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教室:每天消失五十九所 当幼儿园开始变老

早上八点,济南天桥区三角线街20号,57岁的张爱东站在门口迎接“新生”。

二十多年来她一直站在这个位置。以前她等的是背着小书包的孩子,见到家长就说“慢点走”;现在她等的是推着助行器的老人,见到家属就说“交给我们放心”。

院墙重新刷成了乳白色,门头上的牌子换了:天桥区宝华街街道三角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院里的滑梯拆了,地面落差全部填平,每一面墙都装上扶手。厨房成了长者食堂,土豆红烧肉10元一份,爆炒豆腐皮5元。74岁的王娟是第一批入住者,她说“有人照顾、有热饭吃”。隔壁的杜秀华过来“考察”,站在院子里感慨:以前常送小孙子来这儿上幼儿园,现在自己来这儿养老。

这座小院原本叫铁程幼儿园,有三十多年历史。最热闹的时候,园里有将近300个孩子。张爱东记得那个拐点:“尤其最后这一届,大班孩子一毕业,剩下的孩子不足以撑起幼儿园。”

2025年6月,她送走最后一批毕业生。12月9日,她以“院长”的身份重新开门。

在一个把“幼有所育”写进国家规划的国家里,一个办了三十年的幼儿园变成一个养老院,只用了一个暑假。

华夏早报-灯塔新闻首席记者 董哲 罗阳 报道

一条向下的曲线,走了四年

数字比院子更冷。

教育部《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幼儿园23.19万所,学前教育在园幼儿3225.52万人,专任教师261.26万人。

如果把这些数字排成一条线,它是一条几乎笔直向下的线:

2021年,全国幼儿园29.48万所,这是历史峰值;2023年27.44万所;2024年25.33万所,在园幼儿3583.99万;2025年23.19万所,在园幼儿3225.52万。

四年,净减6.29万所。折算下来,平均每天有近59所幼儿园从统计公报里消失。与此同时,在园幼儿减少了超过1500万——一个相当于整个广东省学龄前儿童总量还要多的规模。

2025年一年就关停2.14万所,其中民办园1.47万所,占了绝对大头。民办园在园幼儿从2021年的2312.03万人降至2025年的1310.68万人,降幅43.3%——远高于全国总盘32.9%的降幅。

也就是说,这轮收缩里,先倒下的不是“差的园”,而是“民办的园”。

再看上游。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出生人口从2016年的1786万一路下滑:2017年1764.82万,2018年1523.4万,2019年1465.46万,2020年1202.26万,2021年1062万,2022年956万,2023年902万,2024年回升至954万,2025年又跌至792万,人口自然增长率-2.41‰。

从1786万到792万,十年减少了近1000万个孩子。

学前教育的需求,本质上是一个三到六年前的出生队列。2016、2017那批“全面二孩”高峰出生、把幼儿园挤爆的孩子,2022年前后陆续毕业;此后每一年走进幼儿园的孩子,都比上一年少一大截。2026年秋季入学的小班,对应的是2022年956万的出生人口;而2029年入园的孩子,大致对应2025年这792万。

换句话说,这条下坠的曲线还远没有见底。今天的23.19万所,不是终点。

民办园的账:不是经营失败,是时代换了算式

贵州人敬雅真今年51岁。2004年,她在贵阳开了第一家幼儿园。

那是民办幼教最狂热的年代。她照着南方最好的标准做:大教室、英文课、艺术课、国学启蒙、高学历老师。收费是当地民办园的两倍,招生一点不愁——2010年前后报名最火的时候,有家长提前一天搬着凳子、支着帐篷来排队。

从2004年到2019年,她几乎每隔两年新增一个园,贵阳、凯里、铜仁一个接一个。到2019年末,她手里有12家幼儿园、12家教育公司,员工接近500人,年营业额超过5000万。

支撑这一切的大势是:2003年全国在园幼儿不到2100万人,到2020年飙升到4800多万。城市化、生育高峰、中产教育焦虑,共同把整个行业抬了起来。

2020年,幼儿园停摆8个月,她没慌。二十年里她就是靠“扛”过来的。她告诉身边人:撑一撑,一切都会回来。那一年她贷款500万;2021年再贷260万;2022年又一次停摆,再贷500万。停工停课累计超过一年半,工资不能停、房租不能停、社保不能停。

她没裁员,很多同行都没裁。所有人都相信:这是暂时的,孩子总会回来。

孩子没有回来。

2020年,贵阳全面推进普惠性幼儿园政策,小区配套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她旗下所有园转为普惠园,收费被限制在每月800元以内——但房租、工资、社保一分没降。“一个小园最多200个孩子,每月800元,一个月16万收入,一层层分摊下去,最后落不下什么。”与此同时,政策允许缓缴养老保险,她只缴医保和失业险,几年下来,仅养老缓缴部分就累计到600万。

2023年,她第一次收到员工的“N+1”劳动仲裁。她当时特别不服气——最艰难的时候她卖车卖房,拿姐姐和弟弟的房产证去抵押,坚持给员工发工资。“幼儿园开了20年,工龄越久,N+1越高。”后来仲裁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是老员工。

2024年秋到2025年春,她关掉8家。2025年春天,负债2000万,旗下机构全部停摆,只剩4所在维持。她成了限高人员,姐姐的房子被警告进入法拍。为了还债,她白天处理官司,晚上直播到十一点半,卖贵州辣椒、豆腐、腊肠,后来卖白酒,酒的名字叫“笨小孩”。

2026年4月19日,深圳下雨,她刚从律师事务所出来,说了一句被同行反复引用的话:“我可能是第一个被教育局起诉的民办园长。”

她不是唯一一个。

深圳的李园长做了15年园长,最热闹时园里380个孩子,2023年骤减到168人。房租和人工一分不少,“那一年我们第一次亏损”。为了省钱,她取消外教课、减少兴趣班,甚至把空调温度调高一度。2025年7月31日,她关上园门,把那块“深圳市一级幼儿园”的铜牌取下来放进纸箱,一起收进去的还有园长证、教案,和孩子们写的“园长妈妈,我爱你”。

山东的林园长办园24年,最高峰230多个孩子,关停前只剩六十多人。作为普惠园,本该按生均拨付的补贴被拖欠了一年半,累计约13万元。2025年8月,她也关上了门。

把这三本账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共同的错位:她们的失败,都不是因为不会办园,而是因为算式的变量被换掉了。 收入端被普惠限价锁死,成本端(房租、人工、社保)随城市地价刚性上涨,而学生数每年以两位数速度流失。三头同时收紧,中间没有缓冲。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专委会2022年的调查显示,84%的民办园存在资金短缺,38.2%的园负债超过50万元,超过12%负债超过160万元。这个行业在收缩到来之前,就已经没有多少余粮。

普惠的算术:一万元缺口,和两百元的补贴

如果说民办园的困境是市场问题,那么普惠园的问题,是财政问题。

2024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22.10万所,占全国幼儿园的87.26%;2025年为20.31万所,占87.57%。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全国在园幼儿的91.49%。今年6月施行的《学前教育法》首次从法律层面确立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要求普惠性民办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对家长而言,这是实实在在的减负:原本两三千甚至六七千的保教费,普遍降到几百元。

但对园所而言,压力转了个方向。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做过一笔实地测算:北京普通公办园新增一个学位的全口径年支出约4万到5万元,而给予普惠园的津贴是1.2万元——只相当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办园成本约5000元/生/年,财政补贴仅200至300元,比例不到5%。

“所以,很多民办园即便挂了普惠的名字,也根本运转不下去。”储朝晖说。

区域内部的差距同样惊人。广东深圳光明区一级普惠性民办园每生每年可获6500元补助;番禺区示范园2400元、规范园仅960元;英德、河源、梅州等地则是500元一年、600元一学期,或一次性奖励。

北京大兴一所即将转普惠的幼儿园老师给媒体算过账:“我们老师资历都在8到10年,工资待遇高,房租一年180万。单靠几百元的保教费根本覆盖不了成本,财政补贴顶多勉强抵掉房租和杂费。”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学前教育财政保障与公平报告》指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总量在增加,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县域之间的分配差异仍然突出,县域内部不同类型幼儿园之间也存在保障不均。

这里有一个悖论值得记下来:普惠的本意是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得起园,但普惠的成本没有同步落到财政账上,结果就是“降价—补贴不足—园所亏空—关停”这条链条,在三年里被反复验证。 一项惠民政策,如果在执行端把成本压给了供给方,最终受损的还是“就近入园”这件最具体的事。

人往哪里去:从哄娃到哄老

园关了,孩子要去处,老师也要去处。

教育部数据显示,学前教育专任教师从2022年峰值324.42万人降至2025年的261.26万人,三年减少63万人——大约每五个幼师里,就有一个离开了这个行业。

广西的徐老师在幼儿园关停前,工资是2305元,还要扣掉425元社保。园没了,她去了高中食堂做帮厨。社交媒体上“幼儿园倒闭后老师都去干什么”的帖子下面,留言五花八门:进厂、做库房保管、摆摊卖小吃、送外卖。有位老师写道:“我只会当幼儿园老师,不知道还能干嘛,在家失业三个月了。”

也有人往另一个方向走——去哄老。

上海徐汇区乐龄汇养老院里,做了七年幼师的周泱转岗成社工,仍然用过去和孩子打招呼的方式问候老人:“你好呀!”她记得带托班时,二十几个孩子能开起一列“小火车”,后来变成10个、5个,“小火车越开越短,开不起来了。”

1996年毕业、从幼师一路做到园长的王友敏,2021年刚带着园获评市一级幼儿园,学生却从两百多掉到一百多,一下子少了两个班。也是那一年,幼儿园组织孩子进社区看望老人,她跟着去了,看到那些白发苍苍的人,忽然被触动——“我父母也在慢慢变老。”45岁那年,她做了个让全家炸锅的决定:转行做养老。

母亲的反对最强烈。同为教育工作者,她想不通女儿的选择,母女俩此后近半年没说过一句话。

2023年,王友敏成了田林街道长者照护之家的院长,最近调至长青坊长者照护之家——这所住了45位老人的机构,前身正是一所托儿所,楼梯还留着适合小朋友的高矮设计。

她说,最大的挑战是心理建设:“在幼儿园里,孩子毕业是走进新学校的开始;但在养老院,有时候的告别,就是终身的告别。”

幼师的基本功在这里全部适配:会唱会跳会手工,走廊里她带着老人做手指操,那套操是她从幼教经验里改良的。她推动“老幼共融”,常邀请周边小学生放学后来互动。有老人笑称,上海话里“院长”和“园长”读音几乎一样。

钟郁梅的跨度更大,直接去一线做护理员。家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学这个?都是端屎端尿的。”第一次护理,她遇到老人大便失禁,胃里一阵翻腾,几乎站不住。如今她成了护理主管,给年纪比自己大的护理员上课,讲课“带了些当幼教时的习惯”。

2025年8月,王友敏在朋友圈晒出一张母女医院合影,配文“妈妈说今天是女儿节,我说每一天都是母亲节”。母亲摔伤住院,她陪夜,翻身、按摩、压疮护理、床上擦身样样专业,连医院护工都来请教手法。母亲向旁人介绍女儿“在养老院做院长”——那是她第一次感到母亲接纳了这个选择。

这个故事的两端,是两组方向相反的曲线:2025年,上海幼儿园数量比2024年减少132所,在园幼儿减少30006人,教职工减少4437人;而2025年末,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584.38万人,占总人口的37.6%。

一个城市里,孩子减少了三万,老人增加了更多。哄娃的人转去哄老,不是个人的选择,是人口结构在两个代际之间做的一次重新分配。

一边在关,一边在建:资源的错配

更值得追问的,不是关了多少,而是关在哪里、建在哪里。

关停潮中,民办园首当其冲,公办园却在扩张。为兑现“到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90%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5%以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50%以上”的目标,各地加大公办资源建设。广东2020至2024年间新增公办园3626所、公办学位83.33万个;广州2025年秋季海珠、荔湾、白云、花都等区一批新园启用;汕头龙湖区规划到2035年新建52所幼儿园。

于是家长的体感变成两幅画:一边是公办园门口排长队,一边是民办小园冷清关门。一位河南家长说:“家门口三所公办幼儿园挤破头都进不去,附近的小园却接连倒闭。”

储朝晖把这称为“资源的错配”,并警告一个新问题:幼儿园“巨型化”。广州花都新开的两个园分别是15个班、18个班,容纳450和540个学位,而《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幼儿园规模一般不超过360人”。

“超过这个规模后,安全风险更大,孩子的自主活动空间明显减少,游戏时间被压缩,教育方式趋于刻板化。教师对幼儿的关注度难以保障。”他说,“把幼儿园办成‘工厂式’的‘鸡笼’,与‘普及、普惠、安全、优质’的目标背道而驰。”

他的判断是,这轮关停“并不完全理性”。普惠性资源本来就不足,被关掉的不少正是普惠体系的组成部分。“简单关掉这些幼儿园,在资源本就紧缺的情况下,会导致普惠性资源更加不足。”民办园不只是数量补充,它维系着教育生态的多样性。

教育的收缩时代

如果只看幼儿园,会误判这件事的分量。

2025年,全国平均每天除了近59所幼儿园消失,还有22所小学消失。2024年小学在校生比上年减少,初中阶段将在随后几年迎来峰值后下行。这是一个从学前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大学的“排浪式”收缩——出生队列像一块石头,正沿着教育系统的管道往下滚。

过去四十年,中国教育的核心命题是“不够”:学位不够、老师不够、投入不够。而现在,命题第一次变成了“过多”:教室过多、编制过多、供给过多。这不是一场可以靠“关停并转”四个字就结束的调整,它要求整个系统从扩张逻辑切换到收缩逻辑——而收缩,比扩张难得多。

对园长,它是一场资产负债表的重构。对老师,它是一次职业技能的重新定价。对家长,它是“就近入园”这件小事忽然变得不就近。对一个县城,它可能是财政支出结构里一块必须重新分配的蛋糕。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藏在那些正在发生的转型里。

青岛鼓励“小班招生后仍有空余单独活动用房的公办园应招尽招2至3岁幼儿”,大力开设托班;潍坊要求“在满足3-6岁适龄幼儿入园需求、仍有空余单独活动用房的,坚持应招尽招招收2-3岁幼儿,每班不超过20人”;上海黄浦区瞿溪路幼儿园2023年9月开了托班,消息公布几天报名就破40人,最后扩成两个班。全国多地试水“老幼共托”,北京西城德胜街道的养老服务驿站与托宝托育中心比邻而设。2024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依法依规利用空置场地新建、改扩建养老托育机构。

济南那个小院,就是这条路径的一个样本。济南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孔彬说:“‘幼改老’不是简单换招牌,是闲置社会资源与民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2025年6月,铁程幼儿园送走最后一批孩子。为了转型,张爱东去各地学习、考察、实习,学照护知识和技能。她说,照顾老人和照顾孩子有相似之处:“人家说‘老小孩’,老人和孩子都一样,都需要关爱、照顾和陪伴。”

“过去是哄孩子开心,现在要努力让老人们也高高兴兴!”

她给自己打气的那句话是:“我准备好了。”

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它多余的教室,某种程度上,就是它如何对待自己正在老去的未来。 那6.29万所消失的幼儿园,如果只是从统计公报里减去,那就是六万多座空房子;如果能把其中一部分转身,接住另外一批人,那这条向下的曲线,或许还能拐出一个不那么冷的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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