,一直守在门外的李苦娃和孔淑梅立马快步迎了上去,眼神里满是紧张又期待的劲儿。

护士笑着开口:“恭喜你们啊,生了个千金!”李苦娃连忙搓着手点头,语气里满是激动:“谢谢谢谢你们,真是太感谢了!”护士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你谢我们有啥用?这最该谢的,是你媳妇才对。”“对对对,护士说的是!”孔淑梅一边应和,一边拉着李苦娃赶紧往产房里走。

进了产房,李苦娃一眼就看到病床上的刘媛媛,连忙凑到床边,声音都带着笑意:“媛媛,咱们要做父母了!你看咱闺女,我这一眼瞅着就聪明伶俐,跟你一样!”刘媛媛虚弱地牵了牵嘴角,眼神温柔:“也随你呀,你本来就聪明。”

孔淑梅在旁边看着小两口,乐呵呵地插话:“都随,都随!这孩子的聪明劲儿,分明就是随你们俩!”刘媛媛拉了拉李苦娃的手,轻声说:“你给孩子起个名吧。”李苦娃皱着眉琢磨了一会儿,眼睛忽然亮了:“就叫李睿!‘睿智’的‘睿’,我李苦娃的孩子就聪明睿智。”刘媛媛在心里默念了两遍“李睿”,温柔地点点头:“也行,这名字挺好,以后就叫她睿睿了。”

在医院又住了两天,李苦娃打车把媳妇接回了家。孔淑梅一到家就细心伺候着刘媛媛,刘媛媛有些过意不去地说:“妈,你受累了。”孔淑梅笑着摆手:“孩子,你这说的哪的话?我自己的孙女,我伺候着心里高兴,一点也不觉得累。”刘媛媛笑了笑,叮嘱道:“那你也撑着点,别累着自己。”孔淑梅应着:“不累不累,我待会儿去买点猪爪给你吃,好让你下奶。”说着,她把家里干活穿的衣服脱掉,换上平时上街才穿的衣裳,准备去副食店买猪爪。

李苦娃下班回了家,先轻手轻脚进卧室看闺女——小家伙裹在小被子里睡得正香,他弯着腰捏了捏闺女的小手,才带上门走到客厅,挨着刘媛媛坐下。

“你知道那个叫‘拓荒’的作者是谁不?”李苦娃问。

刘媛媛正叠着刚晒干的婴儿衣服,抬头道:“谁呀?没听过这名儿。”

“就是咱们靖垣市的市长杜威阳!”李苦娃看了刘媛媛一眼。

刘媛媛手里的小衣服顿了下:“这市长也加入到小说的评论里了?”

李苦娃接着说:“市长说了,如果我们思想不能够统一,让各种良莠不齐的思想交织,就会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以他必须统一思想,把人们的认识拉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市长还说,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统一思想,但要让大多数人都有清醒的认识,正好借着评论我小说的契机,让全市人民来一场思想大解放。”

李苦娃接着说:“市长还说,现在有些人对文革的态度太暧昧了,甚至有人歌颂美化那段历史,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没法接受的。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居然还有人怀念文革,死死抱着文革那套清规戒律不放手,这是最危险的。要知道,文革那十年,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多么大的挫折和损失啊。大批干部群众被批斗迫害,国民经济也差点到了崩溃边缘。现在要是还对文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故意歪曲它,那就是对历史的背叛,对曾经受苦受难的人的不尊重,也会严重阻碍我们当下改革开放的进程。”

刘媛媛满脸疑惑,眉头轻皱,向李苦娃问道:“你说那些美化文革的人,是不是三种人呢?”

李苦娃思索片刻,认真地回答:“我觉得应该是。不瞒你说,我们学校有个老师,也不知道是过去受文革的影响太深,还是真怀念那个时候,竟然说文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你想想,文革那十年,国家乱成什么样了。大批干部被批斗迫害,许多知识分子有苦说不出,国民经济也陷入崩溃边缘。像刘少奇、彭德怀这些老一辈革命家,都遭受了不公平对待 ,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哪有一点阳光灿烂的样子?可他却这么说,真让人难以理解。”

刘媛媛一听,脸色顿时严肃起来,她拉着李苦娃的手说:“那咱们可得离这样人远点,这种人根本不可交!你可得小心,他们这种人,指不定啥时候就会告密、出卖人,跟他们走太近准没好事。”

李苦娃点点头,语气平静地说:“我心里有数。他不管说啥,我既不介入,也不反驳,就默默听着。我清楚他是啥样人就行。正像你说的,我离他远点,平时除了表面上的客气,绝对不跟他多交往,更不会掏心窝子跟他说啥话。”

两人正说着话,厨房传来孔淑梅的声音:“饭做好啦,快来吃!”她端着菜走出厨房,餐桌上很快摆好——有刘媛媛爱吃的尖椒炒干豆腐,还有一锅熬豆角,里头加了土豆、南瓜和肉一起炖得软烂。

李苦娃凑到桌边看了看,笑着说:“哎呀,虽说菜不算多丰富,但每样都勾人胃口,闻着就香。”

孔淑梅擦了擦手,又转身往厨房走:“还有个拌凉菜呢!”说着就端来一盘黄瓜粉皮拌的家常凉菜,看着清爽可口。

李苦娃拿起筷子,忍不住打趣:“就冲这些菜,我今儿个也不是‘苦娃’,是‘甜娃’喽!”

全家人正在吃着饭,忽然睿睿睡醒了。她睁着乌黑的小眼睛,瞅瞅这个,又瞅瞅那个,没一会儿忽然咯咯咯笑了起来。李苦娃高兴地说:“这么好的孩子落在咱家了,可真是修来的福分呐!”

这时候李苦娃用筷子蘸了一滴汽水,放到睿睿嘴里。睿睿被辣得嘴一咧,那模样滑稽极了,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孔淑梅自从有了这个孙女,天天忙得乐不知疲,照看睿睿格外细心。刘媛媛特意买了张娃娃床,把睿睿放进去——这娃娃床成了睿睿的小卧床,她在里头睡着舒坦极了。

刘媛媛还特意买了五颜六色的气球挂在房里,睿睿睡醒觉,就睁着眼睛瞧着这些气球。刘媛媛一门心思细心照料着睿睿,李苦娃在一旁逗她:“你都成老虎妈子了。”

岁月如梭,转眼间1987年就来到了。

1987年1月29日,春节如期而至。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包饺子,一边看春节联欢晚会。当费翔站上舞台,唱起《故乡的云》,悠扬的旋律让屋里都静了些;后来《冬天里的一把火》前奏响起,欢快的节奏一下带热了气氛,大家听着新鲜的曲调,跟着音乐轻轻晃着身子,手里的饺子也包得更有劲儿,满屋子都是热闹的年味。

当电视里的春节晚会敲响零点钟声时,刘媛媛凑到李睿睿跟前逗她:“睿睿,这下你可一岁啦!”孔淑梅在旁边笑着插话:“这孩子明明才三四个月,倒让你一下子给拔到一岁,长得也太快喽!”话音刚落,全家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李苦娃带着点抱怨,说起了学校里的事:“现在要给学生讲科学社会主义,我一个教物理的,天天讲这个,真是没意思透了。”

刘媛媛听了,劝道:“让你讲就讲吧。”

孔淑梅也在旁边说:“咱就讲呗,也不犯啥错误。”

李苦娃说:“啥事都走形式。现在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不可以讲,这整的天天讲。就像搞了一场运动似的,我特别他妈反感这事。”

李苦娃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学校还搞什么考试,考为什么要实行一国两制。那些学生都还半懂不懂的,哪能答得上来。结果那么一道题,全班大多数人都得了0分。其实一国两制为啥搞?还不是为了让香港、澳门的人能继续过他们习惯的生活嘛。香港、澳门都已经那样生活了那么多年,突然全改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肯定不适应啊。不能把社会主义的一套硬塞给港人,把他们给吓跑了呀。”

刘媛媛听了,赶紧提醒道:“这话咱们在家里说说就行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

李苦娃连忙点头:“我也就跟你们说说,在外面我可不敢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的事把我吓怕了,可不敢再乱说话了。”

李苦娃说的是心里话,他不是胆小,而是那些年屈辱的经历,让他不寒而栗。文革时期他们的家被迫害的家破人亡,还有哪些无数老师、教授的冤假错案虽然昭雪平反了,但是对他们身心摧残是无法磨灭的!尤其是他大爷及姑姑的死,在李苦娃的心里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

寒假一结束,李苦娃寒假结束了,他回到了学校。他给同学们开讲的第一堂“科学社会主义”课,主题就很有分量: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转折?

他从当时的历史现状说起,详细讲述了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以及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的过程。他指出,正是这些背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接着,他又谈到了给地主“摘帽”、为右派平反等具体政策。通过这些鲜活的例子,他清晰地论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党和国家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李苦娃讲完,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都在琢磨着刚才听到的那些新词。

坐在中间的刘文海,就是那个平时最爱跟着起哄的男生,这会儿也没吭声。他低着头,手指在桌子上无意识地画着圈。

“伟大转折”、“拨乱反正”、“平反”……这些词一个个钻进他耳朵里,感觉挺新鲜的,但具体是啥意思,他又说不太清楚。

他只觉得老师咋讲的,就跟着咋学,他看看窗外,眼神里满是懵懂和一丝好奇。

课堂上,一个叫赵立昕的同学突然举手,提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李老师,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巴黎公社失败了,是不是就说明它是错误的?”

李苦娃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不妙。他完全没料到学生会提出这样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把理论的复杂性给点出来了。

他定了定神,耐心地解释道:“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革命的成功,从来都不是一次两次尝试就能获得的。实践的意义,不仅在于检验,更在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他开始讲述中国革命史:“就像我们党,从八一南昌起义开始,最初也是想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大城市夺取政权。但现实证明此路不通。”

他加重了语气:“正是通过失败的实践,我们才认识到,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于是才有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赵立昕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虽然还有些模糊,但心里大概有了个谱。

李苦娃看大家消化得差不多了,便拍了拍手,说道:“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我们讲‘为什么收回香港要用一国两制的方针’,大家回去提前预习一下。”

说完,他收拾好讲义,走出了教室。留下一屋子若有所思的学生,又开始了新的讨论。

第二天,李苦娃给同学们讲为什么说收回香港要用“一国两制”的方针。

有个女同学站起来发言说:“一国两制就是说先暂时一国两制,等香港收回来了,自然而然就变成社会主义了。”

李苦娃一听,笑了笑说:“你这么讲不对,不是自然而然就变成社会主义了。”接着,他把香港被割让的历史讲了出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先后割占了香港岛、九龙,租借了新界。经过这100多年,香港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变过来呢?‘一国两制’不挺好吗?所以我认为邓小平提出的这个观点是一种罕见的政治智慧”。

接下来几天,李苦娃又给同学们讲了哲学的基本常识。

他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讲起,解释了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

这些内容虽然抽象,但他尽量用通俗的语言去解释,同学们听得也算认真。

终于,经过这几天的学习,“科学社会主义”这门课算是讲完了。

李苦娃在讲台上宣布课程结束时,感觉如释重负。

他心里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可算讲完了,这回我可要好好讲讲我的老本行了!”

经过半个月的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普及课终于全部结束了。

课程一结束,教育局就组织了全市统一考试。李苦娃带的这个班考得相当不错,一举获得了全市第三名的好成绩。

为此,教育局特意给他们颁发了一个大奖状,还有一幅风景画作为奖励。

靠山屯的日头正毒,晒得土地都冒了烟。田里的汉子们赤着膊,汗珠顺着脊梁骨往下淌,女人提着竹篮,在田埂上摘着野菜,时不时说笑两句,给这沉闷的午后添了点生气。

张寡妇家的地在最边上,挨着一片小树林。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地里的活计全靠自己,比旁人更卖力些。此刻她正弯腰除草,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在脸上,后背的粗布褂子也早已湿透。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从树后窜了出来,猛地从身后抱住了她。

张寡妇吓得魂都飞了,尖叫一声,手里的草叉子“哐当”掉在地上。她拼命挣扎,胳膊肘狠狠往后撞,嘴里喊着:“放开我!你是谁?”

“嘿嘿,是我,二柱。”王二柱的声音带着点不怀好意的笑,胳膊收得更紧了,“张寡妇,跟我耍会儿呗?”

王二柱在屯子里是出了名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还总爱跟村里的女人开玩笑,手脚不干净。张寡妇平日里就躲着他,没想到今天光天化日之下他竟敢如此放肆!

“王二柱!你个臭流氓!放开我!”张寡妇又气又急,眼泪都快出来了。她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跺脚,踩在王二柱的脚背上。

“哎哟!”王二柱吃痛,手一松。张寡妇趁机挣脱出来,转身就抄起田埂上放着的一把扫帚,劈头盖脸就朝王二柱打了过去。

“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张寡妇一边打,一边追,“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个流氓不可!”

王二柱抱着头,狼狈地往人群那边跑,嘴里还嚷嚷着:“别打了别打了,我跟你闹着玩呢!”

他们这边的动静早就惊动了田里的人。大家纷纷停下手里的活计,围了过来。几个年轻力壮的汉子一看这架势,立刻上前拦住了王二柱。

“二柱,你咋回事?又犯老毛病了?”有人皱着眉问。

“就是啊,你这是干啥呢?欺负到张寡妇头上了?”

王二柱被拦住,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张寡妇也气喘吁吁地追了过来,手里还攥着那把扫帚,胸口剧烈起伏着。她指着王二柱,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大家都看看!都看看这个流氓!我刚才正弯腰干活,他从后面一下就把我抱住了!我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拿起扫帚就撵了过来!他这种事,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人群顿时炸开了锅,纷纷指责王二柱。

“太不是东西了!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

“张寡妇多不容易啊,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还这么欺负人!”

“必须给个说法!不能就这么算了!”

就在这时,一个沉稳的声音响了起来:“都安静点。”

众人回头一看,是村里的老书记李庄稼来了。他已经六十多岁,头发花白,但腰板依旧挺直,眼神也很锐利。他在屯子里威望很高,大家都服他。

李书记走到王二柱面前,脸色阴沉。他看着王二柱,语气严厉地说:“二柱啊,自古以来,挖祖宗坟、敲寡妇门就是大罪!你我都是一个屯子住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下流无耻的事呢?”

王二柱见李书记动了真怒,吓得腿都软了,“噗通”一声就跪了下来,连连磕头:“李书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就是一时糊涂,我再也不敢了!求您饶了我这一回吧!”

李书记叹了口气,看着他那副狼狈的模样,又看了看一旁气得浑身发抖的张寡妇,心里有了主意。他沉吟片刻,说道:“起来吧。今天这事,影响太坏,不能就这么轻易算了。”

他顿了顿,提高了声音,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听到:“第一,你王二柱,必须当着全屯人的面,给张寡妇磕三个响头,赔礼道歉,保证以后再也不骚扰她,不做任何伤风败俗的事。”

王二柱连忙点头:“我赔!我一定赔!”

“第二,”李书记继续说道,“张寡妇家那二亩地,从今天起,你负责帮着种、帮着管、帮着收,直到秋收结束。这就算是对你的惩罚,也是给张寡妇一个补偿。你服不服?”

王二柱哪敢说不服,连忙应道:“我服!我全都听书记的!”

李书记又看向张寡妇,语气缓和了些:“他既然认了错,也愿意受罚,你看这样处理行不行?”

张寡妇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看了看王二柱,又看了看李书记,点了点头:“我听书记的安排。”

一场风波总算平息。太阳依旧毒辣,但田里的人们却重新拿起了农具,只是议论声比刚才小了许多。王二柱则低着头,默默地走到张寡妇家的田边,拿起了锄头。只是他的背影,在众人的目光里,显得格外狼狈。

王二柱过去是村里的民兵。文革那阵子,他天天端着杆枪,在村里监督这个、批评那个,那叫一个威风。可等文革一结束,枪被收上去了,他就彻底傻眼了。除了端枪喊口号,他啥正经活儿也不会,连最基本的庄稼活都摸不着门道。日子一长,就成了个游手好闲的主儿。

就在这时,孔善富气冲冲地跑了过来,一把揪住王二柱的胳膊,大声质问:“我这几天鸭子总丢,是不是你偷去了?”

王二柱心里一慌,但嘴上还硬着:“没有没有!”

“什么没有?”孔善富眼睛瞪得溜圆,唾沫星子都喷到了王二柱脸上,“我家念强都看见了,都跟我说了!你这个好吃懒做的滚蛋”。孔善富照王二柱的屁股就是一脚,踢的王二柱“哎吆哎吆”直叫唤。

文革那几年,王二柱可是村里的“红人”。胳膊底下夹杆旧步枪,腰杆挺得笔直,天天跟着李广富在田埂上转,管着社员们出工,记工分的小本子攥得紧实。那时的他走路带风,谁见了都得客气喊一声“二柱”。

文革一结束,王二柱腰里的枪被大队收了,记工分的小本子也交了回去,整个人像被抽了筋骨,成了村里多余的人。他打小跟着民兵队转,没学过锄地割麦,下田三天就把苗铲了半截,索性撂了农具,整日在村口墙根下晒太阳。

先前当民兵时的威风早散了,四十出头的人,依旧光棍一条。爹娘急得跳脚,托人求到大队党支部,才把他塞进村办砖瓦厂。头两天他还装模作样搬了几块砖,没过三天就现了原形:别人和泥时他躲树荫下抽烟,别人运坯时他借口喝水溜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成了常态。

月底算工钱,别人能拿满工分换粮换油,他手里的钱连买瓶劣质白酒都不够。闲得发慌的日子,他跟着镇上的闲人混进了赌局。起初只是凑数,后来输红了眼,赊账也要上桌,赢了就换酒肉挥霍,输了便赖着不还。

不过俩月,催债的就堵到了村口。糙汉子叉着腰骂他“白眼狼”,唾沫星子溅了他一脸,围观的村民指指点点,连爹娘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王二柱抱着头蹲在地上,听着那些不堪的咒骂,才恍惚觉出:文革时那点风光,早被自己的懒和赌,败得一干二净了。

靠山屯的东头,过去是一片常年积水、没人待见的烂泥塘。如今,这里却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省农科院的农业基地就建在这里。

几排崭新的砖瓦房是办公室和种子储藏室,旁边搭着巨大的塑料大棚,远远望去像一片银色的海洋。田埂修得笔直,灌溉用的水渠纵横交错,牌子上写着“抗寒水稻实验田”几个大字。

每天天不亮,就能看见陈景威带着刘杰和贺晓丹在田里忙碌。他们弯腰查看稻苗的长势,记录数据,偶尔停下来讨论几句。周围总有不少村民凑过来看热闹,眼神里满是好奇和期待。

自从这个基地建起来,靠山屯的空气里似乎都多了几分希望的味道。大家都在盼着,陈景威他们培育的水稻能真的像说的那样高产,我们村里会越来越好,大家的好日子更有奔头了。

清晨的露水还沾在稻叶上,陈景威就带着刘杰和贺晓丹下了田。

刘杰蹲在埂上,捏着一株稻穗标本,正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着。

贺晓丹手里攥着笔记本,笔尖悬在纸页上,忍不住开口:“老师,咱们这稻子一亩地能多打出500斤来,这可不是过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虚夸,这是货真价实的!”

刘杰直起身,擦了擦额角的汗,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这要是在城里,我真就信了‘有万斤胆就能产万斤粮’的话。现在看来,那些都是假的,咱们这多出的500斤,才是真的。”

陈景威站起身,望着眼前绿油油的稻田,声音沉稳有力:“现在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咱们一亩地能打出1500斤,是一步步试验出来的。什么事都得按科学来,脱离了科学,只能造出可笑的神话。”

这时,孔树春笑着凑了过来,接话道:“咱们这专门生产水稻的地方,过去却很少吃到大米饭,净吃小米和高粱米了。这回好了,咱们可以天天吃大米饭了!我还听说,咱们这的大米都上了国宴了呢!”

陈景威点点头,语气里带着一丝自豪:“这是真的。这些年咱们的水稻产量逐步提高,这里已经是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了。”

阳光洒在四人身上,也洒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

傍晚的霞光透过窗户,给小屋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金色。李苦娃刚下班回家,正坐在椅子上,逗着怀里的女儿睿睿。

“咚咚咚”,敲门声突然响起。妻子刘媛媛忙去开门。

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皮鞋锃亮的男人,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皮公文包。李苦娃抬眼一看,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爆发出惊喜的笑容,猛地站起身,他把睿睿递给刘媛媛:“胡凯大哥!是你啊!你可算来了!快进来坐!”

胡凯走进屋,目光扫过简陋却收拾得干净的屋子,最后落在李苦娃身上,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苦娃,好久不见,你也挺好的。我大学毕业后没几年就下海了,一直在深圳那边折腾,现在总算有点起色。”

“那太好了!”李苦娃连忙给胡凯倒了杯水,“大哥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绝不含糊!”

胡凯接过水杯,却没有喝,只是看着李苦娃,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的意味,缓缓开口:“我来,是想和你说一件事,一件……可能会改变你一辈子的事。”

胡凯端起水杯喝了几口,目光掠过屋角那张磨得发亮的旧木桌,声音沉了几分:“苦娃,你还记得不?我当年下乡就在你们靠山屯。”见李苦娃点头,他继续说道,“现在日子好了,但那段历史不能忘——那是个特殊的时代,和文革紧紧绑在一起的。我想在当年知青点的旧址,搞个‘文革知青展览馆’。”

他顿了顿,视线落在李苦娃骤然绷紧的脸上,语气放得更缓:“我知道,你们家在文革时受了太多磨难,那些日子熬得多难,旁人没法体会。我就是想问问,家里要是还留着些当年的物件,比如被抄家后剩下的旧账本、挨批斗时穿的旧衣裳,或是记着事儿的纸片儿,能不能放到展览馆里?这些不是要揭伤疤,是想让后人真真切切看看,那时候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别让那些荒唐事再重演。”

李苦娃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他沉默了片刻,声音有些沙哑:“资料……我家还真有一些。但这些东西,我得留着。”

胡凯立刻明白了他的顾虑,马上解释道:“苦娃,你放心。原件你都留着,这是你们家的念想。我只是想把这些东西复制或者仿制出来,在展览馆里还原当年的情景。”

李苦娃盯着胡凯看了许久,似乎在判断他的诚意。最终,他站起身,走进里屋,搬出了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木箱子。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里面全是泛黄的纸片,还有一件洗得发白、带着补丁的旧褂子。

“这是我爹被冤杀时的判决书。”李苦娃的声音有些颤抖,“还有我姑……她当年就说了句‘毛主席不是神,刘少奇也挺冤’,就被她男人和儿子告发了,打成了反革命。这是她当年被批斗时穿的衣服。”

胡凯凑上前,看着这些带着历史印记的物品,眼睛瞬间红了。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那件旧褂子,激动地说:“苦娃,这些东西太有用了!这哪是什么资料,这是咱们展览馆的镇馆之宝啊!有了这些,后人才能真正知道,那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凯和李苦娃又闲聊了几句家常,便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苦娃,别在这儿坐着了,带上弟妹和孩子,咱们一起去饭店吃顿便饭。”

刘媛媛连忙摆手,笑着说:“胡大哥,不用这么破费。你跟苦娃去就行了,我和孩子在家随便做点吃的就行。”

“弟妹,你可别跟我客气!”胡凯热情地说,“我好不容易来一趟,必须得一起吃饭。”

说着,他又朝着厨房里喊道:“大婶,跟我们一起去饭店吃饭吧!”

正在厨房里忙活的孔淑梅探出头来,擦了擦手上的围裙,笑着说:“胡凯啊,这么些年不见了,好不容易来家里,就在家里吃吧,我这都快做好了。”

胡凯摆了摆手,解释道:“不了大婶,我这次来主要是想和苦娃他们聊聊我当年下乡在咱们屯的一些事,还有建知青展览馆的想法。到饭店里清静,咱们边吃边聊,能说得更仔细些。”

李苦娃领着胡凯和一家人,在家附近找了家小饭店。几人围坐在一张小方桌旁,点了几个家常小菜。李苦娃和胡凯各自倒上酒,饭局便开始了。

酒过三巡,话匣子也渐渐打开。胡凯放下酒杯,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苦娃,巴金先生一直主张要建一个‘文革博物馆’。但你看现在,官方的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官方的文革博物馆。既然官方不做,那我就来搞一个民间的!”

说着,他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一叠厚厚的文件。“你看,这些都是文革初期的资料,从《海瑞罢官》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非常全。还有这些,”他指着另一摞文件,“都是那些被冤枉、被冤死的领导人的资料,刘少奇、彭德怀……都在这儿。”

胡凯又拿出一叠资料,推到李苦娃面前:“这是咱们北疆省的,当年在文革中被冲击的领导干部的详细资料,我都整理好了。”

李苦娃看着桌上密密麻麻的文件,惊讶地说:“大哥,你这资料整得也太全了!”

胡凯笑了笑,带着一丝自豪:“不光是资料全,我那儿还有不少实物呢。等回去我得找个小车,把这些东西都拉过来。”

胡凯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兴奋地说:“苦娃,为了还原当时的历史情景,我和北京的同学联系好了,他把老舍先生自杀的太平湖的照片都给我了,还有一些教授、学者的物件我也弄到了。”

李苦娃听了,眼睛一亮,说道:“你说这我想起来了,我大伯李新国的诗文集还在我这儿呢。他那本诗文集被打成毒草,他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胡凯听了,连忙说:“那个诗集你得留着,这可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我复印过来就行了。不过复印可能挺费劲,页数太多,我慢慢来。”

胡凯低下头,声音不自觉地放柔:“丫头,饿不饿?想吃点什么?”

李睿扬起小脸,眼神清澈得像一汪水。在她心里,只要是被大人牵着手来吃饭,就觉得什么都好吃。她仰着头,认真地说:“什么都行,你点什么我就吃什么。”

一旁的刘媛媛见状,不动声色地把李睿往自己怀里带了带,笑着解围:“你们谈正事吧,这丫头我来照顾就行。”

胡凯又转向李苦娃,问道:“那个李广富,现在在做什么呢?”

李苦娃瞥了眼周围,低声说:“文革一结束就靠边站了,现在就是个普通农民,啥也不是了。”

胡凯冷笑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他当年可是靠山屯的风云人物,呼风唤雨的,手上也沾了不少事儿。”

李苦娃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压抑的火气:“他那时候,不就是仗着姜广胜和张卫东给他撑腰嘛,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没个消停。”

他顿了顿,又想起什么,皱着眉说:“还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他为啥那么爱撒谎?过去他给我爷爷扛长工,我爷爷待他不薄,好吃好喝的从没亏过他,可他倒好,到处说在我们家吃糠咽菜。后来去你们学校做忆苦思甜报告,说得跟真的一样,眼泪都快挤出来了。”

胡凯听完,脸色沉了下来,语气也变得冰冷:“这种人,就是靠撒谎、吹牛活着。这个社会风气坏,他们‘功不可没’。”

他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像是在分析,又像是在自语:“你说他没人性吧,他对自己家里人倒是护得紧;你说他人性尚存吧,他对乡亲们干的那些事,连畜生都不如。你爷爷还是他堂兄,他都能这么对待,更别说旁人了。”

胡凯话锋一转:“对了,那个姜广胜,文革后是撤了职,没让他蹲大牢已经是天大的宽大了。”

他呷了口茶,语气里添了几分冷意:“可人家现在倒好,腰杆硬了,钱也有了。上回碰着,他还请我吃饭,酒喝多了就胡咧咧,说什么‘过去毛主席给我权,现在邓小平给我钱,我这人咋这么有福气’。”

“你听听这话,”胡凯手指在桌沿叩了两下,满是鄙夷,“对自己当年干的那些事,半分反思没有,反倒自鸣得意,真当自己多了不起似的。”

李苦娃重重叹了口气:“有些人就像变色龙,天上刮什么风,他就下什么雨,总紧跟着风头转,所以才处处吃香。”

他语气里满是鄙夷:“可这种人最没人性,根本不懂啥叫善良、尊严和自由。不光糟蹋别人,其实也是在作践自己。虽说没法把他们塞进博物馆,可他们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胡凯眼睛一亮,接话道:“哎,你别说,我还真能把这种人写成材料,贴到博物馆去。让大伙都看看,文革那样的事为啥会发生?就是因为太多他这样的人了!”

李苦娃眉头紧锁,语气沉重又坚定:“‘文革’的流毒至今没能彻底肃清,这正是有些人态度暧昧的根儿。”

他攥紧了拳头,一字一句道:“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文革’年代的罪恶,得让那些没经历过的年轻人,好好看看那个年代的荒唐、残忍和万恶。”

胡凯语气冰冷,眼神里满是厌恶:“在那个特殊时期,对那些造反派来说,真相早就无足轻重了。”

他往前探了探身子,声音压得更低,却带着一股狠劲:“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按自己编的瞎话,揪出更多的‘阶级敌人’。”

李苦娃神情悲愤,语气沉重地说道:“你说得太对了,他们就是照着自己编的瞎话,到处揪‘阶级敌人’。”

他微微颤抖着声音,继续说道:“陈景威教授被打成右派,我大伯被当成反动权威,我姑姑不过是坚持真理,就被当成了敌人,这些可都是他们要整的对象啊。”

李苦娃眼中满是痛苦与无奈:“文革对我家来说,就是一个永远治不好的伤疤,是一辈子的痛啊。”

胡凯神色凝重,语气沉重地说道:“不只是你们家,对千千万万个家庭来说,这都是无法医治的伤痛啊。”

他微微摇头,眼中满是痛惜与感慨:“所以说,‘文革’是历史的悲剧,是民族的悲剧。咱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个悲剧,不能让这样的事再发生了。”

李苦娃和胡凯聊了很久,直到夜色渐深。

胡凯站起身,说道:“今天就到这吧,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李苦娃也跟着站起来,点头道:“好,今天就到这,以后有事咱们再联系。”

说完,两人在沉沉的黑夜里分了手。胡凯独自向远方走去,身影很快融入夜色。李苦娃则和刘媛媛一起,领着母亲和女儿,慢慢地走回了自己的家。

李苦娃和刘媛媛回到家,两人都还没从刚才和胡凯的谈话里缓过来。文革那段沉重的往事,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李苦娃心上,让他感到一阵隐隐的作痛。

刘媛媛看他脸色不对,便转身去厨房倒了杯热水,递到他手里,轻声问:“心里不舒服?”

李苦娃接过水杯,双手捧着,却没喝。他苦笑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就是觉得有点压抑,没事,过会儿就好了。”

李苦娃叹了口气,对刘媛媛说:“我总以为,时间久了,那些痛苦就能慢慢淡忘些。可现在才发现,根本忘不掉。”

他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疲惫:“文革造成的灾难太沉重了,不知道在多少人心里留下了永远好不了的伤疤。也好,就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段痛苦的经历吧。”

刘媛媛握住他的手,轻声安慰道:“你这么说也对。所以别太压抑自己了。我父亲也是这样,对那段历史总是念念不忘,一提起来就心情不好。”

李苦娃紧紧抱着刘媛媛,仿佛要把心中所有的压抑和委屈都揉进这个拥抱里。刘媛媛也温柔地回应着他,一只手轻轻拍着他的背,像安抚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有你在,真好。”李苦娃在她耳边低语,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却无比真诚。

刘媛媛笑了笑,从他怀里退开一点,看着他的眼睛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想那么多。再苦的日子,咱们一起扛,不就过去了吗?”

她伸手帮他理了理有些凌乱的衣领,指尖不经意擦过他的皮肤,带来一阵暖意。“你呀,就是心思太重。明天我炖点排骨,给你补补,看你最近都瘦了。”

李苦娃握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脸颊上蹭了蹭,眼神里充满了依赖和爱意。“还是你最疼我。”

“废话,我不疼你疼谁?”刘媛媛嗔怪地瞪了他一眼,眼里却全是笑意,“好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李苦娃点点头,却没有松开她的手,只是轻轻将她揽入怀中,在她额头上印下一个温柔的吻。窗外的夜色依旧深沉,但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却因为这份相互依偎的温暖,而充满了安宁和力量。

夜色渐浓,窗外的虫鸣也稀疏了下去。

李苦娃熄了灯,房间里只剩下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的几道柔和线条。他重新躺回床上,从身后轻轻抱住了刘媛媛。

刘媛媛没有说话,只是温顺地往他怀里缩了缩,像一只找到了港湾的小猫。她能清晰地感受到丈夫温热的呼吸拂过她的后颈,带着淡淡的烟草味和男人身上特有的气息。

李苦娃的手臂越收越紧,仿佛要将她整个人揉进自己的骨血里。白天那些沉重的往事,在这一刻似乎都被隔绝在了窗外。他低下头,在她耳边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了一句什么。

刘媛媛的身体微微一颤,没有回头,只是用手轻轻覆在了环在她腰间的那只手上,手指还俏皮地在他手背上挠了一下。

黑暗中,李苦娃的嘴角不自觉地弯了起来。他扳过她的肩膀,吻上了她的唇。

没有激烈的动作,只有彼此间心照不宣的温柔和依赖。两个在生活中饱经风霜的人,在这一刻,用最原始也最亲密的方式,相互慰藉,相互取暖。

窗外的月光,似乎也变得更加温柔了。

转眼就到了1990年的春节。孔淑梅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厨房里飘出阵阵饭菜香,她正手脚麻利地准备着丰盛的年夜饭。

饭桌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喜气洋洋。李苦娃和刘媛媛,孔淑梅和她的孙女,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李苦娃看着这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心里满是踏实的幸福感。

饭后,全家人围着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节目里,最让李苦娃印象深刻的是歌曲《好大一棵树》和赵本山演的小品。这是赵本山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他那带着浓郁东北生活气息的幽默表演,逗得一家人前仰后合。李苦娃盯着电视,感慨道:“这赵本山以前就在咱们东北有名,现在都上中央电视台了!

一旁的刘媛媛却笑着反驳:“我还是觉得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更好,他们的节目里藏着深刻的生活道理。”

“你别说,”李苦娃咂咂嘴,仿佛嘴里正嚼着那碗香喷喷的面条,“自从看了陈佩斯的《吃面条》,我现在一到饭店,不管点啥菜,都得加碗面条。看着那碗面条,就想起他当时吃撑了还硬塞的样子,太逗了,也太有生活味儿了!”

春晚还在继续,孔淑梅搂过李睿睿,轻声说:“睿睿啊,咱们睡觉吧。”

睿睿摇摇头,眼睛还盯着屏幕:“我不睡,待会儿我还要吃饺子呢。”

“对,咱们得吃年夜饭的饺子。”孔淑梅笑着应道,“我这就去做。”

“妈,我帮你。”刘媛媛立刻站起身。

“不用不用,”孔淑梅摆摆手,“就下点饺子,一会儿就好,你继续看节目吧。”说完,她便转身走进了厨房。

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饺子就端上桌了。一家人刚要继续其乐融融地享用,李苦娃一拍大腿,说道:“哎呀,我差点忘了,还没放鞭炮呢!”

孔淑梅笑着催促:“你赶紧去放吧,这过年的老规矩咱可不能少。”

李苦娃从桌上拿起一根烟点燃,拎起一挂鞭炮就往外走。

“爸爸,等等我,我也去!”身后的孩子喊着追了上来。

“穿了衣服再去,外面冷。”刘媛媛一边说着,一边赶紧给孩子穿戴好。一家人欢欢喜喜地来到了外面。

外面放鞭炮的邻居真不少,大家互相打着招呼,拜着年,过节的气氛一下子就到了高潮。这种邻里间的热闹和亲近,是电视里春晚节目也演不出来的。

放完鞭炮,一家人回到温暖的屋里,脱下外套又围坐在桌前。李苦娃夹起一个热气腾腾的饺子,边吃边赞道:“妈,您包的酸菜馅饺子真是一绝!”

孔淑梅笑着说:“好吃就多吃点。”

李苦娃摇摇头,却又夹了一个放进嘴里:“那可不行,这都晚上了,吃多了不好消化,待会儿就要睡觉了。”

夜深了,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疏,屋内只剩下电视里春晚尾声的歌舞声,以及暖气片里水流过的轻微声响。

李苦娃洗漱完毕,早早地就钻进了被窝。他没有开灯,就那么静静地躺着,心里却像揣了个小暖炉,满是期待。他在等刘媛媛。

不一会儿,卧室门被轻轻推开,刘媛媛洗漱好了。她借着客厅透进来的微光,掀开被子,看到李苦娃已经在被窝里脱得干干净净,正含笑望着她,眼睛里亮闪闪的。

她笑着钻进被窝,身体刚一碰到他,就被他一把搂进了怀里。她嗔怪地在他胸口蹭了蹭:“你呀,真是越来越像个孩子了,这么急不可耐。”

李苦娃把脸埋在她的发间,闻着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香,声音闷闷的,却格外真诚:“我是真有点着急了,就想抱着你。来,我帮你脱衣服。”

刘媛媛刚想说“我自己来”,就被他用吻堵住了嘴。那吻很轻,带着点急切,又满是温柔。她闭上了眼睛,身体也放松下来,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那……你轻点。”

李苦娃便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帮她解开衣扣,褪去衣衫。他的动作很轻,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刘媛媛静静地躺在他身边,感受着他呼吸时喷洒在她颈间的热气,那热气顺着皮肤蔓延到心里,暖洋洋的。

李苦娃轻轻抚摸着她光滑的后背,手指轻轻下滑,却异常温柔。他在她耳边,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媛媛,你说我这辈子,咋就这么稀罕你呢?怎么稀罕都觉得不够。”

刘媛媛往他怀里又钻了钻,手臂紧紧地环住他的腰,柔声说:“那你就稀罕我一辈子。”

“一辈子哪够,”李苦娃把她搂得更紧了,仿佛要把她揉进自己的骨血里,“我要稀罕你到八十岁。”

刘媛媛笑了,在他胸口轻轻捶了一下,声音里带着笑意和满足:“你呀,总是不知足,这么贪婪。”

李苦娃低头吻了吻她的额头,语气无比认真:“在自己老婆面前不贪婪点,你怎么能知道我爱你有多深呢?”

刘媛媛听了,痴痴地笑了,在他怀里蹭了蹭,声音又软又甜:“我看你呀,就是到了100岁,也还是这副贪心的样子。”

李苦娃用力点点头,语气无比认真:“对!就是到100岁,我也还是稀罕你这个样!”

这时,窗外的月亮仿佛也害羞了似的,悄悄隐进了云层里。屋里顿时暗了下来,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外面零星的鞭炮声成了最遥远的背景音,一切都安静了。黑暗中,只有两个相爱的人,在被窝里说着只有彼此能听见的悄悄话,把整个世界都隔绝在了门外。

这个除夕夜,温馨而圆满。

一转眼,寒假结束了。李苦娃和刘媛媛又投入到了各自紧张的教学工作中。

这时候,空气中渐渐弥漫起了另一股热潮——北京亚运会的气氛越来越浓。

大街小巷里,到处都在传唱着激昂的歌曲。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云也手握手!”

要么就是那首同样振奋人心的《黑头发飘起来》。

这些旋律把亚运的氛围烘托得越来越热烈,让人感受到一种全民参与的自豪与激动。

李苦娃下班回到家,一进门就把自行车钥匙往桌上一拍,脸上满是怨气。刘媛媛也刚到家没多久,正在厨房择菜,听见动静赶紧出来。

“怎么了这是?谁惹我们李老师生气了?”刘媛媛笑着打趣道。

李苦娃没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没好气地说:“还能怎么着?单位发工资了,你猜怎么着?亚运会捐款,没跟我商量,直接从工资里扣了我五十块!”

“我不是不支持亚运会,捐款也得自愿吧?哪能这么硬扣的道理!”他越说越激动,“我一个月才挣二百多块,这一下就没了四分之一,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刘媛媛听了,也放下手里的菜,走过来叹了口气:“唉,我们单位也一样,我比你还惨,扣了八十呢。”

“你说这事儿办的,”李苦娃更觉得憋屈了,“搞亚运会是好事,我们举双手赞成。但也得看大家的实际情况啊,不能这么一刀切地让全民掏钱。得结合咱们国家的综合实力,量力而行嘛。”

“前几天看报纸,还说谁谁谁是第一个捐款的,搞得跟竞赛似的。”他摇了摇头,“这么一来,这捐款的意义不就变味了?咱们国家不管干什么事,总爱搞这一窝蜂的形式主义。”

刘媛媛也皱起了眉头,显然也觉得这事做得不妥,但还是劝道:“行了,别气了,气坏了身子不值当。钱都扣了,说也白说。晚上我给你做你爱吃的红烧肉,给你补补。”

李苦娃还想说什么,但看着刘媛媛关切的眼神,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晚饭时,餐桌上摆着刘媛媛特意做的红烧肉,香气扑鼻。但这似乎也没能完全驱散李苦娃心头的不快。他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半天没怎么说话。

刘媛媛看他这副样子,夹了一大块红烧肉放进他碗里,柔声说:“多吃点肉,别光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当。”

李苦娃嚼着肉,嘴里却还是嘟囔:“不是我小心眼,是这事儿办得太不地道了。捐款凭自愿,哪有强扣工资的道理?这跟抢钱有啥区别?”

“就是!”一旁的孔淑梅立刻放下筷子,帮腔道,“我儿子说得对!这事儿办得确实不敞亮。捐款哪能硬来呢?我苦娃一个月就挣那二百多块,这一下就少了五十,搁谁谁不心疼!”

“妈,”刘媛媛赶紧劝道,“您也别气了。我们单位也一样,我还被扣了八十呢。我想这毕竟是国家第一次办这么大的事,咱们就当是为国家出份力了,心里能好受点。”

“对对对,媛媛说得也在理!”孔淑梅马上又转向刘媛媛,脸上露出赞同的神色,“我这儿媳妇就是明事理。亚运会是大事,咱国家的脸面,出份力是应该的。”

李苦娃听着母亲两边倒的话,忍不住笑了:“妈,您到底是帮我还是帮她呀?”

孔淑梅也笑了,夹了一筷子菜放进李苦娃碗里:“我谁都帮!你们俩说的都有道理。我儿子辛苦挣钱不容易,这钱扣得让人心疼;可我儿媳妇说得也对,国家大事,咱不能不支持。”

“你说这事儿办的,”李苦娃叹了口气,“要是真有那经济实力,多捐点我也乐意。可这硬扣,心里就是不舒服。”

“唉,可不是嘛,”孔淑梅也跟着叹气,“咱们国家有时候办事就是这样,一阵风。不过苦娃,你也别往心里去。钱都扣了,再气也没用。妈这儿还有点积蓄,你要是手头紧,跟妈说。”

“不用妈,”李苦娃赶紧摆手,“我就是发发牢骚。您的钱您自己留着养老。”他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刘媛媛碗里,“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带你去商场逛逛,那件你上次看中的大衣,咱给买了。”

刘媛媛笑了,眼睛弯成了月牙儿:“真的?那我可就等着了。”

孔淑梅看着小两口,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就对了嘛,夫妻之间互相体谅,日子才能过得和和美美。来,都多吃点,这红烧肉是我特意让媛媛给你做的。”

有了孔淑梅在中间这么一调和,餐桌上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不少,刚才的不快也烟消云散了。

捐款名单贴出来的第二天,办公室里气氛有点微妙。李苦娃刚坐下,就听见旁边的王老师和张老师压低了声音在嘀咕。

“唉,你说这事儿闹的。”王老师先开了口,脸上带着苦笑,“我本来也只想捐10块,结果一看校长和主任的数,再看看周围人,没好意思,也捐了20。”

张老师叹了口气,附和道:“可不是嘛!我家那口子还跟我吵了一架,说我打肿脸充胖子。我一个月才挣几个钱,这20块钱够给孩子买好几斤肉了。”

李苦娃听着,心里的憋屈一下找到了出口,他凑过去低声说:“你们俩跟我一样!我本来也打算捐10块意思意思,结果一看你们都捐了20,我要是捐少了,脸上挂不住啊。这哪是自愿捐款,简直是'被自愿'了!”

“谁说不是呢。”王老师推了推眼镜,“说是自愿,可这名单一贴出来,谁多谁少一目了然,这压力比直接规定还大。”

张老师也跟着点头:“就是!以后再有这种事,我可真得好好掂量掂量了,不能再这么‘打肿脸充胖子’了。”

李苦娃叹了口气:“唉,说归说,到时候真要是再碰上,估计还是抹不开面子。咱这性子,就这样了。”

他顿了顿,看着窗外,眼神里带着一丝无奈和期盼:

“我就但愿,以后咱们国家真要是再办奥运会,可别再搞这种捐款了。”

“国家真正强大了,有那个实力,能办得起就办;没那个实力,咱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不丢人。这跟爱国不爱国,真没关系。”

他压低了声音,带着点愤愤不平:

“关键是在咱们这儿,有什么不同意见,你敢说吗?还不是得顺着上边来。”

“我听人说,在国外就不一样。要是有不同意见,人家就敢说出来,甚至还能上街游行去。咱们呢?也就只能在这儿跟你们俩念叨念叨,出出心里这口气。”

王老师和张老师听了,都沉默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感同身受的神情。

王二柱在靠山屯,就是个二流子,整天游手好闲的,啥也不会干,日子过得越来越苦。这一突突发奇想。我何不到市里去找找活干呢?怎么也比在这强。于是他来到了靖垣市。到了靖垣市以后,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他眼花缭乱,眼睛不够看了。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快到中午了,王二柱感觉肚子饿得咕咕叫。

他摸了摸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他在路边东张西望,眼睛滴溜溜地转,心里开始盘算着怎么能偷点钱来填饱肚子。

突然,他看到一个中年妇女领着个小孩,正在水果摊前挑水果。

中年妇女选好水果后,掏出钱包,正往外数钱准备付钱。王二柱见状,冲上去一把抢过钱,撒腿就跑。

"抓小偷!抓小偷啊!"中年妇女又急又气,大声喊了起来。

她赶紧抱起孩子,也顾不上买水果了,随手就追了上去,边追边喊:"抓小偷!快来人抓小偷啊!"

前面路上的人看到王二柱慌慌张张地跑,后面还有人喊抓小偷,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

一个路过的小伙子伸腿一绊,就把王二柱给撂倒在地,紧接着上前一把抓住了他。

中年妇女追了上来,指着被按在地上的王二柱,对围上来的众人说:“我刚才在买水果,他上去一把就把我的钱抢跑了!你们看,这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钱!”

众人一听,顿时都火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围了上来,这个一拳,那个一杵子,没一会儿就把王二柱揍得鼻青脸肿,蜷缩在地上哼哼唧唧。

就在这时,两名巡逻的警察听到动静走了过来。他们分开人群,详细询问了中年妇女和周围目击者的情况,了解清楚事情的经过之后,便拿出手铐,把王二柱带到了派出所。

王二柱光天化日之下抢钱,性质恶劣,触犯了治安条例,被依法拘留了七天。

七天后,拘留期满,工作人员把他放了出来。可他却赖在拘留所门口不肯走。

“同志,你们多关我几天吧!”他可怜巴巴地说。

拘留所的人一听就愣了,问道:“为什么呀?别人巴不得早点出去,你倒好,还想多待几天?”

王二柱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你们多关我几天,我还能在这儿多吃几天饱饭。我出去也找不着活干,到时候饿得没办法,我还得去偷啊。”

拘留所的人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但还是严肃地警告他:“王二柱,我告诉你,你这回要是再敢偷东西,被我们抓住了,就不是拘留这么简单了,那可是要给你判刑坐牢的。”

拘留所的人摆摆手说:“你赶紧走吧,出去好好找份正经活儿干,走正道,别再想着偷东西了。”

说着,“哐当”一声,拘留所厚重的大门就在他身后关上了。

王二柱站在空荡荡的街道上,看着紧闭的大门,又开始像在靠山屯时那样,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起来。

夜色渐渐暗了下来,大街上的烟火气也越来越浓。

路边的烤肉串摊子滋滋冒油,烤苞米的香气飘出老远,还有卖各种水果的小贩在大声吆喝。

王二柱的肚子又不争气地叫了起来。他咽了口唾沫,又开始往人多的地方凑。

他贼眉鼠眼地瞅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心里又动起了偷钱的念头。

王二柱悄悄凑到一个少妇跟前,这少妇正抱着孩子在水果摊前挑香瓜。

他趁少妇不注意,手飞快地伸进了她的包里,抽出了几张钱。

少妇似乎感觉到有人碰她的包,猛地回头一看,正好撞见王二柱正把钱往自己兜里揣。

“有小偷!快来抓小偷啊!”她尖叫了一声。

周围的人听到呼救声,立刻围了过来。王二柱吓得魂都没了,不敢有片刻停留,撒腿就跑。

由于跑得太急,他慌不择路,一头撞进了路边一家挂着“盲人按摩”牌子的店里。

这是一家正规的盲人按摩院。店里的人一看有人跑进来,还以为是来了客人,便热情地问道:“先生,您要按摩吗?”

王二柱惊魂未定,下意识地“嗯”了一声。

此时按摩院生意正好,没有空闲的按摩师,只有一位按摩师的活儿快干完了。

有人把他领进按摩区,朝着一位正在工作的按摩师喊道:“赵姐,来客人了!”

那位被称作赵姐的按摩师正全神贯注地给客人按摩,头也不抬地说:“好,你先坐那儿等一会儿吧。”

王二柱又下意识地找了个地方坐了下去。

这时候,赵按摩师给客人的按摩结束了。

客人满意地站起身来,说:“你的手法真好,这按的真舒服。”

说着,他掏出几个钱递给了赵按摩师。赵按摩师用手摸了摸钱,觉得钱对劲,就揣进了兜里。

然后她对客人说:“你慢点走,没事再来。”

客人满意地答应了一声,走了。

这时候赵按摩师对王二柱说:“先生,到你的了。”

王二柱瞅了瞅赵按摩师,他说:“稍等一会,我歇一会,我先歇一会。”

赵按摩师说:“好吧,那你就先歇一会。”

说着,赵按摩师用手摸索着拿起了二胡,拉了起来。

王二柱听着二胡的声音响起,感觉很好听,又觉得很凄凉。

不管是好听也好,凄凉也好,反正王二柱就觉得好听,他全神贯注地听了下去。

一曲终了,余音绕梁。

王二柱听得入了神,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由衷地赞叹道:“你拉得真好,真好听。这是什么曲子啊?”

赵按摩师放下二胡,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柔声说:“这叫《二泉映月》,是一个叫阿炳的盲人音乐家写的。”

她顿了顿,仿佛沉浸在音乐的意境里,继续说道:“阿炳一生坎坷,这首曲子里,有他对黑暗社会的控诉,也有他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王二柱听着,心里也跟着酸酸的。他想起了自己在村里的日子,想起了在城里的狼狈,突然觉得这首曲子里的凄凉,好像也唱到了自己心坎里。

他沉默了半天,才低声说:“赵姐,那...那你也给我按按吧。”

赵按摩师点点头,摸索着走到按摩床旁边,说:“躺上来吧,放松点。”

王二柱犹豫了一下,还是躺了上去。当赵按摩师温暖而有力的手落在他肩上时,他紧绷了一整天的身体,终于放松了下来。

他甚至有点庆幸自己慌不择路地跑进了这家店。

当赵按摩师的手在王二柱的后背上慢慢摸索、按压、揉搓时,王二柱只觉得一股电流瞬间流遍了全身。

他活了这半辈子,因为穷,因为懒,还是头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女性。

这时,他的鼻子又闻到了赵按摩师身上散发出的淡淡的肥皂清香。这股香气混着按摩精油的味道,让他不由得生理上起了变化。

他心里一阵慌乱,赶紧想:“多亏自己是趴着的,要不然这副模样,可就太丢人了。”

他赶紧闭上眼睛,假装很放松地享受按摩,可脸上的燥热却怎么也压不下去。

王二柱趴在按摩床上,心里却翻江倒海。

他暗自嘀咕:“不对啊,以前在村里搂张寡妇的时候,也没这么大反应啊,这次怎么就这么邪乎?”

想到这儿,他的脸更红了,心跳得像揣了个兔子,“咚咚”地快要蹦出来。

赵按摩师的手依旧在他背上熟练地游走,力道恰到好处,可王二柱却一点也享受不起来了。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按摩完了怎么办?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这要是被发现了,岂不是又要被抓起来?

他越想越慌,后背的汗浸湿了按摩床单,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

就在这时,赵按摩师似乎察觉到了他的紧张,柔声问道:“先生,是不是力道太重了?你放松点,别那么紧张。”

王二柱心里“咯噔”一下,连忙强装镇定地说:“没...没有,力道正好,我...我就是有点累。”

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更急了:完了完了,她肯定看出来我不对劲了。

王二柱趴在那里,感觉自己的裤子湿了一小块。

“完了,这下可丢人丢大发了!”他心里咯噔一下,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心里盘算着:“我该怎么出去这屋呢?要是让别人发现了,我这辈子的脸都没了!”

就在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他突然想起店里的人都是盲人。

“哎呀,多亏这里都是盲人!”他心里稍稍松了口气,“她们看不见,应该不会发现的。

可这份安心只持续了一秒。他又想到赵按摩师的手就在他背上,万一她通过其他方式察觉到什么,那不是更尴尬?

他越想越乱,后背的汗流得更多了,连带着床单都湿了一大片。

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进这家店,为什么要逞能说要按摩。

就在这时,赵按摩师的手停了下来,温柔地说:“先生,后背按完了,你翻过来,我给你按按前面吧。”

王二柱一听,吓得魂都飞了,连忙用手死死抓住床边,声音都有些发颤:“不...不用了,赵姐!前面...前面不用按了!”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能翻过来!绝对不能!

赵按摩师被他紧张的样子逗乐了,“嘿嘿”笑了两声,说:“你可真逗。既然都按了,为什么不按全套的呢?”

王二柱脸一红,终于说出了实话:“我...我兜里没揣钱,不能再按了。”

他以为赵按摩师会生气,没想到她反而“咯咯”地笑了起来,声音清脆悦耳:“没揣钱不要紧,下次来了再补上就是了。”

王二柱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下次?哪还有下次啊,我这次能不能体面地走出这屋都不知道呢。”

他连忙找了个借口,说:“也不是钱的事,我就是突然不想按摩了,想和你聊聊天。我感觉你说话的声音真好听。”

说出这句话,他心里反而放松了一些。

赵按摩师愣了一下,随即柔声问:“你说真的?很多人都说我声音好听,可声音好听又有什么用呢?我什么也看不见。”

说着,她轻轻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无奈。

王二柱听了,心里也跟着一酸。他想,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

他不由得同情起眼前这个盲人按摩师来,安慰道:“赵姐,眼睛看不见不要紧,只要心眼好,比什么都强。”

赵按摩师又“呵呵”笑了,说:“你别总叫我赵姐了。听你说话的声音,年纪应该比我大不少,怎么能叫我姐呢?”

王二柱连忙改口:“那我就叫你小赵吧。”

他顿了顿,由衷地赞叹道:“小赵,真想不到你这么能耐,又会拉琴,又会按摩,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赵按摩师笑了,笑声里带着一丝腼腆:“我叫赵明明,以后你就叫我明明吧。”

她接着说道:“我这按摩手艺是后来学的。以前啊,我就在马路上拉琴讨生活,路过的人愿意给几个钱就给几个,日子过得挺苦的。”

王二柱静静地听着,心里对她又多了几分敬佩。

赵明明继续说:“后来有一次,我碰到了好心人胡经理。他听我拉琴后,除了给我钱,还对我说:‘姑娘,你拉得这么好,何不学一技之长,这样以后才能真正维持生活啊。’

我当时就哭了,我说:“我眼睛也看不见,能学啥呢?”

胡经理说:‘我听说市残联正好在举办盲人按摩班,我帮你联系一下,你去学习吧。’

我就是在胡经理的帮助下,去残联学的按摩。学成之后也挺巧的,这家按摩院正好招聘按摩师,我就来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王二柱能听出其中的不容易。

他摸了摸自己兜里抢来的那点钱,又想起自己之前干的那些事,脸上不由得一阵发烫。

王二柱听赵明明讲完她的故事,心里五味杂陈。他沉默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地向她坦白了。

他从自己年轻时在村里当民兵,却总爱偷懒耍滑说起。

讲到后来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他因为好吃懒做,什么农活都不会干,成了村里人人嫌弃的"二流子"。

他说自己那时候就已经自暴自弃了。

接着,他又讲了自己如何揣着最后一点希望来到城里找工作,却因为没文化、没手艺处处碰壁。

最后实在饿得没办法,才走上了偷东西的歪路。

"明明,"他声音有些沙哑,"刚才我就是在街边偷了别人的钱,被人追着,才慌不择路跑进你这店里的。"

这是王二柱这辈子头一次这么认认真真地向别人坦白自己的过去。

他低着头,不敢看赵明明的眼睛,心想她听了这些,一定会像其他人一样生气、鄙视自己。

果然,赵明明的语气不像刚才那么热情了,带着一丝责备:“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去偷啊!你知道大伙挣点钱多不容易吗?你咋不学学手艺,干点正经活呢?”

王二柱叹了口气,带着自嘲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学啥呀,这辈子就这样了。”

“胡说!”赵明明提高了一点声音,语气却很真诚,“不管多大岁数,学啥都不晚!你看我,一个盲人都能学会按摩,你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不能试试呢?”

王二柱听到赵明明这么说,心里猛地一动,像是在溺水时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他激动地坐直了身子,几乎是恳求着说:“明明,那你教我按摩吧!我一定好好学,以后用手艺养活自己,再也不偷东西了!”

赵明明点了点头,但又有些为难地说:“这事我说了不算,我得和我们店长商量一下,看看他同不同意。”

说着,她便朝着里屋喊了一声:“店长!”

不一会儿,一个四十多岁、看起来很和善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赵明明对王二柱说:“王大哥,你先到别的屋等一会儿,我和店长有几句话要说。”

王二柱连忙答应一声,忐忑不安地走出了按摩室。

他在外面坐立难安,心里七上八下的,既期待又害怕店长会拒绝。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店长终于把王二柱叫进了屋。

店长看着他,语气温和地说:“王二柱,刚才明明已经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我们开店也不容易,但也实在不忍心看着你在社会上瞎混,走上歪路。”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既然你真心想学点手艺,那我就给你个机会,安排你在这儿学习。不过我们这里大多是盲人师傅,健全人少,你平时除了学习,还要帮忙做一些打扫卫生、端茶倒水的杂活。”

王二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地听着。

店长最后说:“学徒期间,工钱就不给你开了,店里只管你三顿饭。你看行吗?”

王二柱一听,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连忙点头如捣蒜:“行!太行了!谢谢店长!谢谢明明!我愿意!我什么活都愿意干!”

就这样,走投无路的王二柱,在这家盲人按摩店里,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可以学本事的地方,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他心里暗暗发誓,这次一定要好好做人,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了。

王二柱被留在店里当学徒,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格外勤奋。

每天天不亮,他就第一个起床,里里外外地收拾屋子、打扫卫生。

地板被他擦得能照见人影,按摩床也铺得整整齐齐。

他还主动帮着后厨做饭,从一开始连电饭锅都不会用,到后来居然也能炒出几道像模像样的家常菜。

看来,王二柱过去只是单纯的懒,脑子其实一点也不笨。

只要他肯学,上手还是很快的。

大家看他这股勤快劲儿,也都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曾经的“小偷”。

连店长都说:“这王二柱,要是早点这么干,何至于落到以前那个地步。”

王二柱听了,只是嘿嘿一笑,手上的活却干得更卖力了。

他心里清楚,这是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他必须抓住。

赵明明只要一有空,就会手把手地教王二柱按摩手法。

王二柱学得格外认真,也格外“愿意”。

每当赵明明那柔软的小手握住他的手,引导他在模拟人身上按压、揉捏时,他都能感觉到一股熟悉的电流窜遍全身,他享受着生理给他带来的快感。

他甚至会故意放慢学习速度,心里盼着这一刻能越长越好。

有好几次,他都情不自禁地想反手抓住那只温柔的手,但理智又像一盆冷水,让他瞬间清醒。

“王二柱啊王二柱,你可不能胡思乱想!”他在心里狠狠骂自己。

明明这么信任你,店长给了你这么好的机会,你要是做出什么混账事,就太不是东西了。

于是,他每次都只能强压下心里的冲动,继续笨拙又认真地跟着学。

他把这份特殊的感觉深深埋在心底,转化成了更加努力学习的动力。

他想,等自己学成了,能靠手艺堂堂正正地活着了,也许才有资格...…

忙活了一上午,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围着桌子夸王二柱的菜做得好吃。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硬菜,就是一个青椒炒土豆丝,一个尖椒炒肚丝,再加一个甩袖汤。

就这么简单的两菜一汤,大伙却吃得津津有味。

就连店长都点头称赞:“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味道很家常,特别下饭,可口!”

王二柱听着大家的夸奖,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滋滋的。

这是他这辈子头一次靠自己的劳动,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

吃完饭,下午的工作又开始了。

这天,赵明明给一位顾客按摩结束,送走客人后,就和王二柱聊起了天。

王二柱看着赵明明,由衷地说:“明明,你看你的名字多好,叫‘明明’,光明的明。可就是眼睛看不见,真是太可惜了。你要是眼睛也能看见,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那该多好啊。”

赵明明笑了笑,轻声说:“我有个姐姐,叫赵亮亮。我们俩的名字,一个光明,一个明亮。可我小时候得了一场重病,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

王二柱看着她清秀的脸庞,心里更是惋惜,忍不住说:“你看你长得多漂亮,就是眼睛不好。

真是太可惜了。”

赵明明被他说得害羞了,低下头,小声说:“他们都这么说我长得好看,可我自己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王二柱听了,心里一酸,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王二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把抓过赵明明的手,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明明,让我做你的眼睛吧,做一辈子!”

赵明明浑身一震,脸瞬间羞得通红,像熟透了的苹果。她有些慌乱地说:“那……那多不好啊,我会拖累你一辈子的。还是让我一个人……就这么过一辈子吧。”

王二柱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仿佛一松手她就会消失。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情不自禁地一把将她搂进怀里,坚定地说:“不!我就做你的眼睛,永远做你的眼睛!我不怕拖累!”

赵明明的身体刚碰到王二柱的胸膛,同也碰到了他的下体,她感觉到了他身上那熟悉的、因激动而起的生理变化。但这一次,她不但没有躲开,反而像找到了最温暖的港湾,主动向他怀里靠得更紧,泪水无声地滑落:“我……我真的怕……怕耽误你一辈子……”

王二柱紧紧地抱着她,用手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声音温柔而坚定:“傻丫头,什么耽误不耽误的。我愿意!我心甘情愿让你‘拖累’我一辈子!为了你,我做牛做马都愿意!”

按摩店里很安静,只有轻柔的背景音乐在流淌。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紧紧相拥的两个人身上,温暖而美好。

四目(尽管一方无法看见)相对,呼吸交缠。

王二柱和赵明明的唇,情不自禁地粘到了一起。

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接触异性的唇。

瞬间,两人都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们紧紧地相拥着,仿佛要把对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王二柱的心脏“咚咚”地狂跳,几乎要冲破胸膛。

他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那是一种混杂着紧张、羞涩、甜蜜和无比快乐的感觉。

这种感觉,比他过去偷到钱时的短暂兴奋,要美好上千倍万倍。

他紧紧地抱着赵明明,仿佛拥有了全世界。

他在心里默默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做她最亮的眼睛。

自从那天在按摩院的角落里确认了心意,王二柱和赵明明的关系就变得不一样了。

店里的人都是明眼人(虽然他们眼睛看不见),很快就察觉到了这细微的变化。

店长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只当是做了件积德行善的大好事。

王二柱学按摩的劲头更足了。以前他是为了混口饭吃,现在他是想早点学成手艺,能堂堂正正地给明明一个依靠。

赵明明教他也更用心了。她不仅教他手法,还教他如何通过触摸去“看”一个人的身体,如何通过客人的呼吸和细微的呻吟来判断力道是否合适。

每天晚上下班,王二柱都会牵着赵明明的手,慢慢地走回他们租住的小屋。

路上,他会像个孩子一样,叽叽喳喳地给她描述路边的一切:

“明明你看,今天那个卖糖葫芦的,山楂又大又红。”

“刚才过去一辆红色的小轿车,跑起来'嗖'的一下。”

“你闻,隔壁的饺子馆又在煮韭菜馅的了,真香!”

赵明明总是安静地听着,嘴角带着浅浅的笑。她看不见,但王二柱的声音,就是她的眼睛,让她“看”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这天,店里来了个挑剔的客人,嫌之前的按摩师力道太轻,手指甲都扣到了肉里。

店长犹豫了一下,看了看王二柱,说:“二柱,你上吧。最近学的怎么样,也该练练手了。”

王二柱心里“咯噔”一下,既紧张又兴奋。这是他第一次独立为客人服务。

他深吸一口气,走到客人身边,学着赵明明的样子,先轻声问:“先生,您哪里不舒服?我先给您放松一下。”

他的手法虽然还比不上老师傅那么娴熟,但胜在认真、有力道。

更重要的是,他记住了赵明明教他的,要用心去感受客人的身体。

一个小时下来,那个挑剔的客人居然满意地叹了口气:“小伙子,手法不错,比刚才那个有劲儿多了。下次还点你!”

王二柱激动得脸都红了。

等客人走后,赵明明走过来,笑着说:“怎么样,我说你能行吧?”

王二柱挠了挠头,嘿嘿地笑:“都是你教得好,明明。”

他看着赵明明清澈却看不见光亮的眼睛,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

他知道,自己离“做她的眼睛”这个承诺,又近了一步。

这天,两人下班后,王二柱牵着赵明明的手,一起回到了他租的小屋里。

待赵明明在床边坐稳后,王二柱挨着她坐下,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明明,我现在感觉,一天比一天更离不开你了。”

赵明明听了,脸上泛起红晕,却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小声说:“我一个瞎子,哪值得你这么惦记。只要你不嫌弃我,高兴就好。”

“不许你这么说!”王二柱连忙打断她,握住她的手,“你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你的心是亮的,比谁都好。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赵明明心里一暖,靠在王二柱的肩膀上,两个人又低声说了一阵情话。

突然,赵明明抬起头,说:“以前我跟你说过,我除了拉二胡,还会唱歌。我给你唱首歌吧。”

王二柱眼睛一亮,连忙点头:“好啊好啊,你唱吧,我最喜欢听你唱歌了。”

于是,赵明明清了清嗓子,轻轻唱起了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其实你不知道我的心》。

她轻声唱道: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谜,总是看不清

其实我用不在乎掩藏真心

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

所以不敢靠你太近

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

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

所以不敢靠你太近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歌声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却又充满了真挚的情感。

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着她对王二柱的爱,也像是在感慨自己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人。

王二柱静静地听着,眼睛里渐渐湿润了。

他紧紧握住赵明明的手,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让她幸福,再也不让她受一点委屈。不负担她对我的深情。

王二柱的手颤抖着伸过去,想要解开赵明明的衣扣。

赵明明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声音带着一丝慌乱和羞涩:“不行,不行。”

王二柱愣了一下,不解地问:“为什么啊?”

明明低下头,小声说:“我们还没结婚呢。再说了,什么措施也没有……要是以后有了麻烦,那可怎么办呀?”

王二柱一听,恍然大悟。他拍了拍脑袋,说:“你等着!”

说完,他急急忙忙地推门出去,不一会儿就从附近的药店买了安全套回来。

他献宝似的把安全套递到赵明明手里,说:“你看,这回措施有了,你不用担心了吧?”

赵明明的手摸索着接过,又羞又喜。她抬起手,轻轻捶了一下王二柱的胸膛,嗔怪道:“你这个死二柱啊,可真行,真有你的!”

王二柱一把拉住她的手,急切地问:“这回行了吧?”

赵明明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她闭上眼睛,用细若蚊蚋的声音说:“可以了。”

王二柱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小心翼翼地帮赵明明解开了衣服。

当他帮她褪下最后一层衣物时,赵明明那白皙而美好的身体展现在他面前,让他惊为天人。

他在心里惊叹:“哎呀,明明简直就是天仙下凡啊!这么美,这么白!”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把将赵明明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两个人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开始了灵与肉的交融。

王二柱格外温柔,动作尽量轻柔,生怕一不小心弄疼了她。

其实他这个傻小子哪里知道,女人在这种时候,往往更渴望猛烈的爱。

但赵明明也是第一次,她不好意思说出口,只是发出了压抑而快乐的呻吟。

在王二柱听来,那声音比她刚才唱的歌还要动听,还要迷人。

两个人云雨之后,王二柱心满意足地把赵明明紧紧搂在怀里。

他第一次尝到拥有女人的滋味,心里格外激动,喜悦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滴落在赵明明的脸上。

他心里暗自庆幸:“明明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可比我们屯里的张寡妇强太多了!”

赵明明感觉到脸上的湿润,她伸出手摸了摸,轻声问:“二柱,你怎么哭了?”

王二柱用脸蹭了蹭她的头发,声音带着一丝哽咽:“没什么,我是高兴的。跟你说,这是我的第一次,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赵明明听了,身体微微一颤,她也小声说:“我……我也是第一次啊。我没有白活,以前我怕没人要我。”

二柱激动极了,他明确地感觉到了,这是她的第一次。那抹殷红的血迹已经告诉了他这一切。他激动的拥抱她,两人此刻都沈默着,彼此听着对方的心跳。

沉默了片刻,她又轻轻地说:“二柱,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呢。让我摸摸你的脸,好不好?”

王二柱毫不犹豫地把脸凑了过去,任凭赵明明的手轻轻地抚摸着。

她的手指温柔而细腻,从他的额头开始,慢慢滑过眉毛、眼睛、鼻子,最后停留在嘴唇上。

王二柱闭上眼睛,静静地感受着这份独特的亲密。

他知道,虽然明明看不见他的样子,但她会通过这双手,“看”到他最真实的模样。

爱情分为两种:一种是低俗、简单的男女肉体之爱,只满足人的感官;而真正的爱情,不仅是肉体的结合,更是灵魂的结合。

王二柱与赵明明的爱情,便是后者。王二柱因为赵明明的爱,从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责任感;赵明明因为王二柱的情,从一个对未来感到迷茫和绝望的人重新感受到了被爱和被需要的温暖。他们的爱情在互相救赎中生长,最终都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王二柱从一个“二流子”变成了有担当的男人。赵明明从一个封闭自我的盲人,变得开朗而充满希望。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完整的自己。

二柱成了明明的眼睛,而明明则成了二柱人生的灯塔。

这种相互搀扶、共同成长的爱情,才是最动人、最有力量的。

1990年的6月,暑气裹着焦虑漫进校园,李苦娃带的高三班早浸在高考冲刺的紧张里——教学楼门口的倒计时红榜一天天减着数。难得轮休,他拎着菜篮子去菜市场,刚在豆腐摊前站定,就瞥见了个熟悉的身影。

“刘文海?”李苦娃快步走过去,声音里满是急意,“这节骨眼儿不上课,咋在这儿?”

刘文海正帮着摊位后的人递塑料袋,袖子卷到胳膊肘,手上还沾着点肉案子上的油,见是老师,愣了愣才回话:“李老师,我不上课啦,现在跟我爸一块儿卖肉呢!”

这话让李苦娃攥着菜篮子的手紧了紧,满是不解:“你爸不是市医院的外科大夫吗?好好的手术刀不拿,咋改卖肉了?”

“嗨,老师您不知道!”刘文海挠了挠头,语气里带着点少年人对现实的直白认知,“现在都兴‘脑体倒挂’!人家都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切肉刀的,谁还愿意守着死工资受穷啊?”他顿了顿,眼神亮了点,“念书考上大学又咋样?我还不如趁年轻多挣点实在钱!”

刘文海往前凑了凑,声音里带着点“终于想通了”的笃定,连手上的油星都没顾上擦:“李老师,您以前给我们讲科学社会主义,讲一国两制,我那时候没懂,现在可算明白了!”

他顿了顿,见李苦娃没插话,接着说:“香港人过了一百多年资本主义,日子比我们好啊!人家凭啥改成社会主义?所以才要保留资本主义制度,这才是一国两制的道理嘛!”

话头一打开就收不住,刘文海手指头点了点肉案子:“还有那柏林墙,为啥倒了?不就是一座墙挡不住东德人想过好日子的心嘛!他们冒着命爬墙也要去西德,为啥?还不是西德日子比东德强!再说了,西德不光日子好,人与人之间还包容,文明也先进,谁不往好地方奔啊?”

“过去咱们国家不也有人偷渡去香港?”他越说越直白,眼神里带着点少年人对“实在”的执着,“还不是因为那边日子比咱们强!所以说,追求好日子,哪是过去喊的‘实现共产主义’‘大干四个现代化’那么虚?不管是四化还是啥,首先得有钱,日子才能过好啊!”

李苦娃拎着菜篮子的手不自觉攥紧了,他听着眼前的学生滔滔不绝的高论他望着眼前这个本该在教室啃书本的学生——脸上还带着稚气,嘴里却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些“大道理”,喉咙突然有点发紧。他的目光落在刘文海沾着油星的手背上,又想起课堂上那个坐得笔直、认真记笔记的少年,恍惚间竟觉得,他俩的位置好像倒过来了:刘文海成了滔滔不绝的“老师”,而他,成了愣在原地的“学生”。

李苦娃听着,先叹了口气,语气里藏着点没散的惋惜:“看来我是讲不过你了。但说真的,你这年纪,不坐在教室里念书,总觉得可惜。”

刘文海闻言笑了,抬手擦了擦手上的油星,眼里少了点刚才的“世故”,多了些认真:“李老师,您不知道,我爸能同意我下海卖肉,是有条件的!”他往前凑了凑,声音里带着点对约定的郑重,“我跟他保证了,买卖要做,功课也不能落——我虽然不在学校,可每天都自学。白天站在肉案子前忙一天,晚上不管多累,都得坐下来学够两个小时,这是我跟我爸的死约定,学不好可不行!”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语气里带着点少年人的清醒:“我不是那种只看眼前的人,不能为了做买卖,就把文化课丢了。”说到这儿,他眼里亮了亮,像是想起了父亲的话,“我爸说,他要创造个奇迹——要把我这个现在卖肉的娃,将来也培养成跟他一样拿手术刀的外科大夫!”

李苦娃心里头那点惋惜像被温水泡开的糖,慢慢化出了欣慰——原来这学生没只顾着眼前的买卖,还揣着把功课捡起来的心思。他松了松攥着菜篮子的手,语气软了些:“那你可得说到做到,把文化课扎扎实实学好。”

刘文海使劲点头,眼里闪着亮,比刚才讲“挣钱”时多了份更踏实的光:“老师,我明白!您想啊,西德为啥发达?不就是科学文化搞得好嘛!没了科学文化,哪能创造更多财富?自然富不起来。”

他顿了顿,往前挪了挪脚,语气里带着股少年人少见的笃定,像是在说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我还有个预言,您记着——就现在这种‘脑体倒挂’的现象,用不了几年准能变过来!到时候,搞原子弹的肯定比卖茶蛋的强!卖茶蛋顶多是混口饭吃,可搞原子弹、搞国防建设,那是国家的大事啊,这个道理我拎得清!”

李苦娃听着,心里那点悬着的劲儿彻底落了地,连语气都松快了些:“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你既然想得这么明白,那我还是老话——文化课绝不能丢。”

刘文海笑得更敞亮了,手背在身后蹭了蹭,眼里透着随他爸的那股韧劲:“老师您放一百个心!我爸上学时就是尖子生,他跟我说,就算不进大学校门,也能把我教成跟他一样的外科大夫。我现在一边跟他学医术,一边准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就算不读大学,我也准能成个像样的医生!”

“那可太好了!”李苦娃忍不住点头,脸上的忧色全散了,“我之前就怕你年纪小,光顾着眼前的买卖,把学业荒废了,耽误了好青春。现在听你这么说,我是真放心了。”

刘文海胸脯一挺,语气里满是笃定,带着点少年人不服输的劲儿:“老师您放心!您教出来的学生,哪能是荒废日子的人?”说着,他手起刀落,从肉案子上砍下块带着薄肥边的五花肉,用草绳一拴,直接递到李苦娃手里,“老师,拿回去做红烧肉,补补身子!”

李苦娃赶紧摆手,手里的菜篮子都晃了晃:“哎,这可不行!你这是做买卖的营生,一分一厘都是辛苦钱,哪能白拿?我得给钱!”

“老师,真不用!”刘文海把肉往他怀里又塞了塞,眼里满是真诚,“这钱我不能要——算是我谢您这么多年教我知识的,也算是补您刚才为我瞎操心的!您就收下!”他顿了顿,又把之前的话加重了语气,像是在立一个郑重的约定,“我还是那句话,老师您看着:现在我是卖肉的,过几年,我准是个堂堂正正拿手术刀的外科大夫!”

李苦娃从市场回来,推开家门先把菜篮子拎进厨房,搪瓷盆碰撞出轻响。他擦了擦手上的灰,走进里屋,见刘媛媛正坐在桌边改作业,便拉过椅子坐下,把遇见刘文海卖肉的事一五一十说了。

刘媛媛手里的红笔顿了顿,抬眼叹道:“现在下海经商的人是真多,我们学校好几个老师都辞了职。前阵子还有人拉着我,说一起干买卖挣钱,我没同意。”她指尖轻轻敲了敲作业本,语气里满是笃定,“我知道咱们家穷,国家也还没富起来,但我是个老师,守在课堂上才是本分。等国家好了,我们的日子自然会好——用不了几年,咱们国家肯定能好起来,就像你常说的那样。”

她顿了顿,眼里闪着点雀跃的光,像是说一个藏了许久的心思:“我还有个大胆的猜想,再过十好几年,咱们国家说不定真能办奥运会!到时候肯定是堂堂正正地办,不用像以前那样靠大家捐款凑钱,是凭咱们自己的实力办!”

李苦娃听着,忍不住笑了,拍了拍她的手:“你咋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这么琢磨,本世纪末或者下世纪初,咱们国家指定能办上奥运会!”

李苦娃和刘媛媛的日子过得忙,却满是踏实的快乐。在学校里,他握着粉笔在高中教室的黑板上写满公式,课间被学生围着问高考习题;刘媛媛则在大学的阶梯教室讲逻辑学,指尖在黑板上拆解三段论的规则,课后被学生围着讨论论文里的推理结构,红笔在逻辑分析作业上批注论证漏洞——两人都把知识往学生心里送,忙得脚不沾地,却觉得心里亮堂。

眼瞅着世界杯要开赛了,李苦娃心里揣着股热乎劲儿,没事就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可转念一想,比赛都在晚上,看完总得熬到后半夜,第二天还得早起去上课,万一打盹耽误了学生可不行。他嘴上没说,夜里却忍不住翻出旧报纸,对着赛程表琢磨;刘媛媛看在眼里,悄悄在他的搪瓷杯里多放了勺红糖,说“要是看球,早晨就喝这个提提神”。

日子是累,可李苦娃觉得心里满当当的——有学生盼着上课,有刘媛媛的体谅,还有世界杯的热闹等着,这样的精神生活,比啥都富足。

1990年6月9日零时,电视屏幕里突然亮起热烈的色彩——意大利世界杯开幕了。李苦娃攥着遥控器的手顿住,眼睛一下子亮了:《意大利之夏》的旋律裹着异域风情飘出来,开幕式的画面美得让人挪不开眼,模特们走上台时,胸前乳峰时隐时现,却半点不觉得低俗,只让人心里涌着一股强烈的、震撼的美。

“你看这模特多漂亮!”李苦娃指着屏幕,语气里满是赞叹,“这乳峰时隐时现的,愣是不让人想入非非,就觉得美!”

刘媛媛靠在旁边,笑着逗他:“哦?那你就没点生理反应?”

“哪能有啊!”李苦娃梗了梗脖子,伸手拉过她的手往自己跟前拉了拉,“不信你摸,一点反应没有!”

“我信你还不行嘛。”刘媛媛笑着抽回手,又想起之前的话题,故意接着问,“哎苦娃,你说这意大利办世界杯,他们全民捐款不?用不用老百姓凑钱啊?”

李苦娃愣了愣,随即笑了:“这我哪知道!要问你得问斯基拉奇去,他是人家国家队的,说不定知道!”

“行啊,那你给我斯基拉奇的电话,我现在就打过去问问。”刘媛媛顺着他的话逗趣。

李苦娃也乐了,往椅背上一靠:“嗨,我不光能给你斯基拉奇的,我还想把意大利总理的电话告诉你呢!”

话音刚落,两人都忍不住笑起来,电视里《意大利之夏》的歌声还在飘着,夏夜的屋里满是轻松的暖意。

开幕式的余韵还没散,电视画面就猛地切换——绿色的球场铺展开来,解说员的声音一下子提了劲儿:“各位观众!比赛正式开始!首场对决,非洲雄狮喀麦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

李苦娃瞬间坐直了身子,手里的搪瓷杯都忘了递到嘴边:“嚯,这头一场就这么有看头!喀麦隆敢拼,阿根廷可是上届冠军,这下有的打了!”

刘媛媛也凑得近了些,顺手把桌上的瓜子盘往他跟前推了推:“之前听你说喀麦隆踢得凶,今天倒要看看,能不能扛住阿根廷的劲儿。”

电视里球员已经站好了阵型,喀麦隆队员的绿色球衣在灯光下格外鲜亮,阿根廷队的蓝白条纹则透着卫冕冠军的沉稳。李苦娃攥着拳头,眼睛死死盯着屏幕,连呼吸都轻了些——夏夜的屋里,一下子没了刚才笑谈的轻松,满是赛场要开打的紧张劲儿。

电视里的喀麦隆队像打了鸡血,拼得近乎疯狂——阿根廷队的进攻刚起势,他们就扑上去拦,哪怕被判犯规也毫不在乎。没一会儿,裁判就掏出了两张红牌,喀麦隆队少了两人,可球员们半点没泄劲,防守时依旧像铜墙铁壁,发起反攻来反倒更猛,前锋带球突破的架势看得人攥紧了拳头。

“好球!”李苦娃猛地拍了下大腿,眼看着喀麦隆队把球送进阿根廷队的球门,屏幕上比分变成1:0,他连喊两声“过瘾!太过瘾了!”——谁能想到,非洲雄狮竟把卫冕冠军逼到这份上,还爆出了开幕式的第一个大冷门!

比赛一结束,李苦娃的劲儿瞬间卸了,连脸上的兴奋都没来得及收,就揉着眼睛起身。他顾不上洗漱,径直钻进被窝,头刚沾到枕头就有了困意——明天一早还得去学校,要给学生划考试重点,可不能迟到。

刘媛媛看着他睡得沉,轻手轻脚地收拾好桌上的瓜子壳,又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小,才慢慢钻进被窝。她动作放得极轻,连被子摩擦的声响都压着,生怕碰醒了累坏的李苦娃。没一会儿,屋里就只剩两人均匀的呼吸声,窗外的夏夜静悄悄的,裹着比赛后的余温,也裹着满室的安稳。

世界杯小组赛眨眼就过,转眼到了16进8的淘汰赛——喀麦隆对阵哥伦比亚,电视里的比赛从一开始就透着股紧张的戏剧性。李苦娃往前凑了凑,眼睛盯着屏幕,忽然攥紧了拳头:“看!米拉大叔!”

只见38岁的米拉在禁区里身形一晃,竟灵巧地绕开了出击的伊基塔,脚弓轻轻一推,足球稳稳滚进空门!李苦娃猛地一拍大腿,乐得嘴角都咧到耳根:“赢了!这球赢在米拉!哥伦比亚输就输在伊基塔身上,他这冒失出击太不应该了,纯属给机会!”

话音刚落,更让人意外的画面出现了——米拉进球后直奔角旗区,突然跳起了非洲舞!他双臂像展翅的翅膀般用力扇动,胯部跟着夸张地扭动,每一个动作都透着股野性的、原始的生命力,看得人眼睛都亮了。

“哈哈,太有意思了!”刘媛媛再也忍不住,笑着拍了拍李苦娃的胳膊,“这舞跳得真热闹,比进球还让人开心!”李苦娃也跟着笑,眼睛里满是赛场带来的鲜活劲儿,连夜里的困意都被这股热闹冲没了。

世界杯的比赛都是凌晨开赛,李苦娃看球时,母亲孔淑梅早领着孙女李睿睡下了。转眼到了第二天中午,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电视里正播午间新闻,画面突然切到了世界杯赛场——米拉进球后跳非洲舞的片段又放了出来。

李睿手里还攥着半块馒头,眼睛一下子钉在屏幕上,扒拉了两口饭就把筷子往碗边一放,蹦跶到屋子中央。她学着米拉的样子,小胳膊高高举起来又往下落,像模像样地“扇动翅膀”,小胯还一扭一扭的,连“重重落地”的动作都学得有模有样,那股认真又笨拙的劲儿,活脱脱一个小版“米拉”。

李苦娃和刘媛媛也跟着笑,饭都顾不上吃,看着闺女在地上蹦跶,屋里的笑声裹着饭菜的香气,比前夜里看球的热闹更添了几分家常的暖。

南斯拉夫对阵阿根廷的比赛,硬是拖到了点球大战才见分晓。电视里,马拉多纳站在点球点前时,李苦娃攥着拳头往前凑了凑——可足球射出的瞬间,他猛地“哎哟”一声,拳头狠狠砸在沙发扶手上:“偏了!罚失了!”心一下子悬到嗓子眼,“这下完了,阿根廷悬了!”

谁料下一秒,画面里的阿根廷守门员戈耶切亚突然扑了出去,单手把南斯拉夫的点球挡在门外!没等李苦娃缓过劲,第二个点球过来时,戈耶切亚又一次飞身扑中,硬生生把阿根廷从淘汰边缘拉了回来。看着马拉多纳激动地冲上去抱戈耶切亚,李苦娃才松了口气,后背都沁出了薄汗。

“都说马拉多纳是‘上帝之手’,我看啊——”刘媛媛笑着拍了拍他紧绷的胳膊,语气里满是感慨,“这戈耶切亚才是真正的‘上帝之手’!没有他,马拉多纳今天可就带不动球队了!”李苦娃连连点头,眼睛还盯着屏幕里庆祝的阿根廷队,连说“太险了,这扑救比进球还过瘾!”

打从那天午间新闻后,李睿跳“米拉舞”就成了李苦娃家的保留节目。他只要一得空——不管是刚放下改完的教案,还是洗完手擦着毛巾,就会朝着里屋喊:“睿睿,米拉大叔是咋跳舞的!”

李睿一听见这话,准会“噔噔噔”跑过来,手里的布娃娃往床上一扔,站在床边就开跳:小胳膊举得老高,像模像样地“扇动”,小腿还跟着踮踮跳跳,把米拉大叔那股子鲜活劲儿学了个八成,连夸张扭胯的小模样都惟妙惟肖。

每次看着女儿蹦蹦跳跳的样子,李苦娃都忍不住笑,一天里改作业的疲惫、琢磨高考重点的烦忧,像被窗缝里钻进来的晚风一吹,全散了。这届世界杯没白看,赛场的热血之外,家里多了睿睿这个“小米拉舞者”,连笑声都变得格外简单——没有杂七杂八的心思,就只是纯粹的欢喜,裹着饭菜的香气,在屋里飘来飘去。

世界杯半决赛英德对决,硬是熬到点球大战才分输赢。电视里,当最后一粒点球偏出球门,英格兰队被淘汰的瞬间,李苦娃听见身旁的刘媛媛轻轻“啊”了一声——镜头扫到加斯科因时,两人都静了。

加斯科因蹲在草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球衣上还沾着草屑,却顾不上擦,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半点没有赛场上的硬朗。刘媛媛手里攥着的手帕都捏皱了,她明明一直盼着西德队赢,可看着这一幕,眼睛先红了,泪珠没忍住就砸在裤腿上。

“我明明喜欢西德,可看着英格兰这么出局……”她吸了吸鼻子,声音有点发哑,“心里咋这么不好受呢?”李苦娃递过一张纸巾,她擦了擦眼泪,又苦笑摇头:“世界杯就是这样,一会儿让人跟着赢球的热闹开心,一会儿又得替失败者揪着心、惋惜着。”

她望着屏幕里还在抹泪的加斯科因,轻声叹:“这大概就跟人生一样吧,总有输赢,总有舍不得,哪能全是顺心事呢?”屋里静了会儿,只有电视里解说员的声音还在飘着,那点因赛事而起的怅然,慢慢裹上了点人生的细碎滋味。

阿根廷与意大利的四强赛(半决赛)开打,李苦娃心里像拧了团麻花似的纠结。他既放不下阿根廷队的蓝白灵动,又舍不得意大利队的蓝衣坚韧——两个心头好过早碰面,总让他觉得像两颗好糖撞碎了般可惜,只是心底那点偏向,悄悄倒向了阿根廷。

比赛终究以平局拖入点球大战,当戈耶切亚舒展身体,像突然张开的伞般扑出意大利的点球时,阿根廷赢了。李苦娃长舒一口气,心里的纠结慢慢松了劲:既然总得淘汰一个,或许点球就是“上帝的安排”——不用拼到筋疲力尽,也不用论谁技不如人,全看运气站在哪边。这样一来,意大利以点球失利离场,倒也算给这份纠结,画了个不算残忍的句号。

李苦娃点燃了一支烟,深深的吸了一口,又慢慢的吐出去,像是把憋了整场比赛的紧张都吐了出去。指尖还沾着刚才攥出来的汗,凉丝丝的,电视里阿根廷队的欢呼声慢慢淡成背景音——他盯着屏幕上意大利球员垂头的身影,忽然觉得世界杯真像一面镜子,照见的不只是赛场的输赢。

点球大战里的运气,像极了人生里那些说不准的岔路:你再偏爱哪条路,再舍不得另一条,该选的时候总得选,而结果往往像戈耶切亚的扑救一样,藏着点“命运”的意思。

深夜的书房,电视里正播放着世界杯的激情赛事,李苦娃的目光却在屏幕和手边的高考模拟卷之间来回切换。他是球迷,更是高三毕业班的掌舵人。白天,他是学生们冲刺路上最坚实的后盾,把知识点掰开揉碎,为他们答疑解惑;夜晚,当学生们进入梦乡,他才偷得片刻闲暇,为绿茵场上的胜利呐喊,这既是放松,也像是在为自己和学生们即将到来的“战役”积蓄力量。

这份连轴转的忙碌,在他看来却满是踏实的充实。他清楚,自己手里攥着的不仅是粉笔,更是几十个家庭的期盼与学生的未来。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早已内化成他前行的动力,让每一个疲惫却充实的日子,都闪耀着热爱与使命感的光芒。

1990年7月7日,高考第一天。

李苦娃比往常更早地站在了考点门口。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这汗不是因为热,而是因为心里揣着几十个家庭的分量。

他一遍遍地叮嘱着学生们:“准考证都带好了没有?”他的眼神扫过每一张既紧张又期待的脸。他像老母鸡护着小鸡般,把他们一个个送进考场。

考场内,他来回踱步。皮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他侧耳听着里面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心里默默祈祷着:希望这些孩子能正常发挥,不辜负自己,也不辜负那些挑灯夜读的日子。

直到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看到学生们陆续走出考场。看着他们或轻松或凝重的表情,他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晚上下班,李苦娃拖着一身疲惫推开家门,一股浓郁的饭菜香立刻扑面而来。客厅的方桌上已经摆得满满当当:金黄诱人的黄花鱼、软烂入味的豆角炖土豆、热气腾腾的排骨,还有一笼皮薄馅大的炖饺,旁边点缀着一盘清爽的凉菜。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 妻子刘媛媛从厨房探出头,脸上带着笑意,“咱妈知道你这几天又忙高考又熬大夜看球,心疼坏了,特意做的全是你爱吃的硬菜。”

婆婆孔淑梅也跟着端着最后一碗汤走出来,看着儿子布满血丝的眼睛,满眼都是疼惜:“苦娃啊,你这身子骨也不是铁打的,可别太拼了。先吃点好的补补。” 她顿了顿,又看向刘媛媛,笑着补充道:“媛媛也辛苦了,陪着他熬。妈也一样疼你,你们俩都是妈的好孩子。”

“妈,您快别这么说,快坐吧。” 刘媛媛听了,心里甜滋滋的,赶紧扶婆婆坐下。

“妈,您也快坐。” 李苦娃心里一暖,刚要坐下,女儿李睿就颠颠地跑了过来,仰着小脸问:“奶奶,您做的饭也给我吃吗?您最疼的是不是我呀?”

孔淑梅立刻放下碗,笑着弯下腰,在孙女软乎乎的脸蛋上亲了一口:“那可不!我家睿睿就是奶奶的心尖宝贝,这一桌子菜,有你爸的份,有你妈的份,更有我大孙子的份!”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饭菜的香气混合着说说笑笑的声音,驱散了李苦娃一天的疲惫。这份来自家人的温暖,比任何补品都更能让他感到踏实和幸福。

晚饭过后,一家人坐在客厅里闲聊。李苦娃和刘媛媛怕母亲累着,又想让她开心,便提议陪她打会儿扑克。

“妈,咱们玩儿‘升’级'吧?活动活动脑子。”李苦娃一边收拾着碗筷,一边笑着说。

刘媛媛也跟着附和:“是啊妈,正好我也想跟您学学牌技呢。”

“带我一个!带我一个!”李睿一听,立刻从沙发上跳下来,跑到奶奶身边,仰着小脸,拉着她的衣角撒娇。

孔淑梅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她一把将孙女搂进怀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好好好,必须带上我的大宝贝孙女!我大孙女最机灵了,肯定能帮奶奶赢牌!”

说着,李苦娃已经找出了扑克牌,刘媛媛则搬来小凳子,一家人围坐在茶几旁,热热闹闹地玩了起来。客厅里很快就充满了洗牌的声音和欢声笑语,这温馨的一幕,很是让人羡慕。

玩了几局扑克,墙上的挂钟指针悄悄指向了十一点。李苦娃看了看表,对母亲说:“妈,不早了,您带着睿睿先睡吧,我们去看球了。”

孔淑梅放下手里的牌,笑着应道:“好,我这就带他去睡。小孩子家,是得早点休息,长身体呢。”

她起身拉过还意犹未尽的李瑞,柔声说:“睿睿乖,跟奶奶睡觉去,明天再跟爸爸妈妈玩。”

李睿虽然有点不情愿,但还是听话地跟着奶奶。孔淑梅领着他到洗手间,仔细地给他洗了脸、刷了牙。

洗漱完毕,祖孙俩的身影消失在卧室门后。

客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电视屏幕微弱的光,映照着李苦娃和刘媛媛对视的眼睛。白天的疲惫和家庭的温馨在此刻沉淀下来,接下来,属于他们的“世界杯盛宴”,才刚刚拉开序幕。

李苦娃和刘媛媛也回到了自己的卧室。李苦娃熟练地打开那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屏幕上正播放着赛前预热。

刘媛媛打了个哈欠,带着点小埋怨说:“这世界杯决赛也太晚了,都后半夜两点才开始。等它演完,这一宿就别想睡了。”

李苦娃伸手揽过她的肩膀,眼睛却盯着屏幕,兴奋地说:“睡啥睡?看完球正好去学校!这可是西德对阿根廷,错过今天,再等四年!”

刘媛媛白了他一眼,但嘴角却忍不住向上扬。她知道,这是丈夫为数不多的爱好,便不再多言,乖乖地靠在他怀里,一起等待着比赛的开始。

午夜两点的钟声终于敲响,世界杯决赛的大幕正式拉开。

黑白电视屏幕上,西德和阿根廷队的球员们已经列队站好,一场巅峰对决即将开始。

李苦娃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阿根廷队的10号身上——那是他心中的神,马拉多纳。而刘媛媛则激动地攥着拳头,为她的“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加油。

这一次的支持,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站队,变成了为各自偶像的信仰而战。客厅里,他们时而为偶像的一次精彩突破而呐喊,时而为一次错失的机会而揪心,小小的空间里充满了紧张的火药味。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并非一场旗鼓相当的较量。阿根廷队的卡尼吉亚等4名主力因停赛无法上场,等于折损了大半战力;而西德队则星光熠熠,马特乌斯、沃勒尔、克林斯曼等球星悉数在列,整装待发。

比赛还未开始,阿根廷队的命运就仿佛已经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前途未卜。

比赛开始后,西德队果然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他们像潮水般一次次向阿根廷队的球门发起猛攻,马特乌斯在中场调度有方,克林斯曼则在前锋线上频频制造威胁。

但阿根廷队在马拉多纳的带领下,防守异常顽强。他们像一道钢铁防线,顶住了西德队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每当马拉多纳拿球,他总能用出神入化的盘带撕开西德队的防线,偶尔组织起几次犀利的反击,让李苦娃看得热血沸腾。

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比分一直胶着在0-0。眼看比赛就要进入加时赛,场上局势突然发生了逆转——西德队在禁区内获得了一个点球!

“这什么裁判!”李苦娃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忍不住骂出声,“这防守明明干干净净的,哪有犯规?凭什么判点球!”

仿佛裁判真的听到了他的抗议,不仅坚持了点球判罚,还向阿根廷队出示了两张红牌!这一下,阿根廷队雪上加霜。

西德队的沃勒尔站在了点球点前。李苦娃和刘媛媛都屏住了呼吸。足球被踢出,阿根廷门将戈耶切亚判断对了方向,飞身扑救——但足球擦着他的指尖飞进了球门!

电视里传来解说员激动的呐喊,西德队球员疯狂地拥抱在一起。而李苦娃则瘫坐在沙发上,一脸难以置信。就这样,西德队在这场充满争议的决赛中,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

终场哨声一响,刘媛媛就像弹簧一样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她挥舞着小拳头,兴奋得满脸通红,大声嚷嚷着:“赢了!我们赢了!克林斯曼太帅了!简直是我的男神!”

李苦娃看着电视里欢庆胜利的西德队,心里确实为马拉多纳和顽强的阿根廷队感到惋惜。但回过头,看到妻子像个得到糖果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手舞足蹈时,所有的失落和遗憾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他笑着摇摇头,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行行行,你赢了,你家克林斯曼最厉害,是全世界最帅的行了吧?”

刘媛媛得意地扬起下巴,在他脸上“吧唧”亲了一大口,理直气壮地说:“那当然,克林斯曼就是帅!”

刘媛媛又带着一丝心疼:“这一个月看球你累了吧?今天我买点排骨肉,回来让妈做排骨给你补一补。”

李苦娃眼睛一亮:“那太好了。”说着,他起身穿好衣服,“我赶紧走了,上班了。今天是学生考试的关键时刻。”

刘媛媛关切地说:“那你还没吃早饭呢。”

李苦娃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吃是来不及了,我在街边上买俩包子,垫吧垫吧就得了。”

说完,他匆匆地走了出去,去看他那些可爱的同学们。

李苦娃迈进校门时,天边才刚泛起鱼肚白。空气里还带着清晨特有的微凉和青草香,这让他昨晚略显疲惫的精神为之一振。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是孩子们最需要稳住心态、全力冲刺的关键时刻。他觉得自己这点累,跟孩子们十年寒窗的苦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他径直走向高三(2)班的教室,远远就看见几个早到的学生正坐在课桌前,有的在翻看错题本,有的则闭着眼睛,像是在默默背诵知识点。教室里很安静,只偶尔传来翻动书页的“沙沙”声和笔尖划过纸张的轻响。

“早啊,同学们!”李苦娃推开门,脸上挂着他那招牌式的、憨厚又温暖的笑容。

学生们纷纷抬起头,看到是他,原本有些紧绷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齐声应道:“李老师早!”

“都别太紧张,跟平时考试一样,放轻松。”李苦娃走到第一排,看着一个眼神有些飘忽的女生,伸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陆小雅,昨天考得不错,今天继续保持,老师相信你。”

被叫做陆小雅的女生愣了一下,随即用力点了点头,眼神里又燃起了光亮。

他又走到教室后面,拍了拍一个正在埋头刷题的男生的肩膀:“李铁柱,别熬太狠了,适当放松一下,脑子才转得快。记住,细心比速度更重要。咱们老李家从不会示弱。”

男生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停下了笔,揉了揉有些酸胀的眼睛。

李苦娃就这样在教室里来回走动着,像一头守护着幼崽的老黄牛。他不怎么说话,只是用眼神鼓励着每一个人,偶尔在他们身边停下,递上一颗巧克力,或者帮他们把歪掉的书本摆正。他知道,这个时候,老师的陪伴和一个肯定的眼神,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

不一会儿,学生们陆续到齐了。离进考场还有半个小时,李苦娃站到讲台上,清了清嗓子。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同学们,”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昨天已经过去了,不管考得怎么样,都不要再想了。我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今天的考试上。记住,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老师就在这里,陪着你们。”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而坚毅的脸庞:“我知道你们都很努力,也都很优秀。拿出你们平时的水平,就一定能行!老师等着你们凯旋的好消息!”

“好!”教室里响起了整齐而响亮的回应,声音里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随着考场铃声响起,学生们收拾好文具,陆续走出教室。李苦娃站在走廊上,微笑着目送他们走向考场,像送自己的孩子去远征。阳光渐渐升起,洒在他的身上,也洒在孩子们年轻的背影上,温暖而充满希望。他在心里默默祈祷着,愿这些努力的孩子,都能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高考的最后一天,午后的阳光有些热烈,透过香樟树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李苦娃比往常更早地来到了学校,他特意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白色衬衫,领口系得整整齐齐。他觉得,这最后一天,得给孩子们一个最精神的样子。

教室里的氛围和前两天有些不同,既有大战将至的紧张,也有一丝即将解放的轻松。学生们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小声地互相提问,还有的在整理着自己的文具袋,仿佛在为这场漫长的战役做最后的清点。

李苦娃没有像往常一样在教室里来回走动,他只是静静地坐在讲台上的椅子上,目光温柔地扫过每一个孩子。他看着他们微微蹙起的眉头,看着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心里既有心疼,又有骄傲。这些孩子,就像他看着长大的庄稼,从青涩到成熟,终于要迎来收获的时刻了。

李苦娃和同学们说:“今天的最后一天考试,你们不要放松,现在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就把它当成一次普通的模拟考,把会做的题都做对,就是最大的胜利了。”

他顿了顿,又提高了声音,对着全班同学说:“同学们,这是最后一门了,坚持住!你们已经很棒了,能走到这里,就已经战胜了很多困难。现在,把所有的杂念都抛开,拿出你们最好的状态,给这三年一个圆满的交代!”

他的声音不高,却像一股暖流,缓缓淌进每个人的心里。孩子们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起来,原本有些浮躁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

离进考场还有十分钟,李苦娃看着孩子们陆续站起身,拿起自己的准考证和文具袋。他走到教室门口,像一个老父亲一样,挨个给他们整理了一下衣领,或者握了握他们的手。

“去吧,孩子们。”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充满了力量,“老师在这里等你们回来,等你们的好消息!”

“谢谢李老师!”孩子们齐声说道,声音里充满了感激和信心。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走进考场的背影,李苦娃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这些孩子的人生将翻开新的篇章,而他,也完成了自己作为老师最神圣的使命。他靠在走廊的栏杆上,望着考场的方向,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祝福:愿你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当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划破校园的宁静,那一瞬间,所有的紧张和压抑仿佛都找到了出口。

高三(2)班的教室门几乎是被撞开的。学生们像一群冲出闸门的野马,呼啸着、呐喊着奔了出来。他们脸上洋溢着解脱的狂喜,三年的寒窗苦读,在这一刻终于画上了句号。

有人激动地把手中的课本高高抛向天空,看着它们像白色的鸽子一样在空中翻转。更有甚者,抓起一摞试卷和练习册,狠狠地撕了起来。纸屑纷飞,像漫天飞舞的白色花屑,落在走廊的地上、栏杆上,也落在每个人兴奋的脸上。

“同学们!同学们!”

李苦娃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在喧闹中显得格外清晰。他快步从人群中走出来,脸上带着焦急,又有些心疼。

“不要扔书本,不要撕书本!”他伸手拦住了一个正准备把数学笔记本撕碎的男生,“书是有用的东西啊!”

他的声音不大,但那份真诚却让周围的学生们渐渐安静了下来。大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他,空气中还残留着纸张撕裂的“沙沙”声余韵。

“即使将来你们不管考不考上大学,”李苦娃看着眼前这些兴奋又有些茫然的孩子们,语重心长地说,“这些书,这些笔记,也都是你们这三年青春的见证。它们记录了你们的努力,你们的思考。以后再翻起来,都是珍贵的回忆啊。”

他顿了顿,拿起地上一本被撕了一半的语文书,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而且,知识是不会过时的。说不定哪天,你们还会用到它们。把它们好好收起来,比撕碎了更有意义。”

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的激动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情。那个被拦住的男生,默默地把撕了一半的笔记本抱回了怀里。

扔出去的书本,被重新塞进了书包。

喧闹的走廊渐渐恢复了平静,只剩下夕阳透过树叶洒下的斑驳光影,和空气中淡淡的纸张油墨味。

李苦娃看着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收拾着自己的书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这场青春的战役结束了,但属于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这些被挽救下来的书本,将成为他们青春最真实的注脚。

这时候另一位中年女老师走过来,对李苦娃说:“李老师,校长找你。”

李苦娃答应了一声,便跟在女老师身后,向校长办公室走去。

那位女老师领着李苦娃来到了校长办公室。她轻轻地敲了敲门,然后把门推开,说:“校长,李老师来了。”

校长连忙从办公桌后起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主动走上前,热情地说:“李老师,你来了。这三年,你跟着这个高考班,和同学们摸爬滚打在一起,辛苦了!”

李苦娃憨厚地笑了笑,摆了摆手:“校长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看着孩子们今天考完,顺利结束,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李苦娃径直走到办公桌前。他大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掏出烟盒,抽出一支叼在嘴里,又顺手递了一支给校长:“校长,找我啥事?”

校长笑着接过烟,夹在指间。李苦娃熟练地掏出打火机,“啪”地一声先给自己点上,深吸了一口,然后又倾过身,给校长也点着了。

办公室里很快弥漫开淡淡的烟草味。校长吸了一口烟,吐出一个烟圈,才慢悠悠地开口:“李老师,下学期开学,有个高考班,还得你接手。”

“啥?”李苦娃刚吸进去的一口烟差点呛出来,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校长,“我这刚送走一批,屁股还没坐热呢,又来一个?”

“没办法呀,谁让你是咱们学校的顶梁柱呢。”校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信任,“你的教学水平,谁不佩服?把这个班交给你,我最放心。”

李苦娃皱着眉头,猛吸了几口烟,烟蒂很快就烧到了尽头。他把烟蒂摁在烟灰缸里,脸上露出一丝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被信任后的责任感。

“行吧,既然校长你信得过我,那我就接了。”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语气很认真,“不过丑话说在前头,等这批学生毕业了,我可真不再带毕业班了,得让我歇口气。”

校长哈哈一笑,摆了摆手:“这都是后话,等以后再说。先把眼前这个班带好!”

李苦娃表面上对接手新的高三毕业班有些抵触,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他对校长说:“校长放心。既然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一定全力以赴。我最终还放心。既然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一定全力以赴。我得对得起孩子们,也不能辜负您的信任。”

校长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对李苦娃说:.“对嘛!我就知道你会答应。在咱们学校,你的物理教学水平那是顶呱呱的,说句心里话,在中学教书真是委屈你了,你这水平,去大学任教绰绰有余。”

李苦娃憨厚地笑了笑,摆了摆手:“校长您过奖了。我觉得中学阶段是打基础的关键时期,孩子们需要有人把底子扎牢,我就喜欢跟这些半大孩子打交道。以前确实有大学来调过我,但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中学更适合我。”

校长听完,脸上的笑容更加欣慰了,眼神里满是赞赏:“说得好!说得太好了!你这个想法和做法都非常对。咱们中学就是教育的根基,确实太需要你这样沉得下心、又有真本事的好老师了。”

他顿了顿,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补充道:“对了,我想起来了。当时大学里不仅调了你,还调了你的妻子。你没去,但她去了。当时我是教导主任,你妻子教逻辑学,大学里确实更需要她。你们两口子啊,想的都是为了教育事业,这一点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学习。”

李苦娃听到校长的夸奖,心里暖暖的。他感慨道:“春蚕到死丝方尽,留给他人御衣寒。我们当老师的,不就是这样吗?”

他顿了顿,目光望向窗外,仿佛看到了往届学生们的身影:“每次送走一批批学生,又迎来一批批新的,我就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教好他们,不仅是让他们将来有个好前途,也是让他们的父母没有白费心血供他们念书。我虽然不能把所有学生都送入大学,但只要看到有同学能考上,我心里就特别高兴。”

校长听得连连点头,眼中满是敬佩:“你说得太好了!我们学校,就需要你这样兢兢业业的好老师。”

两人又随意闲聊了几句,李苦娃便起身告辞。刚走到门口,校长却喊住他:“李老师,你等等。”

只见校长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条包装精致的中华烟,递了过来,笑着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可不是贿赂你啊,我这个校长还不至于去贿赂一个老师,这算是我对你的嘉奖。”

李苦娃连忙摆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哎呀,这中华烟太贵了,我哪能受用得起呀?”

“你就收下吧,”校长把烟塞进他手里,“这也是我上次去教育局开会,别人送我的,你拿着。”

夕阳把李苦娃的影子拉得很长。他骑着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嘴里哼着曲子,心情像刚上完一节成功的公开课一样轻快。

推开门,一股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厨房里,妻子刘媛媛正系着围裙择菜,老妈则在灶台前翻炒着什么,锅里的菜发出滋滋的声响。

“哟,这么热闹啊!”李苦娃笑着换鞋,“热气腾腾的,忙得热火朝天。”

“你回来了。”刘媛媛抬起头,脸上带着笑意,“我也是刚到家,看妈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搭把手。”说着,她把胳膊举到李苦娃面前,"你帮我把袖口挽一挽,沾了点水。"

李苦娃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帮她把衬衫袖口往上挽,直到露出纤细的手腕。“那你们受累了,我先进屋待一会儿,不添乱。”

“去吧去吧,”刘媛媛嗔怪地看了他一眼,“进屋歇着,饭菜马上就好。”

厨房里的忙碌声渐渐停了下来。不一会儿,刘媛媛和婆婆就端着几盘热气腾腾的菜走了出来,在客厅的方桌上一一摆好。

“苦娃,饭好了,来吃饭啦!”刘媛媛解下围裙,对着里屋喊了一声。

接着,她又转向正在地毯上摆弄变形金刚的儿子:"李睿!别玩了,让奶奶帮你把手洗洗,准备吃饭了。"

李睿正玩得入迷,闻言立刻抬起头,小脸上还沾了点灰尘。她应了一声“知道啦!”,便放下玩具,一阵风似的跑到厨房门口,仰着小脸喊道:“奶奶,奶奶!妈妈让你帮我洗手,要吃饭啦!“

婆婆擦了擦手,笑着走过来,拉住孙子的小手:"好嘞,我的乖睿睿,奶奶带你去洗。”

李苦娃在饭桌前坐下,拿起筷子,先夹了一块芹菜放进嘴里。他嚼了嚼,眉头微微一挑:“这芹菜炒肉味道是不错,就是我吃着总感觉有点中草药味儿。”

刘媛媛闻言,把一盘尖椒炒干豆腐往他面前推了推,笑着说:“不爱吃芹菜就别勉强,尝尝这个。”

“这个不是你最爱吃的吗?”李苦娃看了她一眼,“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说着,他夹起一大口尖椒和干豆腐,吃得津津有味。

他一边吃,一边像是想起了什么,对刘媛媛说:“我这刚送走毕业班,校长又给我派了新任务,让我接手一个新的高三班。”

刘媛媛正低头扒饭,闻言抬起头,语气平静地说:“既然校长信任你,把任务交给你了,你就好好干呗。咱们当老师的,不就是教书的命嘛。”

“那当然,我已经答应校长了。”李苦娃点点头,又补充道,“对了,校长还送了我一条中华烟,还是软包的。”

“哎呀,那得多贵啊?”刘媛媛有些惊讶。

“校长说,那是他上次去教育局开会,别人送他的,他这是借花献佛呢。”李苦娃解释道。

“你们校长还挺有意思。”刘媛媛笑了笑。

“你可别小看他,”李苦娃放下筷子,语气里带着几分敬佩,“那可是个人才。想当初他当老师的时候,数学课讲得那叫一个好!”

“奶奶!奶奶!”李睿突然插话,小脸上满是兴奋,“我今天在幼儿园又得大红花啦!老师夸我最棒,说我将来能当科学家呢!”

李苦娃看着儿子骄傲的样子,笑着问:“那你想当科学家吗?”

“我才不当呢!”李睿脑袋一扬,语气无比认真,“我要当老师!”

刘媛媛好奇地追问:“当科学家多厉害呀,为什么非要当老师呢?”

李睿仰起小脸,理直气壮地说:“因为爸爸和妈妈都是老师呀!老师要是不好,我爸妈怎么能当老师呢?这说明我爸妈最棒了,我就要像他们一样!”

孔淑梅也赶紧接过话茬,脸上笑得像朵菊花:“对对对,我孙女就是要当……当老师!当老师好,当老师最光荣了!”

这时候,刘媛媛看了看婆婆,柔声说:“妈,睿睿白天上幼儿园,您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不如这样,您跟邻居张婶她们一起玩玩麻将,输赢就毛八七的,不算赌钱,还能活动活动脑细胞,您看行吗?”

李苦娃也跟着附和:“对对,妈,您就玩玩呗,总得找点事做,比干坐着强多了。”

孔淑梅一听,眼睛亮了亮:“你还别说,前楼张婶前两天真喊我了。我说我不会,她还说‘不会就学呗,那玩意儿简单’。”

“就是!”刘媛媛立刻接话,“学起来快得很。等会儿吃完饭,我和苦娃教您!”

吃完饭,李苦娃和刘媛媛麻利地收拾好碗筷,就从柜子里翻出了麻将。“妈,来,我们教您打麻将。”

这时候,睿睿也好奇地凑了过来。李苦娃笑着拍拍她的头:“你就看着,不许伸手捣乱啊。”瑞瑞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于是,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开始码牌、抓牌。刘媛媛凑到孔淑梅身边,指着她手里的牌说:“妈,您把这个用不上的打出去,就打这个五条,这个不要了。”

孔淑梅听话地把五条打了出去。瑞瑞立刻把那张牌捡起来,在手里摆弄着,他要用麻将搭房子。

大约教了半个多小时,孔淑梅揉了揉眼睛说:“今天就到这儿吧,哪能一下子就学会呢。”

刘媛媛笑着鼓励道:“妈,您学的已经很快了,基本路子都摸透了,明天就可以去跟张婶她们玩了。”

孔淑梅还有些犹豫:“就我这水平,明天去了还不得输钱啊?”

刘媛媛笑得更厉害了:“输几个钱怕什么,就当交学费了,输着输着就越打越好了!”

教完母亲打麻将,李苦娃便独自坐在写字台前,摊开纸笔,开始撰写接手高三班后的年度教学规划。他写得格外细致,从课程进度安排到重难点剖析,哪个章节需要精讲,哪个知识点可以略过,都规划得一清二楚。

刘媛媛看他伏案工作,轻声说:“我给你倒杯茶水吧。”

李苦娃连忙摆手:“别倒茶水了,喝了晚上又该睡不着了,倒杯白开水就行。”

刘媛媛应了一声,转身倒了杯开水,轻轻放在他桌上,叮嘱道:“别太累着。”说完,便轻手轻脚地回了卧室。

李苦娃一直写到深夜。当他终于完成这份教学计划,他合上教案,站起身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感觉浑身的骨头都舒展开了。

他轻手轻脚地来到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简单洗漱了一下,才悄悄走进卧室。

刘媛媛已经睡得很沉。他怕吵醒她,便蹑手蹑脚地钻进了被窝。

然而,或许是刚才写教案时脑细胞过于活跃,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窸窸窣窣”的动静最终还是把刘媛媛惊醒了。她迷迷糊糊地问:"“怎么还不睡呀?”

李苦娃叹了口气:“失眠了,你给我拿片安定吧。”

刘媛媛没有多问,披了件衣服下床,从抽屉里找出安定,又端来一杯温水。

李苦娃接过药和水,一口吞下。“好了,你也睡吧,我吃了药,一会儿就困了。”

很快,新的学期就开始了。李苦娃精神抖擞的来到了教室,他开始给同学们上第一节物理课。

李苦娃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一张张既兴奋又略带紧张的年轻面孔,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他的第一堂课。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李苦娃,你们高三这一年的物理老师。”

他的声音不高,但很有穿透力,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高三的物理学习,说白了,就是一场系统性的‘回头看’和‘向前冲'’。我们不会像高一高二那样一点点学新知识,而是要把高中三年所有的物理知识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计划把全年复习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地毯式复习。我们会从最基础的力学开始,比如牛顿运动定律、功和能。一个公式、一个概念都不放过,帮大家把地基打牢。第二阶段:专题突破。我们会把知识模块化,比如‘电场与磁场’、‘电磁感应’、‘振动和波’等。针对高考的重点和难点,集中火力攻克,形成解题思路。第三阶段:综合模拟

这个阶段就是大量做题,尤其是整套的模拟卷。目的是让大家熟悉高考节奏,学会合理分配时间,并且查漏洞补缺”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个学生:“物理这门课,公式和概念是骨架,但理解和应用才是灵魂。不要死记硬背,要多问‘为什么’,多动手画图分析。遇到不懂的问题,随时来找我。

好了,今天我们就先从力学的‘牛二定律’开始,这可是整个高中物理的基石,大家翻开课本第XX页……”

不一会儿,下课铃声响了。李苦娃放下手中的粉笔,笑着说:“同学们,学习累了吧,咱们出去放松一下,我带你们打篮球!”

教室里瞬间沸腾起来,但马上就有个男生站起来问:“老师,课间就10分钟,时间够吗?”

“放心吧!”李苦娃摆了摆手,“咱们就是出去活动活动筋骨,投投球,不是打正规比赛。”

这时,一个女生小声嘀咕:“你们男生打球,那我们女生呢?”

“一起打啊!”李苦娃不假思索地说,“咱们搞个男女混合赛!输赢不重要,关键是放松心情。”

说着,他率先走出教室,同学们欢呼着跟了上去。

在操场上,大家迅速分成两队,一场别开生面的课间篮球赛就这样开始了。

李苦娃不仅是一名优秀的高级中学教师,他的政治面貌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同时还担任景远市政协委员。除了在学校教书育人,他还积极履行盟员和委员的职责,参加各类社会会议,为国家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的改革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午的物理课,李苦娃推门走进教室,他拿粉笔。黑在板上写了电磁复合场中的粒子运动。

他说“同学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课的内容。”

“都抬头看黑板。”他声音不高,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这道题,就是你们未来高考卷子上可能会遇到的‘拦路虎’,分值高,陷阱也多。”

他转身,粉笔在黑板上“唰唰”作响,一个带电粒子、一个电场、一个磁场,几个简单的符号瞬间构建出一个复杂的物理模型。

“别觉得它复杂。”李虎娃放下粉笔,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惯有的笑容,“咱们把它拆开看,就像庖丁解牛一样。首先,粒子刚进去的时候,速度方向是水平向右的,对吧?那它受到的洛伦兹力方向呢?用左手定则……对,小王同学,你说的没错,是向上。”

他一边讲,一边在关键的受力点上画圈,时不时抛出一两个生活化的比喻,把抽象的“洛伦兹力”和“电场力”比作“看不见的手”,把粒子的运动轨迹比作“被两只手拉扯的舞蹈”。

原本感觉很深奥的学生们,渐渐都抬起了头,眼神里的困惑一点点消散。

“所以,当这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时候,这个粒子就会……”李苦娃故意顿了顿,目光扫过全班。

“做匀速直线运动!”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没错!”李苦娃笑着鼓起了掌,“就这么简单。复杂的问题,咱们一步步拆解,就都清晰了。”

他拿起粉笔,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变式题:“来,现在咱们把磁场的方向反过来,看看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怎么‘跳舞’……”

李苦娃授课艺术高超,总能以幽默通俗的语言,将课程化繁为简。不愧为高级教师。

下课铃声刚响,李苦娃把粉笔放进粉笔盒里。笑着问:“同学们,下课了,该干什么啦?”

“打——篮——球!”教室里立刻响起了整齐划一的喊声。

李苦娃却故意卖了个关子,摆了摆手:“今天篮球先放一放。”

学生们脸上的兴奋劲儿还没褪去,就立刻垮了下来,教室里一片“哎呀”的惋惜声。

“别急呀,”李苦娃笑着拍了拍手,“运动的方式多着呢,不能总盯着一样。篮球嘛,过两天再打。今天,咱们来点新鲜的——跑步!”

“哇!”教室里瞬间又炸开了锅,刚刚的失落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好奇和期待。

李苦娃带着同学们来到操场,笑着把大家分成几个小组:“都别偷懒,跟着我绕着操场慢跑两圈,活动活动筋骨。”

他自己则跑在队伍的最前面,步伐不快,正好能让所有同学跟上。阳光洒在他和孩子们身上,画面格外温暖。

李苦娃就是这样爱着他的学生们。课堂,他是严谨认真的老师;课后,他有时像个慈祥的父亲,关心着每个孩子的冷暖;有时又像个可亲的大哥,能和他们打成一片。

而同学们对他,也早已不仅仅是尊敬,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依赖和信任。

在按摩院里,王二柱正认真地擦洗着地板。这时,店长走了进来,说:“二柱啊,今天这卫生你可得好好打扫,待会儿胡经理要过来了。”

王二柱连忙应道:“好的店长,我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让胡经理看到满意。”

孔淑梅给胡凯盛的饭刚端上桌,他扒拉两口,放下筷子,脸上的笑意淡了些,顺着话头接道:“刚说到地主,我今儿来,正跟这事儿有关。”

他转向李苦娃:“苦娃,我筹备那知青博物馆,眼看要成了,可真上手才知道,要的东西太多,工作量大得吓人。”他顿了顿,语气诚恳起来,“找你,是想求你帮个忙。”

李苦娃摆摆手:“什么求不求的,咱这关系,有话直说。”

“你们家的情况,在当年太有代表性了。”胡凯的声音沉了沉,“文革那阵儿受的冲击,家破人亡,大伯和姑姑……不是被逼死就是遭了枪毙,这是多大的悲剧。”他望着李苦娃,“我想让你给大伯和姑姑塑两座像,摆在博物馆里,让后人看看那段日子。”

他忽然想起什么,又补充道:“对了,还得做个张志新的雕像,我要放最显眼的位置,底座上就刻‘思想解放的先驱’。”

李苦娃没多犹豫,点头应下:“没问题。就是我教学上忙,只能抽业余时间弄,得费点功夫。”

“不急,这事儿得用心。”胡凯连忙说,又提起一桩,“还有田汉,也得给做个雕像,意义太重了。”他叹了口气,“文革的时候,连《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这位‘国歌之父’都被逼死了——他被抓后受尽折磨,连去世时登记的名字都是假名‘李伍’,骨灰都没留住。”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田汉被作为文艺黑线人物被打倒,遭到多次游街、批斗和殴打。田汉的妻子安娥,在丈夫被抓时已患半身不遂的瘫痪症,她自己也被列入审查对象,一人孤身艰难度日。1976年8月18日,安娥病逝,未能等到“四人帮”倒台的那一天。

 胡凯又夹了口菜,语气里满是痛惜:“这就是悲剧啊。咱建博物馆、立这些雕像,不就是为了记着文革,记着这些荒唐事吗?连这样的人都没能幸免,还有什么离谱的事做不出来?文革的悲剧决不能重演。”

李苦娃端着碗,脸上的笑意淡了,只剩下若有所思的沉郁。

“唉,”他重重叹了口气,声音里是着化不开的酸涩,“一提起文革那些事,我这心里就跟被针扎似的,隐隐作痛。我妻子说我受的打击太深了,这辈子都刻在骨头里,忘不了。”

他顿了顿,又想起一桩,语气更沉了些:“还有我岳父刘东。他当年写过本叫《办公室的故事》的小说,就是想批判现实里的官僚主义,没成想啊,直接被打成了‘大毒草’。”

“跟当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骂‘三家村’似的,报纸上专门登了文章,标题就喊着《〈办公室的故事〉是一株大毒草》”李苦娃苦涩的笑了笑,“我岳父就因为这本小说,在文革里被批斗得够呛。那张报纸我一直收着,压在箱底没敢丢,回头都给你拿去博物馆,也算个见证。”

胡凯立刻接话道:“你岳父的长篇小说《美好的青春》大家都喜欢,那部小说写得可真好啊!”他放下筷子,语气里满是敬佩,“把当年年轻人那种既向往革命,又带着青春的迷茫,以及在迷茫中产生的思想分歧,都刻画得入木三分。”

“还有里面对爱情的描写,”胡凯的声音都柔和了几分,“真是太美好、太纯粹了。那种含蓄又热烈的情感,不知道让多少青年男女都心生向往,希望自己也能拥有那样的爱情。”

一直在旁边安静听着的刘媛媛,这时眼圈微微泛红,轻轻接过了话头:

“《美好的青春》是我父亲这辈子最得意的作品。”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他和我母亲的爱情,就像书里写的那样,简单又坚定。”

“可惜啊,文化大革命一来,什么都毁了。”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努力平复情绪,“他们俩都被关进了牛棚,受尽了折磨。”

“我记得父亲后来跟我说过,有一次他在牛棚里熬猪食,因为长期吃不饱饭,体力不支,突然就晕倒了。”

“是我母亲不顾看守的打骂,冲过去把他搀扶到屋里,又偷偷拿出藏起来别人接济的一点糖,冲了碗糖水给他喝。”

“父亲说,那碗糖水是他这辈子喝过最甜的东西。他还说,没有我母亲,他那天就可能死在牛棚里了。”

胡凯关切地询问刘媛媛父亲的身体状况,刘媛媛神情略显忧虑地说:“我父亲身体不太好,文革那些年受的折磨太多了,心脏一直不好。我心里总惦记着他,可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回去。”她轻轻叹了口气,接着说:“我打算在家里安个电话,这样就能经常给家里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也能向他们问个好。”

李苦娃在一旁点点头,说道:“家里不但要安电话,还得把那台黑白电视换成彩色的,就买19寸的。”刘媛媛眼睛一亮,连忙附和:“对对,这也是我们小康生活的一部分嘛。”

孔淑梅听着儿子儿媳规划未来,脸上笑开了花,插话道:“这又是换电视,又是安电话的,”她摆了摆手,语气里满是感慨,“这日子,在过去真是连想都不敢想啊!”

刘媛媛看着婆婆开心的样子,笑着问道:“妈,你现在麻将玩得怎么样了?”

“哎呀,越打越熟练了!”孔淑梅得意地说,“不瞒你们说,我现在天天都能赢几个小钱,正好多给睿睿买点零嘴吃!”

刘媛媛关心的问:“胡大哥,你和嫂子现在怎么样啊?”

李苦娃也跟着问道:“对对,丹姐现在挺好吧? 自从七八年你们俩考大学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他挠了挠头,笑着说:“我估计现在走到大街上碰到她,恐怕都认不出她了。”

“你丹姐变化不大,”胡凯笑了笑,带着几分骄傲,“比以前更漂亮了。”

但他的笑容很快淡了下去,语气里带着一丝疲惫:“就是……最近我们的生活,有点小危机。”

“怎么回事?”刘媛媛立刻关切地追问,"什么原因啊?"

“还不是因为我总在外边忙嘛,”胡凯叹了口气,“筹备博物馆的事太多,回家晚是常事,有时候甚至都回不了家。”

“她对我有些怨言,”他有些无奈地说,“跟我抱怨说她这是守活寡,独守空房,日子过得没意思。”

“我们现在啊,时常吵架。”胡凯的声音低了下去,“有一回吵得厉害,她跟我提出离婚。”

“我儿子急了,”他苦笑了一下,“说你们要是敢离婚,我就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

“这一下,可把你嫂子吓得够呛,”胡凯摇了摇头,“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提过离婚的事了。”

刘媛媛连忙说:“这你可得好好哄哄她,可不能离婚啊。”

胡凯笑了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她也就吓唬吓唬我,说的都是气话。我们俩感情好着呢,她离不开我。再说了,我儿子可是她的命根子,她惹我儿子不高兴了,自己不就害怕了,哪能真离婚呢?”

这时候,孔淑梅看他们吃得差不多了,便开始收拾碗筷。刘媛媛赶紧起身,对胡凯和李苦娃说:“你们俩先聊着,我去帮妈刷碗。”

胡凯忽然话锋一转,问道:“苦娃,你还记得王二柱吗?”

李苦娃想了想,立刻点头:“记得记得! 当年不就是他说你攻击秦始皇,还把李广富给找去了,想要批斗你吗?”

“对对,就是这事儿。”胡凯笑了笑,语气里没有了当年的怨气,“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王二柱现在就在我那按摩院里工作。”

“他现在变化可大了,跟换了个人似的,表现特别好。”胡凯接着说,“他还和我们店里的一个盲人姑娘赵明明处上对象了,处得火热,都快结婚了。”

李苦娃听完,不禁感慨:“这人啊,真是说不准。 谁能想到他变化这么大,都要结婚了。”他顿了顿,有些惋惜地说:“不过可惜了,对方是个盲人。”

胡凯却摇摇头,认真地说:“你可别这么说。赵明明人特别好,心地善良,长得也清秀。王二柱能找到她,是他的福份”

胡凯感慨地说:“我看着他们俩,就觉得这真正的爱情啊,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能让一个人‘重生’,仿佛有了新的灵魂。”

胡凯接着说:“我准备亲自主持他俩的婚礼,就在我们的按摩店里搞一个隆重又简单的仪式。”

李苦娃说:“我也想去参加,就是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时间。”

胡凯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肯定有时间!我礼拜天办,你那天一定要来。”

李苦娃爽快地答应:“好!”

胡凯对李苦娃说:“对了,跟你说个好消息。经过医院检查,赵明明是后天失明的,有治愈的希望。”

“我现在和几个企业家一起成立了一个残疾人康复基金会,”他接着说,“我准备从基金会里拿出钱来给赵明明治病,大概需要十万块。”

李苦娃听了,不禁赞叹道:“你可真是热心肠!十万块钱在现在可不是个小数目,你能这么无私地帮助他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胡凯摆了摆手,认真地说:“这钱可不是我个人的。这是我们基金会的钱。”

“我们几个企业家每年都会往基金会里注入资金,”他解释道,“而且这是个长期的项目,专门用来帮助那些需要康复的残疾人。不然怎么能叫残疾人康复基金会呢?”

李苦娃听完,由衷地感慨道:“你可比那些只会炫富的暴发户强太多了。”

“你这叫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他点了点头,语气里满是敬佩,“不只是自己挣钱,更想着为社会创造价值。”

“从长远来看,你做的这些事,产生的社会效益可比单纯的经济效益要大得多啊。”

王二柱和赵明明在按摩院忙了一天,下班后一起回到了家。王二柱做好了饭菜,两人便坐下来吃。

吃饭的时候,王二柱忽然说:“明明,我明天要回一趟老家,把户口本取来,咱们去登记结婚。”

赵明明一听,脸上立刻露出了欢喜的笑容,连忙说:“好啊!”

王二柱接着说:“我顺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爸妈,让他们也高兴高兴。他们这辈子,为我操了太多心了。”

赵明明想了想,说:“不光要告诉他们好消息,结婚的时候也让他们来参加吧。”

王二柱却摇了摇头:“结婚的时候就不用了,等咱们登记以后,我再带你回靠山屯看看他们。”

赵明明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小声说:“见什么见呢?我眼睛也看不见。”

王二柱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她:“看不见也要回!”

王二柱忽然想到了什么,问道:“对了,结婚的时候,你家那边谁来呀?”

赵明明说:“我姐赵亮亮会来。”

她的脸上露出了温暖的笑容,接着说:“她说,我妹妹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我眼睛不好,还能有自己的家,她为我感到高兴。她要亲眼看着我幸福。”

赵明明忽然凑近,趴在王二柱的耳边,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姐说,她来了以后要教我……夫妻之间该怎么做。”

她轻轻哼了一声,带着点小得意:“哼,我用得着她教吗?我早就会了。”

说着,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夜深了,两个人躺在被窝里。

赵明明把头依偎在王二柱的怀里,轻声说:“二柱,我感觉今天晚上肯定很好看。我看不见,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吗?”

王二柱想了想,认真地说:“今天晚上是个晴天,星星特别亮。外面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的,这城市的夜景,真好看。”

赵明明在他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笑着说:“我感觉到了,今天是个晴天。”

她顿了顿,带着点小撒娇的语气说:“不过,你这个描述可不太好,我还是感觉不到具体是什么样子。”

王二柱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那我也说不好了,反正就是天挺好的。”

他叹了口气,有点无奈地说:“哎呀,我文化水平不高,不会形容。反正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赵明明依偎在王二柱怀里,声音里满是不舍:“明天你就要回家了,咱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还从来没有分开过呢。我真舍不得你走。”

王二柱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安慰道:“我回家很快就回来。等我回来,我们就天天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赵明明听了,满心欢喜地“嗯”了一声:“太好了!说完,她用双手紧紧搂住王二柱的脖子。”

在这个属于他们的私密空间里,一切都水到渠成。

窗外的月光静静地洒进来,温柔地映照在床上交缠的身影。

这月光,也映照着他们此刻难分难舍的深情。

胡凯把做雕塑的石材送到李苦娃家,两人赶紧卸车,忙活起来。

李苦娃摸着石材,满意地说:“这石材真好!我一定得认真仔细地雕好每一个雕像。我打算先雕田汉,然后再雕张志新。”

胡凯拍了拍他的肩膀:“辛苦你了。”

李苦娃摆摆手:“你跟我还客气啥?这也是我的社会责任。我的责任就是通过作品呼吁,让文革的悲剧不再重演。”

胡凯叹了口气:“我们是有这么个美好的愿望,但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准。这也正是我们要建博物馆的宗旨啊。”

两人聊了一会儿,胡凯又把话题转到了王二柱和赵明明身上。

他说:“苦娃,跟你说个好消息。王二柱和赵明明登记结婚了,还是我领着他俩去的民政局。下个星期我准备给他们办婚礼,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啊。”

李苦娃爽快地答应:“好,我一定去!”

李苦娃每次给同学们上完课以后,都领着同学们到操场进行课间活动。

在他的带领下,同学们的体质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班里的小眼镜是最少的。

李苦娃看到体育锻炼对同学们的重要性,他找到校长说:

“校长,我给你提个建议。咱们每年要举行两场运动会,春季运动会和秋季运动会。这样同学们才能真正的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

校长说:“我采纳你的意见。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我就组织全校运动会。过去学校开运动会是有传统的。这些年只抓智育教育,忽视了青年体育的发展,这样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培养出畸形的学生来,要让他们全面发展。”

校长兴致勃勃地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带着几分自豪地说: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每次开运动会我都是短跑冠军!”

他顿了顿,眼神里充满了怀念:

“得的那些笔记本,我一直用到上大学呢。那时候哪有什么好奖励,能奖个笔记本就已经满心欢喜了。”

校长和李苦娃正聊得投机,回忆着过去的运动会,气氛十分热烈。

就在这时,和李苦娃关系很好的张老师匆匆走了过来,朝着他喊道:“李老师,你的电话!快!”

李苦娃赶紧跟校长打了声招呼,便一路小跑着和张老师去接电话了。

电话是胡凯打来的。他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苦娃,后天礼拜天,王二柱和赵明明就结婚了!你一定要来参加婚礼啊!”

李苦娃一听,高兴地答应:“好啊!恭喜恭喜!”

胡凯笑着说:“就在我们按摩院办,到时候我去接你。你和你媳妇都来啊!”

“好的好的,”李苦娃连声应道,“我们一定去!”

星期天很快就到了。刘媛媛听说要和李苦娃一起去参加婚礼,心里特别高兴,正对着镜子精心打扮自己。

李苦娃走进来,看着她打扮自己,有点不解地说:“你不用这么打扮,婚礼上都是盲人朋友多,他们也看不见,你这么费心打扮干啥呀?”

刘媛媛白了他一眼,嗔怪道:“你懂什么?就算他们看不见,我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们当老师的,最注重的就是自己的穿着和仪表了。”

李苦娃挠了挠头,心想对啊,我不是老师也注重自己的仪表嘛,但看着媳妇开心的样子,连忙说你说的对。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胡凯推门进来,笑着说:“二位贵宾,我来接你们了,咱们走吧!”

李苦娃和刘媛媛相视一笑,齐声应道:“走吧走吧!”

三人一起下了楼,上了胡凯开来的车,车子便朝着按摩院的方向驶去。

车子一到按摩院,婚礼就正式开始了。店长亲自担任主持人,他清了清嗓子,用洪亮的声音说道:

“同志们,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我们店里的王二柱和赵明明喜结连理,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最热烈的新婚祝贺!”

话音刚落,在场的大伙就齐刷刷地鼓起了掌,掌声响亮而真挚。

掌声渐渐落下,店长又宣布:“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胡经理为新郎新娘致辞!”

胡凯立刻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接过话筒说:“今天能参加王二柱和赵明明的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代表店里向他们二人表示最诚挚的新婚祝贺!”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同时,我也希望你们俩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相互帮衬,在工作上也能继续努力,为咱们按摩院做出更大的贡献。”

说完,他又补充了几句吉祥如意的祝福话。

胡凯致辞完毕后,精彩的节目演出就开始了。这些盲人朋友们各有各的绝活,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他们用一首首动听的歌曲,向这对新人表达了最美好的祝福。

 节目表演告一段落,现场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新郎新娘身上。店长笑着说:“下面,让我们听听新郎新娘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

王二柱紧紧握住赵明明的手,声音有些激动:“今天,我和明明能站在这里,真的特别感谢大家。感谢店长,感谢胡经理,更要感谢在场的每一位朋友和同事们。”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能娶到明明这么好的媳妇,我特别开心。以后我们俩会像一家人一样,和店里的大家相互扶持,好好过日子,也会更努力地工作,不辜负大家的祝福!”

赵明明靠在王二柱肩上,轻声说:“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二柱的婚礼。在这里工作的日子很开心,有你们这些朋友和家人在身边,我觉得很幸福。我们以后会好好的。”

话音刚落,现场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少人还为他们送上了真诚的祝福。

婚礼的气氛热烈而温馨,刘媛媛望着台上的新郎新娘,忍不住凑到李苦娃耳边小声地品头论足起来。

“你看啊,”她用胳膊肘碰了碰李苦娃,“这王二柱长相也就一般,看着还挺老成的,好像比赵明明大了不少呢。”

她顿了顿,又笑着说:“不过赵明明长得是真好看,而且那娇滴滴的样子,我都喜欢她了。我要是个男的,我也想娶她!”

李苦娃听着媳妇这番“真情流露”的评论,忍不住嘿嘿地笑了起来。

李苦娃听了媳妇的话,嘿嘿一笑,解释道:“王二柱比赵明明大了十多岁呢,能不显得老吗?”

他顿了顿,又有些感慨地说:“哎,这赵明明要是眼睛好,说什么也不能嫁给王二柱。”

刘媛媛撇了撇嘴,反驳道:“那也不一定,主要是看两个人投缘不投缘。要投缘了,多大岁数都不是问题,她就会嫁。”

她说着,斜睨了李苦娃一眼,带着点撒娇的语气说:"哪像我,怕嫁不出去,傻了吧唧的找了你这么个二憨子。”

李苦娃听了,非但不生气,反而笑得更乐了。

李苦娃和刘媛媛正低着头,你一言我一语地悄悄说着体己话。

突然,店长的声音再次响起:“下面,我们请靖垣师范学院的刘老师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啊?"

“好!”下面的人齐声喊道,掌声立刻响了起来。

刘媛媛一听,脸“唰”地一下就红了,从脸颊一直红到了耳根。她哪里会唱歌啊?

但店长已经笑着走了过来,不由分说地就把她往前台推。盛情难却,她只好硬着头皮站到了前面。

她清了清嗓子,小声地唱了一首《回娘家》。由于太紧张,中间有几个地方明显跑了调。

但她唱得很认真,台下的人也听得很开心。一曲唱完,大家又给了她更猛烈的掌声。

刘媛媛红着脸,不好意思地鞠了一躬,赶紧跑回了李苦娃身边。

一曲终了,店长再次走上台,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宣布:“婚礼仪式到此结束!大家现在跟我去饭店,开吃!”

店员们一听要去吃喜宴,立刻兴高采烈地站了起来,说说笑笑地准备出发。

李苦娃和刘媛媛随着人群走了出来。看到胡凯正忙着招呼大家,李苦娃走上前说:“胡凯,我们就不去饭店吃饭了,准备先回去了。”

胡凯回头一看是他们,笑着说:“那也好,你们路上慢点走,注意安全。我这边还得留下来照顾他们,就不送了。”

李苦娃和刘媛媛挥了挥手,便转身离开了。

李苦娃和刘媛媛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刘媛媛还在回味着刚才唱歌的紧张和大家的掌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今天可把我给紧张坏了,那首《回娘家》都唱跑调了,你说丢人不丢人?”

李苦娃看了看她,憨憨地笑了笑:“不丢人,我觉得你唱得挺好的,大家不也都鼓掌了嘛。再说了,你刚才说的对,人啊,有时候就是图个投缘。”

他顿了顿,望着远处的晚霞,若有所思地继续说:“你看王二柱和赵明明,一个眼睛不好,一个年纪大了点,但他们俩在一起,看着就挺踏实、挺幸福的。”

刘媛媛听了,心里也暖暖的,她挽住李苦娃的胳膊,笑着说:“可不是嘛,就像我跟你一样。虽然你有时候有点二,但跟你在一起,我也觉得挺踏实的。”

李苦娃嘿嘿一笑,握紧了媳妇的手,两个人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满满的笑意。

李苦娃和刘媛媛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时间很快就到了星期一,李苦娃精神饱满地来到学校,开始了新一周的教学工作。

 他站在讲台上,声音洪亮,条理清晰地给同学们讲着物理课。

 李苦娃讲课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总能把枯燥的公式和定理讲得生动有趣,还会结合生活中的例子,让大家一听就明白。

 所以,同学们都特别喜欢听他讲课。

 以前有些对物理不太有信心的同学,在他的鼓励和引导下,也都重新找到了学习的乐趣和方法,现在听课格外认真,成绩也在一点点进步。

李苦娃看着台下一张张专注的渴望求知的脸,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自从胡凯把那几块洁白的大理石送过来之后,李苦娃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忙碌了。

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雕刻这件事上。每天下班一到家,他就立刻钻进自己的小工作室,戴上护目镜和手套,拿起刻刀开始忙活。

他要完成的第一件作品,就是为田汉先生塑像。

李苦娃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取出田汉先生的照片,放在工作台上。他端着照片,时而凑近细看,时而退后端详,脑海里不断构思着雕像的造型。

他在想,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才能最传神地展现出这位伟大戏剧家的风骨和气质呢?是沉思的姿态,还是激昂的神情?

 李苦娃心里反复琢磨着。田汉,那可是国歌的词作者啊!他在写下那些句子的时候,内心的激情肯定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

他下定决心,必须牢牢抓住这股激情的基调,用最激昂的神情,把田汉的形象给立起来。

李苦娃开始专心致志地雕刻。

每天下班铃声一响,他就急匆匆地赶回家。扒拉几口饭,连碗都顾不上洗,就一头扎进自己的小工作室。

他仿佛把整个世界都关在了门外,眼里、心里,只剩下手中的刻刀和那块逐渐显露出轮廓的泥塑。

白天的疲惫被一股莫名的热情驱散,他要抓住的,就是那份从心底里喷涌出来的激情,把它一点点刻进田汉的形象里。

短短不到十天,田汉的雕像就在他手中诞生了。李苦娃看着自己的作品,心中充满了满意。

他觉得这尊雕像非常成功。雕像中的田汉头发微乱,但眼神却异常明亮,像有火焰在燃烧。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深邃而坚定,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的儒雅和理想主义者的执拗。

李苦娃看着自己完成的田汉雕像,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他知道,这尊雕像不仅仅是艺术品。它将被安放在胡凯的知青博物馆里,成为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一个缩影。它将和田汉的精神一起,被后来人铭记。这让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胡凯一听说雕像成了,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推开门,他的目光立刻被那尊泥塑牢牢吸住。他没说话,只是缓缓走过去,围着雕像转了一圈。

李苦娃站在一旁,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也没出声。他能感觉到胡凯的目光,那里面有惊讶,有审视,还有一种他说不清的沉重。

胡凯的手轻轻抚过雕像的轮廓,从微蹙的眉头,到架着眼镜的鼻梁,再到抿紧的嘴唇。他仿佛看到了那个写出激昂歌词的青年,也看到了那个在风雨中不屈的老者。

所有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遗憾和敬意,此刻都凝固在了这尊雕像上。

他深吸一口气,转头看向李苦娃,声音有些沙哑:“苦娃,你抓到了。你把他的魂,给塑出来了。”

李苦娃看着胡凯泛红的眼眶,又看了看自己的作品,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下来。他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但眼神里的激动和释然,却和胡凯的情绪完美的人,因为一尊雕像,感受到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胡凯凝视着李苦娃新塑的田汉像,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激动。那尊雕像栩栩如生,田汉先生眉宇间的忧思与坚毅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仿佛能让人透过冰冷的泥塑,触摸到他为艺术与正义燃烧的一生,也为他在特殊年代里的悲惨遭遇而扼腕叹息。

“苦娃,你这屋子地方太小,将来还要创作更多作品。这尊田汉像,先由我带回博物馆安置,让更多人能看到它。”胡凯提议道。

李苦娃闻言,立刻找出几张厚实的牛皮纸。两人小心翼翼地将雕像包裹妥当,如同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他们一同抬着雕像下楼,轻轻放进了胡凯的车里。

一切安置就绪,胡凯坐进驾驶座,回头对李苦娃说:“我等着你的下一件杰作。”

李苦娃用力点了点头,脸上露出腼腆又充满干劲的笑容,挥手目送胡凯的车消失在街角。

送走胡凯,李苦娃来不及片刻喘息,便立刻投入到下一个创作中——为张志新塑像。

他的生活变得像上了发条一样精准而紧凑。白天在学校上完课,他便急匆匆地赶回家,连晚饭都吃得格外潦草。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将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人性光辉的重要人物,用自己的双手凝固下来。

这天,和往常一样,晚饭的碗筷刚一收拾停当,他便立刻回到工作台前,点亮台灯。灯光下,他凝视着眼前的泥塑,开始勾勒张志新那坚毅不屈的轮廓。

就在李苦娃全神贯注,指尖沾满陶泥时,刘媛媛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走了过来。她特意沏得很淡,怕浓茶会让熬夜创作的他失眠。这杯清淡的茶,既能帮他解乏,又不会影响他事后的休息,能睡个安稳觉。

李苦娃接过茶杯,指尖传来的温暖,让他疲惫的精神为之一振。

经过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的奋战,张志新的雕像终于完成了。

灯光下,那尊雕像静静地立着:嘴角噙着一抹安详的微笑,目光慈祥而坚定地望向远方。眉宇之间,没有丝毫怯懦,唯有历经磨难却初心不改的刚毅与从容。

完成了张志新雕像的塑造,李苦娃稍作休整,便又拿起了工具,这次,他要为自己的姑姑塑像。

他从抽屉深处取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的姑姑年轻漂亮,身姿挺拔地站着,一只手随意地插在口袋里,那份美不事雕琢,宛如一朵在田野间自然绽放的鲜花,充满了生命力。

凝视着照片,李苦娃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童年。他努力回想姑姑抱着他、逗他笑的温暖场景,可记忆早已模糊不清,只剩下一些零碎而温暖的片段,像隔着一层薄雾,看不真切。

然而,另一段记忆却异常清晰。他想起了姑姑被枪毙的那一天,他和母亲去刑场送行的情景。那锥心刺骨的画面瞬间淹没了他,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滴落在冰冷的工作台上。

在靖垣师范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刘媛媛正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讲授逻辑学。

她没有直接念定义,而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句子:“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我穿了雨衣。”

“同学们,”她笑着看向大家,“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应用。逻辑,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问,教我们如何正确地思考和推理。”

“它主要包括几个部分:首先是概念,就像我们学数学要先认识数字一样,我们思考问题也得先把每个词的意思搞清楚。”

“然后是判断,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句子,它是对事物情况的肯定或否定。”

“最重要的是推理,它教我们如何从已知的判断,推导出新的判断。比如,‘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我们可以推导出‘苏格拉底会死’。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推理。”

“当然,还有论证,就是用一系列的推理来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

“总的来说,逻辑学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表达,更严谨地思考,还能让我们轻易地识别出那些似是而非的‘神逻辑’。”

刘媛媛在讲台上条理清晰地梳理完推理的基本规则和几种常见形式。她的手时而挥舞着,强调逻辑的严谨性;时而在黑板上飞快地写下几个关键词,帮助大家抓住重点。

她看到台下不少同学脸上露出了些许疲惫和困惑,知道是时候换个方式,让大家从抽象的理论中暂时抽离出来。

她清了清嗓子,声音比之前柔和了一些:“好了,关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区别,我们就先讲到这里。理论的东西可能有点枯燥,为了帮大家更好地理解逻辑的妙用,我给大家出一个经典的逻辑小谜题,大家课间可以一起琢磨琢磨。”

说完,她才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那个“精灵指路”的问题,然后补充道:“大家不用急着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挺绕的。下课前我会公布答案,正好也检验一下大家今天的学习成果。好,我们继续……”

1990年9月22日,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到了——北京亚运会开幕了。

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国家特意放了半天假。

李苦娃和刘媛媛早早地守在了电视机前。在亚运会开幕的相关节目里,新加坡歌手刘畅唱起了那首《同一首歌》。

当优美的歌声落下,李苦娃转向身边的刘媛媛,真诚地说:“这首歌真好听。这是经典歌曲,以后一定会流传开来。”

刘媛媛笑着点头,她能感受到李苦娃此刻心中的喜悦。同时也沉醉在美妙的歌声里。

听完《同一首歌》,李苦娃心中的创作热情也被点燃了。他急匆匆地来到客厅,准备继续投入到雕像的创作中。

这次,他要塑造的是大伯李新国和大娘曲婷的形象。

他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取出两张照片。一张是大伯李新国站在榕树下,面带微笑,眼神温和,透着一股朴实而满足的劲儿。另一张是大娘曲婷全神贯注弹钢琴的样子,她的姿态优雅,神情专注,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她和那架钢琴。

看着照片上熟悉的亲人,李苦娃的心中充满了温情。因为是自己最亲近的家人,他对他们的了解远比其他人深刻。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精准地抓住两个人独特的神态和气质,把这两尊雕像塑造成最动人的作品。

李苦娃退后几步,眯起眼打量着大伯和大娘的雕像。指尖的陶土还带着余温,他却仿佛看见大娘微微扬起了嘴角。

他的目光落在大娘手下的钢琴上——那黑白分明的琴键,在他眼中竟似活了过来。下一秒,肖邦的小夜曲便从雕像的指尖流淌而出,温柔地缠绕在他周身,连空气都变得柔软了。

他的目光又落在大伯的雕像上。

大伯就那样站着,仿佛还是照片里那个在榕树下的身影。他微微侧身,嘴角噙着一抹温和的笑意。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他身上有种儒雅沉静的气质。他的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姿态放松而舒展。

他的目光望向远方,带着学者惯有的沉思。正是这副模样,和李苦娃记忆里无数次看到的、在书房灯下专注工作的背影,渐渐重叠在了一起。

李苦娃凝视着雕像,恍惚间,大伯与大娘竟从冰冷的石材中缓缓苏醒。他们面带慈容,一步步向他走来,双臂张开,似要将他拥入一个迟到了太久的温暖怀抱。

此时,刘媛媛睡醒起身如厕,见李苦娃仍在客厅忙碌,便走了进来。当她的目光触及“大娘”的雕像时,不禁轻叹了一声:“你大娘年轻时真是个美人……可惜了,好日子没过几天,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连个盼头都没等到。”

李苦娃正沉浸在悲痛中,听到刘媛媛的话,他抬手轻轻抹了抹眼角的湿痕。

刘媛媛放轻了声音劝道:“别忙活了,这活儿急不得,不是一天两天能完的。该休息了。”

李苦娃低声应了句“好”,便起身去了洗手间。简单洗漱后,他很快上床,不一会儿就沉沉睡着了。

李苦娃的雕像工作已近尾声。为表谢意,胡凯将他和刘媛媛请到家中。

门一开,刘丹看到李苦娃,眼睛一亮,惊喜地喊道:“哎呀,这不是苦娃吗?真是你!这么多年没见,你一点没变,反倒比以前更精神了。不像小时候,总是怯生生的,胆子小得很。”

李苦娃也笑了,有些感慨地说:“丹姐,你当年考上大学走了之后,咱们就再也没见过。你才真是大变样了,我要是在大街上碰到,肯定认不出来。比以前漂亮多了。”

刘丹笑着摆摆手:“什么漂亮不漂亮的,都老太婆啦。”

这时,李苦娃拉过身边的刘媛媛,介绍道:“丹姐,这是我爱人,刘媛媛。”

刘丹上下打量着刘媛媛,笑着打趣李苦娃:“哎呀,苦娃,你可真有福气,找了这么一位文质彬彬的好媳妇,看着就贤惠。”

刘媛媛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谦虚地说:“丹姐您过奖了,都人到中年了,哪还谈得上这些。”

一旁的胡凯看着眼前这一幕,也不禁叹了口气:“唉,真是岁月不饶人啊。时间过得太快,一晃眼,我们都老了。”

不一会儿,刘丹就把饭菜做好了,和胡凯一起端上桌。

胡凯朝着里屋喊了一声:“儿子,别玩了!快过来吃饭!”

话音刚落,一个身形挺拔的英俊少年走了出来。胡凯看着他,略带责备地说:“你看你李叔和刘姨都来了,也不知道打个招呼,一点礼貌都没有。”

少年听了父亲的话,赶紧站直了身子,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李叔叔好,刘姨好。”

李苦娃看着眼前的少年,不禁感叹:“哎呀,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真是一表人才,有出息啊!”

刘丹在一旁笑着接过话茬:“什么有出息,一天到晚净气我。”

“谁让你总欺负我爸!”少年立刻反驳道,“你再欺负我爸,我就气你,我就离家出走!”

刘丹一听这话,赶紧改口,带着点无奈和宠溺:“好好好,都是我的错,行了吧?我的小祖宗,你可别总拿离家出走吓唬我。”

胡凯这时才笑着打圆场:“儿子,别乱说话。你妈什么时候欺负我了?她对我好着呢。”

李苦娃看在眼里,也笑着劝道:“丹姐,胡哥这阵子忙着建知青博物馆,肯定特别辛苦,有时候顾不上家、顾不上陪你,你多担待点,应该能理解。”

刘丹闻言,偷偷白了胡凯一眼,心里明白准是他又在背后“告状”了。但她还是对着李苦娃点了点头,语气诚恳地说:“我支持他,当然支持。当年我不也在那个地方下乡插队吗?他做的这件事,我怎么能不支持呢。”

刘丹又把酒和饮料摆上桌,转头问刘媛媛:“媛媛,你喝酒吗?”

刘媛媛摇摇头:“我不喝酒。”

“行,那你就跟我一样喝点饮料,让他们哥俩喝。”刘丹说着,便要给她倒饮料。

“妈,我也要喝酒!”胡凯的儿子突然凑过来说。

胡凯立刻板起脸:“小孩子家喝什么酒?别瞎闹。跟你妈和刘姨一起喝饮料。”

少年撇了撇嘴,用鼻子哼了一声:“哼,我再也不跟你好了,也不帮你了,我跟我妈好!”

刘丹一听,顿时乐了,笑着对胡凯说:“你看看,还是我儿子跟我亲,知道心疼他老娘。”说完,她又摸了摸儿子的头,语气温和下来,“不过,你爸说得对,小孩子确实不能喝酒。”

胡凯看着儿子那不服气的样子,故意问他:“你小子,是不是总背着我偷偷喝酒?”

少年把脖子一梗,一脸严肃地保证:“我向邓爷爷保证,我从来没喝过酒!”

胡凯被他这认真的模样逗笑了,点了点头:“这还差不多。你现在年纪还小,不到二十五岁,以后不许喝酒。”

谁知少年眼珠一转,故意气他爸:“就是到了二十五岁,你让我喝我也不喝!”

胡凯对儿子说:“好好吃饭,少在这儿贫。”

儿子伸了伸舌头,不吱声了。饭桌上,胡凯、刘丹、李苦娃和刘媛几个人边吃边谈。

胡凯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你也该给瑶瑶姐立个像。”

他顿了顿,眼神飘向远方,仿佛在回忆什么:“一个才十三岁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就被他们逼死了。”

“这段历史,绝对不能忘。所以我希望,你能用心给你的瑶瑶姐,好好塑一个雕像。”

李苦娃喉结动了动,低声说:“是该给瑶瑶姐立个像。”

他夹了一口菜,慢慢的嚼着,然后说:“可每次一琢磨这事儿,心里就跟被什么东西堵着似的,喘不过气。”

“我姐才十二三岁啊,”他的声音有些发颤,“文革刚一开始,一家子就被折磨得不成样子。那么小的年纪,就对这世界没了盼头,只想走。”

他垂下头,声音压得更低:“最后,他们一家三口,就这么一块儿去了。”

李苦娃对胡凯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了十来年了。”

“当年那些红卫兵,也就十八九岁,”他声音压得很低,眼神里满是困惑和不解,“他们怀着那么崇高的革命理想参加运动,可做出来的事,却跟他们喊的口号完全相反。打起人来,那个狠劲儿,那个残暴劲儿……”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那些不愿记起的画面,“就算把人打死了,他们脸上也看不出一点后怕,心里也没有丝毫不安,那心理素质,好得吓人。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去揪斗下一个,去毒打下一个。”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带着深深的无力感,“他们不是革命小将吗?怎么能这么不人道?凶起来,比当年的法西斯还要凶。”

胡凯叹了口气,接过话茬:“是啊,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也琢磨。”

“既然是革命,就得摆事实、讲道理。”他顿了顿,眼神里带着几分沉重,“你说人家是反动权威,那得拿出证据来,一条一条说得明明白白。”

“像他们那样,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打,这种‘革命’才最可怕。”他的声音压得有些低,“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反革命的勾当。”

“有些事,就算是真反革命分子都未必干得出来,可他们倒好,还做得冠冕堂皇。”

刘丹和刘媛媛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没插话,只是默默地给他们夹菜、倒酒。

刘丹给两人添满酒,放下酒瓶时,手指顿了顿,声音也有些发颤:“你们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一阵阵的发麻。”

她抬起头,看了看大家说:“文革那时候太没人道了。现在听你们讲起这些,真怕以后这样的悲剧再重演。”

刘丹的话音刚落,一直静静听他们说话的刘媛媛轻声开口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灾难。”

“我们家苦娃,他家里该受的罪、该遭的难,一样都没落下。到现在,他心里的伤还没完全痊愈呢。”

她端起杯子抿了口温水,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对往事的不堪回首:“苦娃跟我说过,这时代风暴留下的伤痕,可能……可能永远也好不了了。”

刘媛媛说的对。李苦娃家里的冤假错案虽然昭雪平反了,但那失去的亲人再也回不来了。

文革的暴行对他们身心的摧残是无法磨灭的!甚至对他们的子孙后代都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

饭桌上的气氛,变得格外凝重。

刘丹这时候插话说:“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对那些造反派来说,真相已经无足轻重了。关键是按他们编造的事实,揪出来更多的‘阶级敌人’,这才是他们的目的。”

胡凯接过话来说:“我媳妇说的对,那些个造反派就按他们编造的事实,揪出更多的阶级敌人。我就有一点不明白了,你就说按他们所说的,揪出来的这些阶级敌人,和他们一无冤,二无二无仇的,为什么这些个造反派斗起他来那么狠呢?这个以后我得好好的研究研究一下这段历史。这个造反派为什么从头到尾的都用暴力进行着革命,而不是用说理的方式?”

刘媛媛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他们当然要用暴力了。不用暴力,好像他们就是不革命似的。”

胡凯的儿子放下筷子,一脸茫然地说:“你们都聊些什么呀?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吃完了,你们慢慢吃吧。”

胡凯挥了挥手,有点不耐烦地说:“吃完了赶紧上你那屋学习去。”

他儿子调皮地用手打了个立正,模仿着电影里的腔调说:“yes sir!”说完就一溜烟跑回自己屋里去了。

看着儿子的背影,胡凯叹了口气,语气也变得沉重起来:“你看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文革博物馆。就像这些孩子,他们根本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所以必须要告诉他们历史的真相,告诉他们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灾难。”

胡凯接着说:“文革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十年浩劫。它大搞读书无用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学校被停课闹革命。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被赶到农村,这直接造就了一大批的文盲和半文盲。这导致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延迟了十几年,人才缺失,发展停滞。它为后来的文明建设和发展留下了许多难以弥补的损失和后患,毁掉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前途和希望。”

李苦娃一直沉默地听着。直到胡凯说完,他才缓缓抬起头,声音低沉地说了一句:

“都过去了……可又好像,永远也没有过去。”

刘丹这时接过话茬,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解和一丝轻蔑:

“前几天我看了一个知青题材的电视剧。结尾处把知青们都聚集起来,回到插队的地方回忆往事,还合影留念。我就不明白了,当年说下乡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结果呢?三大差别没见缩小,电视剧里的那些知青,也没对农村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他们到底有什么可留恋的?我看那编导,不是受虐狂,就是心理变态。”

胡凯听了,随口插了一句:“你天天没事在家就看这些个破电视剧。”

刘丹立刻不高兴地回了一句:“你天天不在家,我不看电视剧我干什么?”

眼看两人要吵起来,刘媛媛赶紧插话打圆场:“胡哥,你看我丹姐多漂亮,你就忍心让她天天独守空房啊?这我要是她老公,我天天陪着她,我可不能暴殄天物。”

大伙听刘媛媛这么一说,又都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又变得轻松起来。

一说到下乡,胡凯接过话来,“你也别说,一分为二。这要是不下乡,我就不能到靠山屯,就不能认识李苦娃。我们也成不了好朋友。”

刘丹接过胡凯的话说:“一说到下乡,你别忘了,是我和你下乡到靠山屯的。你到了之后,你捉弄李广富,给他做一口忆苦饭。”

一起提起这个事,大伙都哈哈的笑了。

只有刘媛媛有些莫名其妙,她问:“什么忆苦饭?”

胡凯说:“以前呐,这李广富上我们学校给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说李苦娃他爷爷剥削他,吃不饱,穿不暖,过年了给吃糠咽菜。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一听他就说假话。我下乡的时候特意做了一口忆苦饭让他吃,他吃的呲牙咧嘴的就是吃不进去,一看他就没吃过一口苦饭。”

胡凯说:“这个李广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干多少好事。这个人也够坏的。”

李苦娃接过话来说:“不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土改的时候,他也没干什么好事。靠着揭发、打击别人,一步一步往上爬。”

 李苦娃摆摆手,说:“咱们别提他了,人都死了,人死为大。”

他端起茶杯抿了口,语气沉了些:“说真的,今后咱们的工作才关键——得把否定‘文革’的气氛造足。那十年内乱,给党和国家造了多大灾难,不能就这么过去。”

他扫了眼桌上的人,接着说:“得让全社会都有个清醒认识,知道那是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祸事,根本不是什么革命。只有记牢这个教训,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他们谈了很久,夜色渐深。李苦娃看了眼表,对胡凯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去了。”

说完,他轻轻牵起身旁刘媛媛的手,两人一起站起身。

胡凯和刘丹也赶紧站起来,送他们下楼。

走到楼梯口,胡凯说:“过几天,我用公司的面包车把王二柱和赵明明送回靠山屯。让他爹妈也看看,儿子都结婚了。你也是靠山屯的,到时候你和刘媛媛一起回去吧。”

李苦娃点点头:“好,什么时候去,你提前通知我。”

李苦娃讲完课,按老规矩带着学生们在操场上活动了十分钟筋骨。等他回到教研室时,嗓子已经有些发干,刚给自己倒了杯温水,门就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他的好朋友张老师,手里还端着个象棋盘,面带微笑地说:“李老师,我也没课了,正好闲着,来杀两盘?”

李苦娃苦笑着摆了摆手,指了指自己的杯子:“你这是赶鸭子上架啊,我跟你下棋,那真是孔夫子搬家——净是输(书)。”

“嗨,输赢不重要,”张老师把棋盘往桌上一放,麻利地摆起棋子,“就当是放松放松,总比坐着发呆强。”

棋盘上,李苦娃和张老师你来我往,连下了五局。最终李苦娃以2:3惜败。

张老师收起棋子,笑着说:“苦娃,你这棋艺真是大有长进,今天赢你可真不容易。”

李苦娃也笑了:“张老师您过奖了,还不是天天跟您练出来的。以后还得您多指点。”

张老师一边收拾象棋一边说:

“对了,听说你马上要去参加政协会议了?我这儿有个事儿,或许能给你提供帮助。你不是一直想在会上提建立博物馆的方案吗?”

李苦娃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校长被揪出来批斗。”张老师说:“学校组织好几个高年年级的同学,把他揪去游街。后来又开全校批斗大会,校长脖子上挂着牌子,被迫弯着腰,作喷气式。”

他顿了顿,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场景:“那些高年级的同学,也就比我大那么两三岁,可斗起校长来,下手真狠。那场面,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批斗之后,校长就病倒了。”张老师的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高兴得喝了酒,说‘我们终于解放了’。话音刚落,人就没了。”

他轻轻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惋惜:“唉,现在想起来,心里还隐隐作痛。我们这代人经历的这些事,不应该被忘记啊。”

李苦娃想,那些多数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都会想起文革的罪孽,他们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建立文革博物馆。

张老师口中那个挂着牌子、弯成“喷气式”的校长背影,瞬间与记忆里无数惨痛的画面重叠。那些弯腰的、被拖拽的、在口号声中瑟缩的身影,像无数根针,密密麻麻扎在心头。

他猛地想起巴金先生。这位老人在晚年用颤抖的笔写下《随想录》,一遍遍地忏悔,一遍遍地呼吁,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那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看看,人性的恶一旦被释放,会造成怎样的灾难。

“对,就是这样。”李苦娃想就是自己的提议不会采纳也要提。张老师的叹息,巴金先生的呐喊,还有那些在苦难中逝去的生命,都化作了一股力量。

这次政协会议,他必须把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方案再次提出来。他一定不辜负这些人的期望。

深秋的风带着凉意,吹落了路边的梧桐叶。休息日这天,胡凯开着面包车来接李苦娃和刘媛媛回靠山屯。同行的还有王二柱和赵明明,他们要回去把结婚的好消息告诉乡亲们。

李苦娃和刘媛媛刚一走近,就听见面包车里传来了热闹的聊天声。车门一开,里面已经挤满了人。店长正和身边的人谈笑风生,刘丹也在和其他人说着什么。

李苦娃和刘媛媛上了车,刘媛媛一眼就看到了角落里的赵明明,径直走了过去。

“明明,你好。”

赵明明看不见,不知道来人是谁,只是礼貌地回了句:“你好。”

刘媛媛一直很喜欢这个文静的姑娘,她挨着赵明明坐下,轻轻拉起她的手,在自己手心里摩挲着。

“我就是你们结婚那天,唱《回娘家》的刘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赵明明一下想了起来起来:“记得!当然记得!刘老师!”

“明明,你长得这么漂亮,说话又温柔,心地还好,我真是太喜欢你了。”刘媛媛由衷地赞叹道。

“谢谢刘老师。”赵明明的脸颊微微泛红。

“这次跟二柱回公婆家,高兴吧?”刘媛媛又问。

“高兴,就是……”赵明明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忐忑,“就是不知道公婆看到我,会不会喜欢我。毕竟,我眼睛不好。”

“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你这么好的姑娘。”刘媛媛握紧了她的手,给她打气。

赵明明虽然看不见,但她的眼睛和别的盲人不一样。别人的眼睛往往黯淡无光,而她的眼睛却像清澈的湖水,明亮又有神。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旁人真会以为她是个健全人呢。

面包车在靠山屯村口停下,车门一开,一车人说说笑笑地涌了下来。大家簇拥着赵明明,浩浩荡荡地往王二柱家走去。

王二柱家还是那座熟悉的老院子,土坯房的烟囱里正冒着袅袅炊烟。院子不大,一下子挤进来这么多人,顿时显得满满当当。屋里更是装不下,不少人就干脆站在院子里,踮着脚尖往屋里瞧,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让让,让新人先进!”胡凯笑着分开人群,领着王二柱和赵明明走进了屋。

屋里,王二柱的父母早就听见了动静,正搓着手在炕边等着。看到胡凯带着两个人进来,老两口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胡凯一进屋就笑着喊:“大伯,大娘!我把二柱给你们领回来了!他现在结婚了,特意带回来让你们看看,以后你们就不用再为他操心啦!”

王二柱他妈一看,拉着胡凯的手就不放了,眼圈都红了:“哎呀,小胡啊!你可算来了!好些年没见你了,快坐快坐!这次多亏你把二柱他们送回来,我这心里真是高兴!”

王二柱他爸不善言辞,只是在一旁咧着嘴嘿嘿地笑,看着儿子和未来的儿媳,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满是欣慰。

胡凯看着眼前的热闹劲儿,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对了大娘,我大柱哥呢?怎么没看见他?”

王二柱他妈一听,笑着摆了摆手,语气里带着几分嗔怪,又有几分骄傲:“你大柱哥啊,还能在哪儿?肯定又在地里忙活着呗!他就是个闲不住的命,一天不到地里转转,浑身都不舒坦。”

她说着,指了指窗外:“估计也快回来了,这都快到饭点了。”

二柱他妈又拉着赵明明的手,左看右看,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哎呀,我这儿媳妇真是俊!你看这皮肤,粉白粉白的,嫩得都能掐出水来。”

赵明明的手被老人粗糙却温暖的手握着,心里一阵暖流。老人慈祥的声音像股暖流飘进心房,她真想伸出手,轻轻抚摸一下婆婆的脸颊——从眼角的皱纹,到脸颊的轮廓,再到嘴角的弧度。这是她唯一能“看见”婆婆模样的方式。可终究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只是红着脸,小声叫了一句:“妈,谢谢您……我哪有您说的那么好呀。”

“我说好就是好!”二柱他妈拍了拍她的手背,语气里满是疼爱和喜欢。

这时,王二柱凑到他妈耳边,压低声音神秘地说:“妈,明明怀孕了。”

“啥?!”二柱他妈猛地瞪大了眼睛,随即脸上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狂喜,一把抓住赵明明的另一只手,声音都有些颤抖,“哎呀!我要当奶奶了!我要当奶奶了!”

王二柱在一旁笑着打趣:“妈,您早就是奶奶了,我大哥家的孩子不天天叫您吗?”

“那不一样!”二柱他妈激动地摆着手,眼神里是藏不住的期盼,“我说的是你的孩子!我的小孙子要出生了,我这是要当小孙子的奶奶了!”

“二柱啊,你小子可算从城里回来了!”门外传来了李庄稼洪亮的声音,他叼着烟袋锅,手里还拿着个旱烟杆,笑呵呵地走了进来。

王二柱赶紧迎上去,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支书,我回来了。”

李庄稼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不错不错,这二柱现在也出息了,成家立业了。想当年在村里游手好闲的,可真让人操碎了心。”

这时,胡凯走了出来,笑着打招呼:“李叔,您来了。”

“哎呀,是胡凯!”李庄稼看到他,眼睛一亮,“你这小子,好些年没回村里了,大家伙儿可天天念叨你呢。”

说着,他话锋一转,又看向王二柱,带着点半开玩笑的语气说:“还记得不?当年我在晒谷场给大伙讲孟姜女哭长城,你小子转头就去给李广富打报告,说我攻击秦始皇。”

他又转向胡凯,语气诚恳了许多:“当年多亏了你替我解了围。不然我这顶‘攻击秦始皇’的帽子一戴,就得被拉去全村批斗了。”

最后,他又拍了拍王二柱的胳膊,叹了口气说:“不过这事儿也不怨你。那时候你年纪小,脑子一热,还觉得自己挺革命的。都是让李广富那个老家伙给带坏了。”

挤进门来的几个乡亲也跟着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可不是嘛,二柱这回真是变好了!”一个大婶笑着说,“以前他妈为他操的心,那真是数都数不清。这下可好了,终于能享享清福了!”

“就是就是,”旁边的大叔也点头附和,“以前天天在村里晃悠,现在踏实过日子了,还娶了这么好的媳妇,真是刮目相看!”

李庄稼听着大家的议论,满意地点点头,然后看着王二柱,语重心长地说:“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二柱啊,你现在和以前,那真是判若两人。这可是天大的好事!这种改变,比赚多少钱都珍贵啊。”

李苦娃脚步匆匆地来到了孔善德家门前,他是特地来看望自己的姥爷的。

孔善德已经八十多岁了,背有些驼,但精神矍铄,身体还很硬朗。听到院门外的动静,他迎出来一看,见是自己的外孙子,浑浊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连忙把李苦娃拉进了屋里。

“苦娃子!你可算回来了!”老人的声音有些激动,“快,让姥爷好好看看你。这都好几年没见了,比以前变结实了。”

李苦娃听话地站到孔善德跟前,笑着说:“姥爷,那您就仔细看看。”

孔善德伸出布满皱纹和老茧的手,轻轻抚摸着李苦娃的脸和胳膊,像是在确认眼前的孩子还是不是记忆中的模样。他看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什么似的,又问道:“对了,你妈呢?她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李苦娃回答说:“我妈在家呢照看您的重外孙女呢,走不开。所以,我就替我妈先来看看您。”

孔善德一听,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急忙问道:“我那重外孙女好吧?”

“好着呢!"李苦娃笑着回答,"我这次来,给您带了几张她的照片。”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相册,小心翼翼地抽出李睿的照片,递到孔善德手里。

孔善德连忙拿出老花镜戴上,把照片凑到眼前仔细端详。看着照片里的小女孩,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的大重外孙女,长得可真好看!多乖啊!”

他看了又看,爱怜不已,最后忍不住把照片凑到嘴边,轻轻地“嗯嘛”吻了一下,仿佛这样就能亲到那个他疼爱的小宝贝。

“苦娃!苦娃!”门外传来了呼喊声,是孔善富领着他的小儿子走了进来。

李苦娃连忙站起身,恭敬地喊道:“表姥爷,您来了。”

“来了来了,"孔善富笑着走进屋,"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来看看。”

他的目光落在孔善富身边那个少年身上,有些不确定地问:“表姥爷,这是念强吧?都长这么大了。”

“对,是念强。”孔善富的笑容淡了些,语气也沉了下来,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伤感,“当年你爹被冤枉枪毙了,他是为了盼娣才死的。为了怀念你爹,我就给我这个小儿子起名叫念强。”

李苦娃听了,心里也有些发酸,但他很快定了定神,露出笑容说:“表姥爷,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过去的伤心事咱们就不提了。”

孔善富也反应过来,连忙点头:“对对对,不提了不提了!看我这记性,净说些老话。”

他拍了拍李苦娃的肩膀,语气重新轻快起来:“我今天来呀,就是专门找你和胡凯,晚上到我家吃饭去!”

孔善富和李苦娃一起来到二柱家。他一进门就把胡凯拉到一边,神秘地说:“我今天请你们到我家吃饭去,特意杀了只鸭子!”

胡凯一听,连忙摆手:“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杀鸭子多可惜啊?我随便吃点就行,别这么破费。”

“嘿,你还跟我装起客气来了!当年你下乡插队的时候,偷偷摸我鸭子的事,忘了?”

胡凯被戳穿了老底,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没忘,没忘,哪能忘啊!”

孔善富说:“这不得了。说真的,当年还多亏了你偷我那只鸭子。那年李光富天天上我鸭圈里去数,超过三只就按‘资本主义尾巴’处理,我就得被拉去批斗。你这一偷,正好少了一只,不够数了!”

说完,他和胡凯、李苦娃对视一眼,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苦娃从靠山屯回来后,就抓紧继续制作雕像。他要把瑶瑶姐和他父亲李新强的雕像完成,在年底之前完成。

经过近一个月的潜心制作,他终于把瑶瑶姐和父亲的雕像都完成了。

瑶瑶姐的雕像,定格在了她戴着红领巾的模样。她的小手高高举着,嘴角咧开,露出灿烂的笑容,整个脸庞都洋溢着天真烂漫的朝气,显得那么可爱。

而父亲的雕像,则完美刻画出了他骨子里的倔强。那微微蹙起的眉头,紧抿的嘴唇,还有那双深邃而坚毅的眼睛,无不透着庄稼人特有的朴实与硬朗。

1991年1月,靖垣市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了。李苦娃作为政协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市长做完政府工作报告,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后,会议进入了分组讨论阶段。

李苦娃所在的小组里,讨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谈经济发展,说城市建设。

李苦娃认真听着,手里拿着笔在笔记本上不时记录。

轮到李苦娃发言了。李苦娃说:“各位委员,我的话和大家的话有所不同。

我不会说那些政府报告如何如何好,怎么道出老百姓心声这种套话。因为政府工作报告年年做,大同小异。我们总围绕着它来谈,就显得太狭隘了。

我今天的发言是老生常谈,我还是提议,在国家和地方能建立文革博物馆。这话我不是头一回说,可只要还没成,我就得一直说。”

他往前倾了倾身,声音里带着不容错辨的恳切:

“在座的各位,好些都经历过那个年代。那些日子不是模糊的影子,是实实在在的痛。我父亲李新强,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就因为被人诬陷成强奸杀人犯,活活冤枉死了。我大伯李新国一家,文革初期因为造反派非人的折磨,最后是开煤气罐自杀的。还有我姑姑,就因为她的丈夫和亲生儿子的揭发,被当成反革命枪毙了!这些事,能忘了吗?”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

“今天我说这些事,表面看是我家个人的事,但却是文革的缩影,不单纯是哪家的事。有人说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可忘了疼,就容易再摔跟头。巴金先生一直呼吁建这个博物馆,就是怕悲剧重演啊。不是要揭谁的短,是要把那些血淋淋的教训摆出来——是非颠倒的混乱、对人的折磨、对文明的摧残,都得让后人清清楚楚看见。现在不少年轻人都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更别说明白它为啥会发生。建个博物馆,不是摆些‘垃圾’当展品,是立个警示碑。让大家看看那段历史的全部过程,想想自己要是在当时会怎么做。脱下面具掏良心,才能真正弄清对错。”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了些:

“只有牢牢记住那些日子,才能保证这灾难受一次就够了,才能不让我们的民族再掉进那样的深渊里!

这不是小事,是关乎子孙后代的大事啊!”

李苦娃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沓材料,声音里带着一丝冷笑,继续说道:

“文革不但批斗那些无辜的人,连自然科学也要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首当其冲。196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他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

还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

他举起手里一张泛黄的旧报纸,指着上面的标题念道: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必须批判》。这篇文章发表于1969年8月30日的《革命造反报》第207期第3、4版。署名为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他顿了顿,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嘲讽语气补充道:

“此外,1970年,‘上海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相对论问题讨论》上,也发表了《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文,对相对论进行了批判。你们听听,《革命造反报》,造反也要加上‘革命’两个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李苦娃接着说,声音里充满了悲愤和嘲讽:

“在那个发疯的年代,人们丧失了理智,连自然科学都要批判。那些个作家、学者当然更要批判了。爱因斯坦这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没有想到他在中国受到了这么大的‘礼遇’。”

他特意加重了“礼遇”两个字,语气里的讽刺意味十分明显。

李苦娃的话音刚落,另一位政协委员便站了出来,面色严肃地说道:“李委员,你每次都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可你也清楚,现在这事儿根本没法马上落实,为什么还三番五次地提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那么多巨大成就,你怎么就只字不提呢?还有,你刚才说政府工作报告年年大同小异,这是不是对政府有些轻蔑了?”

李苦娃接过他的话来,笑呵呵地说:“你刚才这语气,可有那么点文革的味道了。怎么着,我每次发言都得把政府工作报告夸上天,说它如何如何为我市发展助力,才算是正确态度?我没提政府工作报告,就成了轻蔑政府啦?你这帽子扣得可够重的。”

他顿了顿,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我提建立文革博物馆,可不是没事儿找事儿。我是真心希望我们国家能长治久安,永远不再发生那样的悲剧。巴金先生在也呼吁建这个博物馆,他是怕悲剧重演啊。我们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深知其中的痛苦和教训。不把这些血淋淋的历史摆出来,让后人清楚地看到,怎么能保证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呢?我这是为了国家好,为了人民好,难道我说的错了吗?”

其他委员纷纷劝解道:“你们俩说的都有道理。李委员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事儿确实是迫在眉睫。咱们国家经历过那样的灾难,绝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啊。李委员提这个建议,也是为了让后人能铭记历史,吸取教训,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太重要了。”

“不过呢,另一位委员说的也在理,改革开放这些年,咱们取得的成就那也是有目共睹的,也需要多宣传、多弘扬。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好,没必要争得面红耳赤的。”

李苦娃听了大家的劝解,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激动地说道:

“我们这些政协委员,讨论的应该是国家大事,是关系到民族未来的正经事。

可我听说,人大那边有代表,连续好几年都在提什么卖淫合法化,甚至要建红灯区!当然,这些提案也都没有通过。”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语气里充满了痛心和愤怒:

“我就想不通了,我们国家搞改革开放,难道就是为了堕落到这种地步吗?

提出这种建议的人,我看都是近亲繁殖的产物!”

这句话一出,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他接着说道:

“如果真让卖淫合法化,真建起了红灯区,那那些贪官污吏不就更有恃无恐,更加腐败了吗?他们可就有了专门的藏污纳垢之地了!”

李苦娃接着说:“人民代表为人民,这话没错。可有些代表,他们真能代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心声吗?”

他看着在场的人,语气里满是质疑:“我就想问问,人民能允许卖淫合法化,能同意建红灯区吗?我真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么选上来的。”

他顿了顿,最后强调道:“既然当了代表,就得珍惜这份荣誉,多为老百姓干点实事,多提些有用的建议!”

会议休息期间,走廊里人声嘈杂。原市委书记张国发端着保温杯,在人群里一眼找到了李苦娃,朝他招了招手。这位退休的老干部虽已卸任,却因德高望重,每次两会的主席团名单上总有他的名字,说话自带分量。

“苦娃,”张国发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几分恳切,“你这几年执着于提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我都看在眼里。可你也清楚,从全国人大到地方,这话题都少有人碰,政府态度一直模棱两可。”他顿了顿,目光里透着惋惜,“坚持是好事,但愿望总落不了地,对你来说,这份沉重不好扛啊。”

李苦娃笑着看向张国发:“张书记,我知道这提案像石沉大海,没人当真。”他抬眼时,眼底藏着挥之不去的沉重,“可一想起文革里那些含冤的人,想起那些没熬过来的受害者,我就没法放下。这份责任压在心里,不提出来更难受。”

他看着张国发,声音轻轻颤了一下:“您当年不也被批倒批臭,受了那么多罪吗?咱们都该记得啊。”

张国发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几分疲惫和不舍:“这次两会之后,我就彻底退下来了。”他看着李苦娃,眼神复杂,“以后再开两会,你就更孤单了。”

李虎娃的眼神却没有丝毫退缩,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自己的处境。有人嘲笑我,说我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不自量力。”他顿了顿,语气里透着一股执拗的坚定,“但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是政协委员,这件事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张国发默默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一直很欣赏这个年轻人身上那股嫉恶如仇、敢于坚持真理的劲儿。最终,他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一丝鼓励:“好,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坚持下去吧。”

李苦娃看着张国发,他轻声说:“张书记,政府虽然还没有建文革博物馆,但我和胡凯他们几个,已经在民间办起来了一个。”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自豪,“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一点安慰。”

张国发眼中露出一丝欣慰,他点了点头:“我听说了,听说了。”他看着李苦娃,语气里多了几分赞许,“你们办这个博物馆,是件大好事。”但很快,他的神色又凝重起来,“不过我担心,这条路以后会很艰难。”

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们都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两会一结束,李苦娃和刘媛媛的学校也放了寒假。李苦娃马不停蹄地跑到邮电局,给家里装上了电话。

电话刚安好,刘媛媛就凑了过来,眼睛亮晶晶的,兴奋地说:“太好了!这下有了电话可方便多了。”她立刻拿起话筒,拨了北京家里的号码。

电话接通后,听筒里马上传来了母亲惊喜又略带嗔怪的声音:“媛媛?是媛媛吗?这都这么晚了,怎么才打电话呀?”

“妈!”刘媛媛的声音也带着笑意,“我们家安电话啦!我这不是第一时间给你们报喜嘛。顺便也问问你们身体怎么样。”

“好着呢好着呢!”母亲的声音透着安心,“我跟你爸都挺好的,你不用惦记。”

“那就好。”刘媛媛顿了顿,带着一丝期待说,“妈,过几天我和苦娃回北京,陪你们一起过年。”

她又补充道:“就是火车票不太好买,我让苦娃托人先把票买好,省得到时候买不上,耽误了行程。”

刘媛媛和母亲在电话里又亲昵地聊了几句家常,才恋恋不舍地放下话筒。

她转过身,看着李苦娃,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和小小的试探:“我说,咱们去我妈家过春节,你没意见吧?”

李苦娃连忙点头,笑着说:“同意,当然同意!”他顺手拿起桌上的日历翻了翻,“春节是2月15号,咱们2月10号就出发去北京,这样还能多陪他们几天。”

刘媛媛一听,立刻高兴地跳了起来:“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2月10号到北京!”说着,她凑过去在李苦娃的脸上“吧唧”亲了一下,笑得眉眼弯弯,“你真是我的好老公!”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2月9号。李苦娃拜托他的好朋友张老师,好不容易才买到了两张软卧车票。

他一进家门,就把火车票从口袋里掏出来,在刘媛媛眼前得意地晃了晃,笑着说:“票搞定了!咱们今晚就出发!”

刘媛媛一听,又惊又喜:“哎呀,这么快!我们马上就要到北京了!”

临走前,两人特意叮嘱在家的孔淑梅要注意安全。李苦娃看着母亲,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舍:“妈,我跟媛媛去北京给我老丈人他们拜年。您一个人在家要好好照顾自己。”

说着,他从钱包里拿出一些钱递给孔淑梅:“您在家就别自己开火做饭了,麻烦。想吃什么就去买,现在过年了,别亏待自己,什么好就买什么吃。”

孔淑梅笑着接过钱,眼眶却微微有些发红,她摆摆手说:“好,好,你们放心地去吧,我在家一点都不孤单。”

夜幕降临,李苦娃依依不舍地跟母亲告了别,便和刘媛媛一起,带着女儿李睿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

经过一夜的火车颠簸,第二天清晨,他们终于抵达了北京火车站。

一出站台,刘媛媛就眼尖地看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父母。她立刻拉着李苦娃和女儿,兴奋地朝他们奔了过去,声音里满是喜悦:“爸!妈!我们回来啦!你们身体都挺好的吧?”

刘东脸上堆满了笑容,连忙迎上来接过他们手里的东西,笑着说:“好!好!我们都好!你们回来了,我就高兴!”

刘东在路边拦了辆出租车,他和老伴、刘媛媛、李苦娃还有睿睿一起挤了上去。

李苦娃看着满满当当的一车人,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司机:“师傅,我们人这么多,您这车怕是不能拉吧?”

司机师傅却咧嘴一笑,满不在乎地说:“没事没事,我常这么拉,超载都习惯了!”他拍了拍方向盘,神秘地眨眨眼,“放心,我知道怎么绕开交警,保准把你们安全送到家。”

一进家门,刘东就迫不及待地把李睿睿抱了过去,疼爱地说:“来,让姥爷好好看看,又长这么高了!”

袁梅在一旁笑着打趣:“我还想着好好稀罕稀罕我的宝贝外孙女呢,这刚进门就让你姥爷给抢过去了。”

说着,她转身走到冰箱前,打开门对刘媛媛说:“我给睿睿拿点儿童零食吃。”

刘媛媛连忙摆手:“妈,不用了,小孩总吃这些零食不好。”

袁梅却不以为意,已经从冰箱里拿出了肯德基,递给李睿睿:“哎呀,没事没事,又不是天天吃。好不容易回趟老家,还不能让孩子高兴高兴吗?”

李睿睿从姥姥手里接过肯德基,奶声奶气地说了声:“谢谢姥姥。”

袁梅高兴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连忙说:“不用谢,不用谢!”说着,她一把将李瑞瑞搂进怀里,用脸颊蹭了蹭她的小脸蛋,“告诉姥姥,想姥姥没?”

李睿,把头埋在袁梅怀里,小声说:“想了,我还想姥爷。”

袁梅在她粉嫩的脸颊上亲了一大口,笑得合不拢嘴:“哎哟,我的大外孙女真是太乖了!”

这时候,李苦娃笑着逗女儿:“睿睿,米拉大叔是怎么跳舞的?来给姥爷姥姥跳一个看看。”

李睿一听,立刻跑到客厅中间,学着电视里米拉的样子,扭着小屁股跳了起来。

刘东看得哈哈大笑:“哎呀,这学得真是像极了!”

李睿睿停下来,仰着小脸得意地说:“我爸爸就是米拉!”

刘东故意逗她:“你爸爸是米拉?那他是不是马拉多纳呀?”

李睿睿想都没想就大声回答:“我爸爸也是马拉多纳!”

一句话逗得全家人都笑了起来,屋里的气氛热闹极了。

除夕这天,李苦娃和刘媛媛都钻进厨房,想帮着父母一起忙活年夜饭。

厨房里空间不大,一下子挤了四个人,顿时显得有些转不开身。刘东擦了擦手,笑着对李苦娃说:“苦娃,你跟媛媛先回屋歇着吧。这厨房小,搁不下这么些人,我跟你妈两个人来就行。”

刘媛媛听了,也转头对李苦娃说:“你先回客厅看电视吧,我在这儿帮爸妈搭把手。”

 可李苦娃却没动地方,依旧在一旁择着菜,想多干点活。

 刘媛媛见状,走过去轻轻推了他一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让你进屋你就进屋,别在这儿添乱,凑什么热闹呀。”

丰盛的年夜饭做好了。刘东拿出鞭炮,兴奋地说:“咱们今年春节可得好好热闹热闹!听说你们要回来,我特意买了鞭炮。好多年没放了,这回一家人团聚,必须得放点鞭炮喜庆喜庆!”

刘媛媛一听,立刻给女儿李睿穿上厚厚的外套,准备一起到外面放鞭炮。

为了安全,他们找了一根长长的竹竿,把鞭炮挂在竹竿顶上,让李睿握着竹竿的另一头。小家伙又紧张又兴奋,小脸憋得通红。

李苦娃叼着烟走过来,准备点火。他叮嘱李睿:“睿睿,把竹竿往前伸一伸,小心别崩着你。”

李睿却勇敢地摇摇头:“没事没事,爸爸你就点吧!”

李苦娃点燃了引线,“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立刻响了起来。李睿高兴得拍起小手:“好玩!真好玩!我还想放!”

刘东笑着走过来,疼爱地摸了摸她的头:“别急,晚上姥爷再领你出来放礼花,比这个更好看!”

放完鞭炮,一家人回到屋里,开始准备吃年夜饭。刘东、袁梅、刘媛媛和李苦娃一起动手,把饭菜端上桌。

这顿饭做得极其丰盛,满满一桌子,足足有十好几道菜。既有北京烤鸭这样的传统硬菜,也有红烧鲤鱼,还有好几个品种的炒菜和炖菜。

李苦娃看着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感慨地说:“爸,妈,你们辛苦了。”

刘东笑着摆摆手:“辛苦什么呀,你不也帮忙了嘛。”

“我就搭了把手,打了个下手而已。”李苦娃不好意思地说。

刘媛媛立刻接过话茬,带着一丝得意:“我可没光打下手,我是主力!这道小鸡炖蘑菇就是我做的。要不是看你是东北人,我还不做这道菜呢。”

李苦娃看着她,笑着说:“

好,媳妇辛苦了!谢谢你的小鸡炖蘑菇,我可得多吃点。”

一家人都笑了起来,气氛温馨又热闹。

春节假期很快就结束了,李苦娃和刘媛媛带着女儿李睿回到了自己家。

一进家门,李苦娃就看见母亲孔淑梅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心里一暖,连忙走过去说:“妈,我们回来了。今年让您一个人在家过年,真是有些对不住您。”

刘媛媛也跟着说道:“妈,今年没能在家陪您,您别往心里去。”

孔淑梅一看他们回来了,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连忙起身:“傻孩子,说什么呢。你们不年年都陪我嘛,也该回去陪陪你爸妈了,一家人团聚最重要。”她看着儿子儿媳和孙女,眼里满是欢喜。

李苦娃在母亲身边坐下,问道:“妈,您在家一个人都干些什么呀?不闷得慌吗?”

孔淑梅摆了摆手,笑着说:“嗨,闷什么闷。除了三十和初一那两天,我天天都跟你张婶她们一起打麻将,日子过得乐呵着呢!”

初夏的风刚染透满城绿意,赵明明便顺利分娩。消息传到靠山屯,王二柱的母亲当天就揣着大包小包赶来市里,一进病房没顾上歇脚,只盯着襁褓里的孩子笑,连说往后照看孩子的事都交给她,让小两口放宽心。赵明明满月没过多久,胡凯就找上了门。他直奔主题:“你现在身子养好了,该把治眼睛的事提上日程了。”

一听能治眼睛,赵明明瞬间亮了眼,声音都带着颤:“胡经理,我这眼睛都好几年了,真能治好?”

“大夫早给你查过了,有治!”胡凯语气笃定,又补了句宽心的话,“我刚成立了残疾人康复基金会,这十万块治疗费我来出。得抓紧,越往后拖越不利,花钱也得更多。”

赵明明心里又暖又亮,满是感激——能有这么个贴心的大哥,真是踏实的幸福。一旁的王二柱却闷声插了句:“要是眼睛治好了,你真嫌弃我……就直说,我绝不拖你后腿。”“你说啥浑话!”赵明明当即反驳,“我啥时候嫌弃过你?”王二柱头低了低,声音更轻:“我是说……万一你想离婚,我不拦着。”胡凯当即接过话头,对王二柱说:“二柱,你这是说的哪门子浑话?明明怎么会跟你离婚?就算真有这心思,我第一个不答应!”他语气笃定,又补了句宽心的话,“你就把心揣肚子里,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经过手术治疗,赵明明的眼睛终于好了。这天,医生小心翼翼地为她揭下药布,一边动作一边叮嘱:“最后这层揭下来,你先别马上睁眼,免得阳光刺着眼睛。”赵明明轻声应下。

等药布全拆完,又等了几分钟,医生才说:“可以睁眼了。”赵明明缓缓睁开眼,当模糊的光影渐渐清晰,能真切看见眼前的一切时,她激动得声音都发颤,反复喊着:“我眼睛好了!我眼睛好了!我什么都能看见了!”

赵明明激动地朝着声音方向喊:“二柱!二柱!”王二柱立刻应了一声,快步走了过来。她伸手攥住他的衣角,声音发颤:“你……你站好,让我好好看看你。”王二柱顺势蹲到她面前,喉结滚了滚,没敢抬头,只盯着她的手,眼眶微微发红。赵明明盯着他的脸,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哽咽着说:“我看到你了……我终于看见我老公了!”王二柱这才抬起头,嘴角咧开个有些笨拙的笑,声音有点哑:“看见就好,看见就好。”

胡凯、李苦娃和刘媛媛刚进门,手里拎着的营养品就堆在了赵明明病床边,满满当当占了半张床头柜。刘媛媛一眼看见能看清东西的赵明明,快步上前就把她搂进怀里,高兴地说:“哎呀明明!眼睛一好,你这模样更俊了,我可要更喜欢你啦!”

赵明明回握住她的手,眼里闪着光,认真打量着眼前人:“谢谢刘老师。今天是我第一次看见你,你也特别漂亮,就像我亲大姐一样。”胡凯、李苦娃和刘圆圆见赵明明眼睛彻底痊愈,脸上的笑意就没断过——胡凯说着后续康复的注意事项,李苦娃时不时插上几句恭喜的花,刘媛媛则拉着赵明明唠家常,病房里的笑声一阵接一阵。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不知不觉,一上午的时间就悄悄过去了。

日子一晃过了七八年,转眼就到了1996年。这天,李苦娃和刘媛媛领着李睿上街逛超市,刚走到路口,就见前面人群一阵骚动——一个人边跳边唱着过来,身后跟着不少看热闹的人。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他调子扯得老高,重复着唱,唱到“哎,千万个红星在激烈的跳动”时,还特意原地转了个圈,疯疯癫癫的模样惹得周围人指指点点。李苦娃眯眼一瞧,心里咯噔一下:这精神病,不正是张卫东吗?文革后,张卫东被判了死缓。后来改判无期,在牢里关了这些年,许是从前当领导的架子没放下,又熬不住里头的苦,慢慢就疯了。监狱见他这样,才通知家属保外就医,把人放了出来。

这会儿他刚唱完歌,又迈开大步往前走,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调子又硬又冲。李苦娃看着他甩着胳膊往前走的疯样,心里沉了沉:这人是真疯魔了,可文革那点念想,倒还在他心里扎着根,到现在还念着那时候的事。李苦娃暗自思忖:看来对文革念念不忘的,除了我还有张卫东。只是这念想,却天差地别。我记着的,是那些年的颠沛流离,是无数好人被批斗、受折磨的惨状,是国家和人心被搅得稀烂的罪孽。可他呢?他嘴里唱着,心里念着,八成是又想起了当年挥舞着红袖章,动辄给人扣帽子、架台子批斗的光景,想起了自己那会儿说一不二、耀武扬威的派头。一样的年代,两样的记忆,真是荒唐又讽刺。

2005年,李苦娃的女儿李睿考上了大学,巧的是,姑娘选的也是物理学专业。看着亭亭玉立、即将奔赴校园的女儿,李苦娃心里满是欣慰——这孩子总算长大了,还考上了大学,没白费他和刘媛媛这些年的心血,没辜负夫妻二人的期望。

李睿入学那天,是刘媛媛送她去的北京。送女儿报到后,刘媛媛还打算去看看自己北京的父母,陪父母家两天。刘圆圆从北京回来,就跟李苦娃念叨起女儿在大学的事:“李睿宿舍有点热,我跟其他几个家长商量着凑钱买台空调。就是有个女同学,听说是农村来的,家里条件不太好,看我们要买空调,就跟别的同学换宿舍了。”这话刚落,李苦娃的语气就沉了些,带着点责备:“你怎么能这么考虑不周?农村孩子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得多不容易?家里困难买不起空调,你们这么凑钱买,不是让人家心里难受、觉得自卑吗?”

刘媛媛还没转过弯:“不就是买个空调吗,哪至于让她自卑?”“怎么不至于?”李苦娃皱着眉,语气放缓了些,“对这种孩子,咱们不能觉得自己条件好就高高在上,得蹲下来跟她平视——要让她知道,她能考上大学特别了不起,将来也是国家的人才,这才是尊重,才是理解。”

刘媛媛这才反应过来,脸上泛了红,带着歉意:“我真没往这方面想,不是故意的……苦娃,对不起啊。”李苦娃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手:“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就是以后再碰到这种事,多琢磨琢磨,别不小心伤了人家的心。”

李苦娃打开电脑,在学校的QQ群里浏览,正好撞见群里吵了起来——争执的是学校的张新荣老师和他的好朋友张老师,一老一小两个“张老师”各执一词。

年轻的张新荣老师对着文革、改革开放品头论足,语气里满是不以为然。他的好朋友张老师急了,一条条列着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变化:“这些好日子,都是邓爷爷带来的,得懂得感恩!”

可张新荣接下来的话,让李苦娃心里一震:“什么邓爷爷?不就是邓小平吗?他就是个坏人!”

“他怎么是坏人?”老张老师问他,“你这是造反派的论调!你年纪轻轻,怎么还满口文化大革命的旧话?”

“我就提文化大革命怎么了?”张新荣梗着脖子,“我看你就是个右派!以后见着你,我就跟在后边拿根棍,天天打你屁股!”

老张老师被噎得火冒三丈,忍不住爆了粗:“明天上班我就等着!你要是不敢打,就不是你妈养的!”

群里顿时乱了套,有人在里头劝架,也有人起哄,还有人为张新荣叫好——只要张新荣说出狠话,就有人发鼓掌的表情;可老张老师摆事实讲道理时,屏幕上全是翻白眼的表情,看得李苦娃心里又沉又堵。李苦娃忍不住插话说:“我支持张老师的观点。那个小张老师满嘴胡话,怎么能攻击改革开放,还攻击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呢?”没想到这一下竟引火烧身,好几个人立刻把矛头对准了他,有人说:“你就是个不肯改悔的右派,天天念叨着建立文革博物馆。”李苦娃气得够呛,他心里想:看来我提建博物馆提对了。你看这么些人还在怀念文革,还在用文革的语言攻击、谩骂。要是真有哪个狂人想再搞文化大革命,恐怕这些人就是现成的响应者,很可能会再次成为造反派。他越想越觉得困惑:为什么文革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有人用那一套东西来谩骂攻击呢?难道这真的是一种文化基因?这民族的劣根性有时候怎么就这么容易占上风,让文革这样的灾难还有市场呢?

年底两会时,李苦娃再次提交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案。他神情严肃地说:“我觉得建立文革博物馆更加迫切和需要了。”随后,他讲述了学校里的情况,有人攻击他是“死不改悔的右派”,还使用文革时期的语言攻击其他老师。

李苦娃感慨道:“这些人至今还在用文革那一套来对待他人,这说明文革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如果不通过建立博物馆来铭记历史,让人们清楚地了解文革的危害,类似的悲剧可能还会重演。”他希望通过建立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物、史料和场景,展现文革的真实面貌,让后人铭记这段惨痛的历史,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李苦娃语气坚定又带着对专业的敬畏:“各位同志,之前我多次提过文革对自然科学的破坏,今天我想结合自己钻研多年的物理学,就‘文革批判相对论’这件事,和大家好好说说——那种批判,从科学根上就是错的。”

他抬了抬声,继续道:“相对论不是凭空捏造的‘资产阶级学说’,它是爱因斯坦基于实验和逻辑推导,建立的关于时空与引力的严谨理论,分狭义、广义两部分。先讲狭义相对论,它有两个铁打的公设:一是所有惯性参考系等价,就像咱们在平稳的火车上抛球,和在地面上抛球,运动规律完全一样,不存在‘绝对静止’的参考系;二是真空中光速恒定,不管光源怎么动,光速都是每秒30万公里,这不是猜想,是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反复验证过的。基于这两点,才推导出钟慢、尺缩效应,还有洛伦兹变换,这些后来都被粒子加速器实验、卫星时间校准给证实了——比如GPS卫星,就得用相对论修正时间,不然定位能差出好几公里,这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应用,怎么能说是‘错误’?”

“再看广义相对论,它把引力的本质说透了——引力不是‘超距作用’的力,是质量和能量把时空压弯了。就像把铅球放弹簧床,床面会凹陷,周围的小球就顺着凹陷轨迹转,这就是行星绕太阳转的原理。爱因斯坦还预言了引力透镜、引力波,前些年人类拍到了黑洞照片,也探测到了引力波,这些都是广义相对论的铁证。”

说到这儿,李苦娃的语气沉了些:“文革时说相对论‘违背辩证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可科学只认事实和逻辑——它能解释水星近日点进动,能让卫星精准定位,能帮我们看到宇宙深处的黑洞,这些成果怎么会‘错误’?批判它,本质上是不懂科学、违背规律的做法,不仅毁了当时的科研环境,更让很多年轻人误解了科学的本质。今天我讲这些,不只是普及物理知识,是想告诉大家:对科学的尊重,就是对规律的尊重,这样的错误,绝不能再犯了。”李苦娃提高了音量,语气里满是恳切与急切,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同仁:“各位同志,讲完相对论,我还是要回到老话题——建立文革博物馆,这真的是当务之急,再不能等了!”

他恳切地说:“咱们这代人里,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亲历者,一年比一年少。再过十年、二十年,能亲口讲述文革里批斗、抄家、科学被践踏、人性被扭曲的人,可能就没剩几个了。那段历史不是书本上轻飘飘的文字,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是像相对论这样的科学被无端批判的荒唐,是整个国家走的弯路啊!如果现在不抓紧建博物馆,不把那些实物、那些口述、那些史料好好留存下来,等亲历者不在了,这段历史会不会被淡忘?会不会有人再拿‘革命无罪’当幌子,重提那些破坏科学、践踏人权的旧调调?”他顿了顿,声音里添了几分沉重,“我恳请国家和社会各界能重视这件事,也呼吁有志之士——不管是学者还是普通百姓,抓紧记录下亲历者的回忆,把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建博物馆不是为了记恨,是为了警示后人:这样的错误,咱们中华民族再也不能重蹈覆辙!”李苦娃坐在散会的人群里,手里拿着那份提案,脸上没有太多失落,只带着一股韧劲。旁人劝他“别再白费力气”,他却摇了摇头,语气平静却格外坚定:“算上这次,建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我提了不下十次,每次都是提一提就没了下文,可我不打算停。”

他抬头望着窗外,眼神里藏着对过往的执念:“我知道难,可难也得提啊。亲历者一天天少,史料再不收集、博物馆再不建,往后谁还能说清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次建议通不过,下次开会我还来提,只要我还能来开会,就一直提下去——总得有人盯着这件事,不能让那段历史就这么悄没声地淡了。”

李苦娃这股“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韧劲,正是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担当。身为政协委员,明知铭记文革的提案一次次石沉大海,却始终不肯放弃——他争的不是个人的输赢,是怕亲历者凋零后,那段惨痛历史没人再敢提、没人再能说清;他守的也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是知识分子的风骨:明知难,却要为历史存证、为后人避坑,哪怕只有自己在坚持。

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念,让他跳出了个人得失,把自己活成了历史与未来之间的“桥”——一边攥着亲历者的记忆不肯放,一边朝着未来大声疾呼,就怕后来人忘了曾经的弯路。他代表的,是一群知识分子骨子里的清醒与责任:有些事,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做,也得做下去。

李苦娃推开家门时,天色已经擦黑,玄关的灯亮着暖黄的光。提案还是没通过,几个委员私下劝他“别钻牛角尖”,话里的善意像软刺,扎得他心里发闷。“回来了?”刘媛媛把尖椒炒干豆腐端上桌:“我今天下班早,把饭菜做好了。”刘媛媛又招呼李苦娃的妈:“妈,吃饭了!”孔淑梅说:“来了,来了!”饭桌上,筷子碰着瓷碗的轻响里,李苦娃忽然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些:“年年提案都通不过,可我想着,明年开会,还是得提。”

 李苦娃盯着碗里的尖椒,又轻声问:“媛媛,你说……我难道真像他们私下说的那样,是个堂吉诃德?”

刘媛媛说:“堂吉诃德是对着风车较劲,可你不是。他拼的是虚无的骑士梦,你守的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是不能让后人忘了的教训,这怎么能一样?”刘媛媛边给孔淑梅夹了块干豆腐,边抬眼瞅着李苦娃:“怎么,这是灰心了?”李苦娃一边扒拉着碗里的饭,一边低声应:“没有。就是这几天开会,提案没通过不说,还听见个别人冷嘲热讽的,感觉身心疲惫。”

 李苦娃说:“这两天冷空气来了,这天气冷飕飕的。”刘媛媛听他一说,没耽搁,赶紧从桌边的汤盆里给他崴了一碗汤,碗里是切得均匀的萝卜条和吸满汤汁的冻豆腐,上面还仔细撒了一层新鲜香菜。李苦娃端起来喝了一口,眼睛亮了亮,笑着说:“哎呀,味道不错。”他没着急,慢慢喝了起来,温热的汤顺着喉咙滑下去,等喝完汤以后,明显感觉身体暖和了一些。吃完饭,孔淑梅刚伸手去够桌上的空碗,刘媛媛就赶紧按住她的手:“妈,我来吧,您坐着歇会儿。”孔淑梅却笑着把她的手挪开,拿起碗筷往厨房走:“我来吧我来吧,就这几个碗,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刘媛媛跟在后面叮嘱:“妈,那你慢点,别磕着。”没一会儿,厨房就没了水声。孔淑梅擦着手从厨房出来,脚步轻缓地回了自己屋——她年龄大了,经不起累,往常这个点,也该早早躺下睡觉了。

李苦娃政协会议闭幕以后,就感觉身心疲惫,饭后往沙发上坐了没两分钟,便起身拿睡衣。他跟刘媛媛说:“我这几天感觉有点累,我要早点休息了。”说完,李苦娃走进了卫生间洗澡去了。

等李苦娃洗完出来,刘媛媛也换下睡衣,走进洗手间洗漱。李苦娃洗漱完钻进被窝,不一会就睡着了。这时候刘媛媛也洗好了,她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边往屋里走,想着头发还湿不能马上睡,于是打开电脑浏览起来。

2010年,李睿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物理研究所,被分到这个单位的还有那个农村女孩。

刘媛媛来到北京看女儿,见到女儿时,正碰上那农村女孩也在。刘媛媛看着女孩,忍不住在心里感慨:“还是穷人家的孩子学习用功啊,他她能进到物理研究所,平时得下多大的功夫学习呀?”

 刘媛媛拉住那个女孩的手,“你也在这个单位呀?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在一块儿,互相之间也有个照应。”转头又对着李睿叮嘱:“你得好好向人家学习,还有……”她想说“你多帮助人家”话到嘴边,她忽然想起李苦娃说过“对穷苦孩子要尊重”,赶紧改口:“你们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李睿挽住她的胳膊撒着娇:“我知道了,妈。”

刘媛媛看着女孩,心里琢磨着农村孩子出来打拼不容易,当即从钱包里抽出十张百元钞,分成两叠,一叠500块塞给李睿,另一叠递向女孩:“你俩一家500。”女孩慌忙摆手推辞:“刘姨,我不能要您的钱,我都大学毕业了,以后能自己挣钱了。”“你刚分配工作,哪能马上开支?”刘媛媛把钱往她手里送,“这钱你拿着,要是想吃点什么、想添件衣裳,也好应急。”女孩还是一个劲地推:“真不用,刘姨,我们很快就能发工资了。”见女孩态度坚决,刘媛媛只好把钱又收了回去。

刘媛媛看女孩不肯收钱,便说:“那我领你们俩上饭店吧,现在是中午时间了,刚好一起吃口饭。”这次女孩没再推辞,脸上露出腼腆的笑,轻声说:“那让刘姨破费了,谢谢您了。”说完,刘媛媛就带着李睿和女孩,一起往附近的饭店走去。

到了饭店,刘媛媛接过菜单先勾了两样硬菜:一份北京烤鸭,一个红烧排骨。放下笔,她把菜单推到李睿和女孩面前,笑着问:“你们俩想吃点啥?自己再添两个。”那女孩捏着菜单边角,或许是不好意思,又或许是怕让刘媛媛多花钱,犹豫了会儿才小声说:“刘姨,我点个家常凉菜就行,简单吃点挺好。”刘媛媛听了,没再多劝,顺着她的意思把这道菜也加上了。

吃饭时,桌上的烤鸭还冒着热气,刘媛媛就着话头问女孩:“孩子,你家里是哪里的呀?”女孩手里捏着筷子,轻声答:“我家是贵州山村的。”

“那你上大学可真不容易。”刘媛媛叹道。女孩听了,眼神飘向窗外,慢慢说起:“我爷爷和我父亲,每天早晨都要坐小火车去镇上卖家里的山货,晚上再赶回来。每次都是顶着星星走,赶着月亮回来。”说到这儿,她低下头,声音也轻了些:“我爷爷的那些山货,都是家里的希望。就这么着,爷爷和我爸供我念完了高中,后来我也考上了大学。”

刘媛媛听得心里发暖,看着女孩单薄的模样,忍不住夹了几块烤鸭、几个红烧排骨放进她碗里:“你就吃,别给阿姨省钱,多吃点身体才能壮实。”女孩捧着碗,腼腆地笑了:“谢谢刘姨,刘姨你真好。”“你这孩子,又懂事学习又好,将来肯定有出息。”刘媛媛说着,自己心里也觉得暖暖的。

这时李瑞忽然放下筷子,看向刘媛媛:“妈,我当初答应她了,等大学毕业,就领她出去旅游。现在我们刚上班不忙,我想趁这功夫带她玩几天。”

一旁的女孩赶紧摆手:“不用了睿睿,太麻烦了。”

“怎么就不用?”李睿较真起来,“我当初答应你的事,必须算数。”

刘媛媛也跟着帮腔:“对,必须去!咱们孩子说话要算话,你就答应跟她去吧。”

女孩被说得脸涨得通红,半天小声憋出一句:“好吧。”

刘媛媛看着她局促的模样,突然想起李苦娃说的“对山区的贫苦孩子,要蹲下身子看他们,让他们感到自己有尊严、该被尊重”,赶紧补充解释:“睿睿领你出去,就是想让你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就是其她孩子也一样的,别多想其他的,就当俩孩子一起放松放松。”

女孩轻轻点头:“我知道的,刘姨。”

刘媛媛又往女孩碗里夹了几口鸭肉和红烧排骨,看着女孩低头小口吃的模样,鼻尖忽然一酸——这孩子太不容易,也太懂事了。她怕女孩看见自己发红的眼圈,赶紧放下筷子起身:“你们先吃,我去趟洗手间。”

到了洗手间,她用冷水洗了把脸,压下翻涌的情绪,才重新走回桌边。脸上带着笑意,她问女孩:“还想吃点什么?告诉阿姨,再给你点。”女孩连忙摆手:“阿姨,我吃饱了,这些已经够了。”吃完饭走出饭店,刘媛媛站在门口跟李睿和女孩告别。看着两人并肩往前走,她没立刻转身,还在原地目送着。走出去很远后,李睿回头朝她挥手,刘媛媛赶紧举起手回应,笑着喊“路上注意安全”——这声再见,是跟女儿说的,也是跟那个山村女孩说的。

直到两人的背影渐渐变小、走远,她才收回目光,转身往父母家的方向走。这次来北京,本是看女儿,如今倒正好顺道去看看自己的爸妈,心里也多了份踏实。

2014年,李苦娃新提了辆轿车,没多久他和刘媛媛就都考下了驾驶证,往后谁有事出门,开上车方便得很。

这天刘媛媛从超市回来,把车停进车位就往楼上走。一开门,见李苦娃正拿着电话说话,她没上前打扰,拎着刚买的五花肉进了厨房,准备做五花肉炖豆角。孔淑梅跟进来,看着肉笑着说:“哎呀,又买肉了?我平时做菜,不是豆腐就是土豆丝,很少做肉。倒不是不爱吃,是嫌做起来麻烦。”

这话刚说完,屋里就传来李苦娃的喊声:“媛媛,你过来,我告你个好消息!”刘媛媛赶紧擦了擦手进屋:“啥好消息啊?”李苦娃放下电话,语气里满是高兴:“咱们女儿要结婚了!她对象跟她一个单位,是个年轻工程师。”刘媛媛笑了:“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知道也得去啊,女儿结婚,咱们必须去参加,还得带上妈。”李苦娃转头看向孔淑梅。孔淑梅连忙摆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可不去折腾了。”“必须去!正因为岁数大了,才该去北京好好看看。”李苦娃坚持道。

孔淑梅说:“好好,我去我去。”说完,拿着刘媛媛买回来的五花肉,到厨房去做豆角熬肉了。

刘媛媛看着,连忙开口:“妈,我来吧。”

孔淑梅回迎道:“还是我来吧。你们一天天上班的挺忙,我在家待着也没事,还是我来做。”

李苦娃、刘媛媛和孔淑梅跟着人流走出机场,三人是来参加女儿婚礼的。孔淑梅脸上带着藏不住的笑,凑到刘媛媛身边乐颠颠地说:“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坐上飞机,这日子啊,从前想都不敢想。”

刘媛媛顺着她的话茬接:“好日子本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你看,这不上飞机的心愿也实现了。”

孔淑梅叹口气,语气里满是知足:“哎呀,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呢。要不是李睿结婚,我这辈子怕是都没机会来了。”

李睿的婚礼由单位操办,和他一同在这场婚礼上成婚的,还有那个来自贵州山村的女孩。刘媛媛看着站在另一旁的女孩也结婚了,心里满是欢喜。

仪式开始后,李苦娃先作为李睿的家长站起身讲话,句句都是对新人的祝福。刘媛媛转头看见,贵州女孩身边没有家人陪同,便悄悄走过去,凑在她耳边轻声说:“你别急,等会儿我替你家长讲几句话。”

轮到女方家长致辞环节,刘媛媛走上前接过话筒,语气温柔得像对亲闺女:“这孩子跟我亲女儿一样,今天她爸妈不在身边,我就替他们多叮嘱几句。”话里满是疼惜,说完真挚的祝词,又笑着补了句:“祝你和新郎新婚快乐,一辈子幸福!”

贵州女孩听着,先前哪怕生活再难都没掉过一滴泪,此刻却没忍住,激动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心里又暖又酸。

婚礼仪式一结束,新人便带着宾客往单位食堂去。刘媛媛没跟着女儿走,反倒快步追上贵州女孩,伸手牵住她的手,语气里满是真心的欢喜:“你总算结婚了,姨真为你高兴!以前日子再难都熬过来了,往后啊,只会一天比一天好。”

贵州女孩用力点着头,眼眶还带着点红,声音轻轻的却很实在:“谢谢刘姨,你真好,比我亲妈还亲。”

刘媛媛听着,抬手爱惜地摸了摸她的脸,话里带着疼惜:“傻孩子,我本来就把你当亲闺女。以后不管有啥要求、遇着啥困难,尽管跟我说,姨一定尽全力帮你。”

两位新郎端着酒杯走过来,给李苦娃和刘媛媛敬酒。刘媛媛本就不会喝酒,只象征性地抿了一小口,随后看着两人认真叮嘱:“你们俩大男人,往后可得好好爱惜自家媳妇,绝不能让她们受半点委屈。”

两位新郎连忙点头应着,语气格外实在:“您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对她们!”

刘媛媛看见孔淑梅正和李睿亲热地唠着,便走过去笑着说:“妈,你多吃点,别顾着说话。咱自家孩子结婚,不用这么外道。”

孔淑梅说:“我不外道!孙女这就结婚了,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顾得上外道。”

2017年,李狗娃满60岁,即将退休。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案。

李狗娃略带自嘲地说道:“我可能是年龄大了,有些婆婆嘴,说的话也不招人听,但我还是要再次提出这个提案,希望能建立文革博物馆。”他神情严肃,目光坚定,“文革那段历史对我们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段极其惨痛的经历,我们不能忘记,必须要让后人永远铭记,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他语气顿了顿,他声音沉了些,满是不认同:“有些人对文革态度暧昧,甚至还歌颂美化,这是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接受的!文革流毒到现在没彻底肃清,根子就在这些人态度不鲜明。必须狠狠批那些年的罪恶,让没经历过的年轻人知道,那年代有多荒唐、多残忍、多万恶。”

 他接着说道:“还有人说‘对文革要由后人评说’,这多荒唐!中央早就全面否定文革了,还后人评什么?现在为文革招魂的人不少,势力还不小,这太不正常!更要警惕的是,好些人怀念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一套,甚至非议改革开放的好,这股歪风必须刹住!”接着李苦娃话锋一转,语气里多了几分坦然:“我今年满60了,打算辞了政协委员的职务,给年轻人腾地方。今儿啊,也是我最后一次在政协会议上提这个提案了。”

 话落,台下静了静,有委员悄悄朝他点头,也有人露出惋惜的神色。李苦娃倒没在意这些目光,只坐直了身子,等着会议接下来的议程,脸上没什么遗憾,反倒透着股“该做的都做了”的踏实。

政协会议结束,李苦娃办完退休手续没几天,胡凯就找上了门,开门见山邀他:“来我那知青博物馆搭把手吧!”李苦娃一听就笑了,当即点头应下——他心里清楚,这所谓的“知青博物馆”,实则藏着文革历史的展陈,用“知青”作名,不过是为了少些是非纷争。

跟着胡凯回到靠山屯,李苦娃感慨这里的变化太大了。曾经坑坑洼洼的土路,现在修成了平平整整的柏油路;以前的土坯房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红瓦白墙的新屋,远处能看见正在建的小楼框架。胡凯说“前几年国家来勘探,说咱这地下有温泉!省里立马定了调,要在这建温泉馆,还把靠山屯整成旅游胜地。王大柱当了村长后,直接牵头搞了‘靠山屯山庄’,现在周末来泡温泉、逛山庄的人,能把村口的路挤满!”

他顿了顿,又指着不远处的博物馆,眼里亮了亮:“我这博物馆也跟着沾了大光,早不是当初几天见不着个人的样子,现在每天来参观的游客,一波接一波的。为了把馆办得更像样,我特意招了俩年轻丫头,送出去培训成讲解员。”说着,两人就进了博物馆。刚走进去,就听见一阵清亮的讲解声——其中一位讲解员正站在“文革遗存展柜”前,手里拿着小话筒,指着当年的旧文件和老照片,细细诉说着那段历史。讲到有人因冤屈被迫害时,女孩的声音微微发颤,眼眶慢慢红了,泪珠在里头打转,却还坚持把故事讲完。

李苦娃静静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幕,悬了大半辈子的心忽然落了地。他转头对胡凯轻声说:“好,好啊,不是所有年轻人都忘了那段日子。”阳光透过博物馆的玻璃窗照进来,落在展柜里的旧物上,也落在女孩泪光闪闪的脸上,安安静静的,却像是历史与当下,正在无声地完成一场接力。

李苦娃和胡凯从博物馆出来,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暖融融的。胡凯望着不远处炊烟袅袅的村落,转头说:“咱们去屯里走走,看看乡亲们。”李苦娃应了声好,两人并肩往村里去。这些年变化大,村里的老人走了不少,李庄稼、孔善德他们,都已是黑土垄下的名字。

走到孔善富家门口,李苦娃掀了掀褪色的门帘,轻声喊:“二姥爷,我回来了。”年近八十的孔善富正坐在院里晒暖,抬头见是他,浑浊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忙撑着板凳起身:“苦娃?真是苦娃回来了!快让二姥爷好好看看。”李苦娃快步凑到他跟前,笑着问好:“二老爷,您身子还硬朗吧?”

孔善富耳朵背得厉害,没听清,只摆着手答:“下酱,缸里有。”一旁的胡凯忍不住乐了,上前半步,对着老人的耳朵放大了声音:“二老爷,苦娃问您‘您好啊’!”孔善富这才听真切,咧开没剩几颗牙的嘴笑起来,连连点头:“好好,都好!”

正说着话,村长王大柱赶了过来,脸上透着憨厚的笑:“听说苦娃和胡凯回来了,我赶紧过来看看!”

胡凯见到他。打趣道:“大柱哥,这村长当得有模有样,你看咱村现在,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乡亲们都跟着富起来了。”

王大柱挠了挠头,笑得实在:“都是乡亲们抬举,信得过我才选我。既然当了这个家,就得领着大伙儿往前奔,致富这条路,咱得踏踏实实地走。”

胡凯话锋一转,想起了他弟弟:“对了,二柱现在在城里过得挺安稳,你没抽空去看看他?”

一提弟弟,王大柱脸上多了几分认真:“我打算给他在城里买套房。你看他俩结婚快二十年了,一直租房子住,心里不是滋味。也就我这当哥的能帮衬一把,不然凭他那点工资,买房难啊。”

胡凯听了,连连点头称赞:“好,就该这样!这手足情分,比啥都金贵。再说二柱现在再也不是当年的二流子了,是该有个自己的家,在城里好好扎根过日子。”

王大柱又憨厚地笑:“说起来还得亏你在城里帮衬,不然二柱那小子,这辈子说不定就真毁了。”

胡凯摆了摆手,语气里带着欣慰:“这主要还是靠他自己肯回头。当年李庄稼就说他,浪子回头金不换——这话真没错,这心气儿,可比金子金贵。现在他在我们按摩店干得踏实,早就不是从前那副浑样了。”

王大柱笑着说:“走,去我们山庄看看!里头做的都是咱东北特色菜,让你们尝尝咱靠山屯的伙食。”顿了顿,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先说好了,我可不是白请,饭钱你们得自己掏。”李苦娃乐了,应道:“应该的,能吃上家乡菜就好,咱这就去尝尝。”

王大柱领着胡凯和李苦娃走进山庄饭店,开口说道:“你们想吃啥自己点,慢慢用餐,我这边还忙着,晚上我请你们俩泡温泉。”

胡凯闻言,摆了摆手,笑着回应:“你去忙你的吧,不用管我们。”

胡凯和李苦娃没多点菜,点了份小鸡炖蘑菇、一盘骨刺,剩下的大多是蘸酱菜——码得规整的干豆腐,脆生生的黄瓜,摆了满满一碟。

菜刚端上桌,两人的目光就落在了蘸酱菜上。那干豆腐切得方方正正,透着豆香,配的酱是靠山屯人自己酿的大酱,醇厚入味。一口干豆腐裹着黄瓜蘸满酱送进嘴里,胡凯和李苦娃都忍不住点头,还是这乡下的蘸酱菜,吃着最对味。

王大柱在城里给王二柱置办了一套房,六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厅,不大却透着暖意。刚搬进新家,赵明明拉着王二柱的手,眼里满是欢喜:“这是我们的新家了,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

王大柱笑着点头:“对,这就是你们的新家,以后再也不用租房住了。”

“大哥你真好,凭我和二柱,这辈子怕是都买不起房。”赵明明的声音里满是感激。王大柱摆了摆手:“现在乡下日子好了,富起来了,给你们买房也是应该的。”他打量着屋子,补充道,“房子虽小,三口人住也够了。”

一旁的王二柱正忙着收拾东西,手上不停,嘴上却不住道谢:“大哥,谢谢你。这回在城里,我才算真有了自己的家了。”

正说着,店长拎着几样家具走进了王二柱的新家,笑着道:“我来给二柱道声乔迁之喜,添点东西热闹热闹。”

王大柱见状连忙迎上去,有些过意不去:“哎呀,这可让你破费了!你来就是心意,还买什么东西。”

“那哪儿行,贺喜哪能空手来。”店长摆了摆手。王大柱见状,便热情邀请:“既然来了,待会儿我请你去吃饭。”店长也没客气,爽快应下:“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020年寒假刚过,刘媛媛准备去上班。临走前,她对李苦娃说:“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去上课,上完课,我就正式退休了。晚上可能要晚点回来,同事们特意为我办了个退休小聚,实在不好推辞。”李苦娃听罢,连忙说:“那你今天开着车去上班吧,方便些。”刘媛媛有些顾虑:“那你要是出门办事,没车可怎么办?”李苦娃笑着摆手:“我真有事出去,打个车就行,你放心去。”

刘媛媛又补充道:“估计得回来挺晚,聚完餐同事们还安排了去泡温泉。”李苦娃摆摆手,笑着说:“你只管好好玩,尽兴了再回来,不用惦记家里。”刘媛媛笑着朝他挥了挥手,拿起桌上的车钥匙,转身出门上班去了。

4月4日,张志新烈士遇害45周年。李苦娃翻出手机里存着的他亲手塑的张志新雕像照片——照片里,雕像立在知青博物馆展厅的显著位置,神情依旧透着不屈的坚毅。他点开朋友圈,郑重配上那句著名的诗:“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字里行间,藏着他对烈士从未褪色的敬意。

李苦娃的手机“叮咚”一声,胡策的消息弹了出来:“我相信如果江姐、赵一曼和张志新相遇,大概不会认同张志新,更不会认同她为‘最美奋斗者’,甚至不会认同她为自己的‘同志’。”

李苦娃皱了皱眉头,回复道:“啥意思?”

胡策很快回道:“转发别人的评论。”

李苦娃心中有些不悦,打字道:“也代表你的意思吧。”

片刻后,胡策回复:“张志新是两派斗争的牺牲品,不是人人崇敬的烈士。”

李苦娃看着屏幕,怒火一下子涌了上来,他迅速敲下文字:“一个捍卫真理而倒在刽子手下的烈士是两派斗争的牺牲品?不是人人崇敬的烈士?”

胡策似乎并不在意李苦娃的愤怒,依旧冷冷地回复:“说烈士都是往她脸上贴金。”

李苦娃气得手都有些发抖,他知道胡策是学校的历史老师,但平时两人并无多少交际,只是胡策一直死气白咧地要加他微信。李苦娃心想:“我多次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确实有必要,而且迫在眉睫啊。现在有些人不但歌颂怀念文革,竟然还开始攻击烈士了。”

他深吸一口气,回复道:“胡策,你作为历史老师,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张志新烈士是为了真理和正义而牺牲的,她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仰和学习。请你不要传播这种错误的言论。”

发完消息,李苦娃将手机扔在一旁,靠在椅子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时候胡又发过来一条信息:“左派以极大的为公的牺牲精神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右派以极大的个人精神作为自己的目标。文革的造反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像张志新这样的人,不过是打着‘坚持真理’旗号的右派罢了。”

李苦娃看着手机屏幕,气得浑身发抖。他立刻回复道:“胡策,你这是颠倒黑白!张志新烈士是为了捍卫真理、反对极‘左’错误而牺牲的,她是真正的英雄,怎么能被你这样污蔑?”

胡策却不以为然,很快回道:“这是我转发的一篇文章里的观点,我觉得很有道理。那些所谓的‘烈士’,不过是被后人过度美化了。”

李苦娃愤怒地敲着键盘:“你作为历史老师,本应尊重历史事实,却传播这种错误言论,简直不配为人师表!张志新烈士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她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不容你诋毁!”

发完消息,李苦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知道,与胡策这样的人争论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烈士被污蔑,他要为张志新烈士,为所有的英雄烈士捍卫尊严。

他一字一顿地说:“胡策,你枉为历史老师!张志新烈士是为捍卫真理、反对极左错误而被残忍迫害的英雄,她的鲜血是为信仰与正义而流,绝非什么‘两派斗争的牺牲品’!左派的初心是为人民、为真理,右派的定义从不是你这般颠倒黑白的借口!文革造反派是破坏历史的罪人,张志新是坚守良知的勇士,你连基本的是非对错都拎不清,有何颜面站在讲台上传授历史?”

发送完毕,他盯着屏幕里“胡策”这个名字,只觉格外讽刺——这名字倒真没取错,净说些胡扯的浑话。身为历史老师,不辨历史是非,反倒用谬论亵渎烈士,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自己的微信好友,他拉黑了他。仿佛这一下,也斩断了对这类歪曲历史者的容忍。

放下手机,他望着那张雕像照片,心里的念头愈发清晰:叫“胡策”的或许只是一个人,但像他这样混淆是非、诋毁烈士的人还有多少?自己多次提议建文革博物馆,果然迫在眉睫,唯有把历史真相牢牢刻在人们心里,才能护住英雄的尊严,让这些胡言乱语无处遁形。

李苦娃开着车来到好友张老师家,两人摆开象棋对弈,他便把胡策那些混淆是非的话一五一十讲了出来。张老师听了,放下棋子摇头道:“你说的这胡策啊,确实爱说些没谱的话,之前几次加我好友,我都没同意。他总在一些地方发表些片面言论,对发展进步缺乏客观认知,实在没法聊到一块儿去。”

李苦娃跟着落下一子,忽然想起件事:“对了,之前那个总说要标榜自己立场、还动辄拿立场说事调侃咱们的张新荣老师,最近没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

张老师拿起棋子沉吟片刻,缓缓道:“之前在群里,他总用极端言论引发争执,我跟他严肃辩了几次,后来有回争执升级,场面有些激动。学校知道后,考虑到他言论确实有失分寸,又担心影响教学氛围,就把他调到外五县的学校任教了,也算给双方一个冷静的空间。”

两人说话间,棋子在棋盘上你来我往,李苦娃心里的郁气也随之一散,只是想起胡策、张新荣这类人的言论,还是忍不住感慨:“不管在哪儿,遇事还是得讲道理、辨是非,靠偏激言论或者冲动行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张老师闻言点头,抬手落下关键一子:“说得对,下棋讲章法,做人做事更得守底线,这才是正理。”

两人对着棋盘你来我往,不知不觉就下了一上午。张老师收起棋子笑着说:“这都到晌午了,饭店就不去了,我在家简单做两个菜,咱们对付吃口,热闹又自在。”

李苦娃闻言眼睛一亮,连连点头:“那可太好!家里的饭菜才叫有滋味,饭店看着排场,论起这口家常味,可比不上家里的饭菜香”

张老师笑着起身往厨房走:“那你坐着歇会儿,我去摘把鱼炖上,再炒个肉,咱们边吃边聊。”李苦娃也跟着起身:“别忙活,我来搭把手,择菜洗菜我在行。”说着便跟着进了厨房,一时间,屋里飘起了烟火气,方才因胡策而起的郁气,也在这寻常的温暖里渐渐淡去。

几样简单的家常饭菜端上桌,冒着热气透着烟火气,两人边吃边聊,气氛格外惬意。张老师夹了块鱼肉,笑着开口:“你平时得空了,跟我去河边钓鱼呗,我这钓鱼的手艺可不差——你看今天这鱼,就是我昨天刚钓上来的。”

李苦娃嚼着菜连连应下:“好啊,等我把博物馆那堆事捋顺了,肯定跟你去。最近净围着它转了,一刻也不敢松劲。”

张老师放下筷子,语气里满是认可:“你这博物馆建得真是件好事!别看是民间办的,可意义大着呢,这影响力一点不比官方的差。能让更多人记住过去的事,守住该守的理,比啥都强。”

李苦娃听着心里暖烘烘的,拿起酒杯和张老师碰了碰:“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了。只要有人认可,再累也值。”

桌上的碗筷刚收拾干净,窗外的日头正挂在半空,透着正午的暖亮。李苦娃起身准备告辞,张老师送他到单元楼门口,“回去开车慢点,这会儿路上车多,博物馆的事不急,稳当来就行。”张老师随口叮嘱着。李苦娃点点头,目光扫过楼下的车辆和不远处热闹的商铺,心里却还记着胡策的那些话——如今城市里的日子过得越发安稳,怎么还有人对文革那段混乱的历史揣着糊涂心思,甚至说出颠倒黑白的谬论?

“你说,为啥总有人不肯好好认下文革的教训,反而说些模糊是非的话?”他望着街对面来往的行人,像是问张老师,又像是自言自语。张老师声音平静却透着分量:“日子太平了,有些人就容易淡忘了过去的难,甚至被歪理蒙了眼。可历史哪能糊弄?那些实实在在的血泪教训,要是没人记着、没人提,才真容易出问题。”

李苦娃低头蹭了蹭鞋边,忽然想起靠山屯的那间博物馆——里头立着的张志新烈士雕像、田汉先生的塑像,还有自己姑姑、大爷、父亲这些普通人家的纪念像,每一尊都在静静守着那段不能忘的过往。“好在还有人愿意往靠山屯跑,来看看这些,记着这些事。”他抬起头,眼神渐渐亮了些,“那博物馆虽说是民间的,可只要能让来的人多看清一分过去的真,明白哪些底线不能碰、哪些教训不能忘,再累也值。”

张老师笑了,抬手拍了拍他的胳膊:“这就够了。只要有人守着真相,那些歪曲历史的声音就站不住脚。日子要往前过,但得带着记性走,才不会走偏。”

李苦娃挥挥手跟张老师道别,转身走向自己的车。坐进驾驶座时,阳光透过车窗洒在身上,暖得很实在。他发动汽车,看着前方开阔的街道,心里的笃定又深了几分。他知道,警惕历史被模糊的路还很长,但只要自己把靠山屯的博物馆守好,让更多人记着该记的、守着该守的,未来的路就一定能走得更透亮——就像这正午的阳光,总能把该照亮的地方照亮……

作者简历:樊耀文,1957年生人。三岁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腿残疾。通过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吉林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残疾人》《中国电视报》《吉林日报》《长春日报》《江城日报》略有作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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