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嘉兴一老牌民企被垃圾“困死” 奔走维权多年难救活

核心提示：浙江嘉兴南湖区，距离红船数公里，这里曾走出一家脱胎于省级贫困村的农产品加工明星企业——秀城区珍珠酱鸭厂。今年73岁的企业创始人关仁林向华夏早报-灯塔新闻回忆，企业鼎盛时期产品行销国内绝大多数地区，吸纳数百名当地村民就业。后因周边地块开发，厂区长期遭受垃圾围困，厂房、生产设备遭到严重损毁。虽然堆积多年的地面垃圾现已被清运，但企业已经彻底丧失生产基础，累计已被迫完全停产十一年。

二十余年来，关仁林通过多个层级渠道递交材料反映诉求，历经信访答复、信访听证、举报等处置流程，对于相关处理结论并不认同，一桩涉民企的历史遗留矛盾至今未能得到他认可的实质性化解。

《华夏早报》首席记者 贺强 报道

白手起家，贫困村走出的农产品实业样板 

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仁林借款5000元踏入酱鸭加工行业。为开拓市场，他亲自扛着上百斤成品鸭乘坐火车跑业务；为把控产品品质，深夜驻守屠宰场盯守加工全流程，短短三年便积累五十万元。彼时九曲村还是省级贫困村，村干部邀请关仁林回乡办厂，带领乡亲共同增收致富。

1996年，秀城区珍珠酱鸭厂落地村办工业用地。至2000年，企业建成5000余平方米生产厂房，吸纳数百农民就业，真空包装酱鸭除西藏外销往全国各地。“那时候我不单单是做生意，是想给村里乡亲蹚一条致富路子。”关仁林说。

他心中一直有着清晰的产业蓝图：计划在外省布局生态养殖基地，完成初步屠宰后通过冷链运回嘉兴做酱制深加工，依托嘉兴区位面向长三角布局连锁门店，让新鲜酱鸭两小时端上消费者餐桌，预估可带动数千人就业。

当年酱鸭厂被垃圾围堵的情形。

厂区遭垃圾围困，生产经营遭受毁灭性冲击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2000年以后，亚太科技园项目在企业周边推进，大片农田与农房被征收平整。据关仁林介绍，自此之后工厂供水供电、外部通行陆续受到影响，大量建筑垃圾、渣土以及部分生活垃圾被运至厂区北侧、东侧地块堆放。垃圾越堆越高形成垃圾山，污水顺势漫入车间仓库。每逢汛期大雨，厂区便大面积内涝，仓库内的酱鸭半成品多次被污水浸泡报废。

关仁林回忆，2003年曾有当时区里领导带队来到厂区，放出要把他的工厂搞掉的表态。在此之后，只要企业尝试恢复生产，就会有人员进入厂区勒令停工，部分人员不出示执法证件、不出具书面文书，面对企业负责人的身份询问不作回应，企业复产的尝试屡屡受挫。“他们动不动就对我吼叫‘我想什么时候让你关就关，让你开就开’，那时候我感觉自己不是个办厂的，是个蹲监狱的。”关仁林感慨。

公开可查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件核查记录显示，涉事堆放地块为原东栅电杆厂国有建设用地，大桥镇政府将该地块用作装修垃圾临时消纳点；2017年4月，科技城管委会与东栅电杆厂签订征收征迁协议，同年11月厂房实施拆除；该堆放点2018年10月停止接收垃圾；2024年4月通过招投标完成第一阶段垃圾清运，该信访件核查结论为部分属实。督察材料同时记录，经查询相关信息和现场走访了解，未查找到蜗牛养殖场相关线索，涉该企业的信访件大桥镇政府均按期办结。大桥镇政府在回复函中明确，本次征收征迁协议签约对象是东栅电杆厂，并未涉及珍珠酱鸭厂，没有对珍珠酱鸭厂进行征收补偿。

在关仁林看来，长达多年的垃圾围困与污水浸泡，给厂区带来不可逆的物理破坏。垃圾清运之后，厂房墙体开裂、钢筋裸露、屋顶塌陷，屠宰生产线的不锈钢设备锈蚀成废铁，配套养殖场棚舍坍塌，荒草丛生。“地上的垃圾是运走了，但我的厂已经死了。”

即便企业陷入绝境，二十多年间关仁林依旧没有放弃实业理想。他行程数十万公里，奔赴江西、安徽、山东、云南等地考察养殖基地，还四次远赴皖北拜师求取改良酱鸭的制作配方。也咨询过律师与行业学者，得到企业本身经营合规的判断，只是被损毁的厂区已经没有条件重启产业规划。

下雨天雨水倒灌厂房被淹的情形。

信访处置形成不同认知，当事人对处置逻辑、程序均存异议 

这起纠纷对外由大桥镇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开展信访处置。据了解，官方处置的核心逻辑为：垃圾堆放发生在相邻的原东栅电杆厂征收拆除之后；堆放期间已设置简易排水通道；厂房破损源于建筑老旧、自然风化等多重因素；档案查阅及现场踏勘，未核实到蜗牛养殖场的相关建设遗存；当年针对企业开展的是环保、消防等常规行政执法，没有记载口头强制停产的卷宗记录。针对关仁林的持续信访诉求，当地在 2022年5月组织信访听证，并依据听证结论作出信访事项终结处理，提示当事人如对财产权益存有争议，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司法诉讼等法定途径维权。

面对上述处置结论，关仁林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表示，虽然征收协议签给隔壁东栅电杆厂，但垃圾堆高之后，排水系统被直接改变，渗流、雨水漫溢持续侵害仍在正常生产经营的珍珠酱鸭厂。他认为，不能以被堆放地块已经完成征收，就忽视相邻企业遭受的实际环境侵害。

对于厂房损毁原因，他坚持厂房主体原本完好，是隔壁地块垃圾填埋抬高地势、原有排水通路被破坏，常年污水倒灌浸泡才造成房屋与设备损坏，所谓简易排水设施并未起到有效防护作用。针对官方未认定蜗牛养殖场，他表示该项目属于村集体扶持的简易农业配套棚舍，有老照片、老员工可以佐证，如今看不到构筑物痕迹，正是多年垃圾推埋覆盖的后果，不能以现存现场状态否定过往的建设运营事实。

关仁林还提出，当年口头叫停生产的行为没有走正规执法流程，因此不会留存书面卷宗，无档案记录不能等同于事件没有发生。同时，他对2022年的信访听证提出程序层面的质疑：听证主持人并非办理机关负责人，与省内信访听证的相关管理要求不符；听证举办时间在新版《信访工作条例》实施之后，但处置过程仍然沿用旧版条例，而且垃圾致损这一核心诉求对应的证据未能得到充分质证，据此他不认可听证得出的信访终结效力。

结合南湖科技城特殊管理架构，关仁林还提出现实处置层面的矛盾。科技城为南湖区直管功能园区，主要领导由区委领导兼任，重大事项决策权归属南湖区委、区政府，但信访答复对外却由没有决策权限的大桥镇政府出具，客观出现权责错位。他同时认为，该纠纷缘起政府对相邻地块的场地管理行为，并非普通民间民事侵权，案件历时久远，大量原始证据灭失，单纯引导走向司法途径，会极大抬高普通当事人的维权成本，期待行政层面能够先行复盘厘清责任。

地面垃圾后来被清走，还有一些垃圾被掩埋。

多层级渠道持续反映，多年申请领导接访未果 

为推动问题得到重新审视，关仁林没有局限于向大桥镇一级反映情况，先后以书信、走访等方式，将垃圾现场照片、厂区水淹影像、企业历史资料、邮寄凭证、信访答复函等整套材料递交至嘉兴市委、国家信访局、中央巡视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等，寄望上级机关介入复盘这起历史遗留纠纷。

据关仁林介绍，当地制度明确每月9日为区领导信访接待日。在邵潘锋、陈群伟先后担任南湖区主要领导期间，他多次经由信访局申请主要领导当面接访，始终未能得到安排。2026年9月上旬，他找到新到任的南湖区信访局局长张春伟当面完整陈述诉求，截至目前，其暂未收到明确的处理方案。

关仁林的核心诉求是，厘清早年垃圾堆放对珍珠酱鸭厂造成厂房、设备、生产经营损失的责任，对企业受损资产依法依规处置，重新审视信访听证的程序争议，希望有关部门正视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给他二十余年的遭遇一个负责任的说法。他表示并不记恨普通办事人员，只是期待区级层面对这桩旧案予以正视复盘。

大桥镇政府2025年8月4日的答复函被指存在诸多问题。

营商环境话语之下，一桩待破局的历史遗留矛盾

翻阅南湖区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明确民营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与根基。距离红船数公里的这起民企历史纠纷，跨越二十余年，历经基层处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信访听证等多重程序，当事人依然不认同现有处置结果。

已是73岁的关仁林依旧保存着大量物证。“我一辈子就做酱鸭这一件事，工厂就如同我的孩子。孩子被毁掉，做父亲的不可能置之不理。” 谈及二十多年漫长等待，他嗓音沙哑。

据悉，嘉兴南湖高新区（当地习惯称南湖科技城、亚太科技园）为南湖区直属功能园区，实行“区委书记兼任园区党工委书记，区委常委担任党工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架构。公开信息显示，陈裕担任南湖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嘉兴南湖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协助区委书记负责园区日常运行管理工作。该园区并非法定一级人民政府，属地信访处置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交由大桥镇政府承办。

据关仁林反映，由此形成“重大事项决策权在南湖区委、高新区层面，但对外答复处置由大桥镇政府出具”的权责错位现实困境。关仁林称，今年上半年，他曾找过对口的主持日常工作的科技城党工委副书记陈裕，给他看过反映材料，所以应该清楚他企业的事。

9月14日，华夏早报-灯塔新闻记者拨打陈裕电话，无人接听。大桥镇党委书记裴玉聪、镇长张一欣的电话也无人接听。

关仁林告诉记者，大桥镇政府还安排了一名临近退休的陆姓老干部“专门来处理我这个事情。”记者拨通这位老干部的电话后，表明想了解关仁林反映的珍珠酱鸭厂被垃圾围堵的事情，陆姓老干部先是声称不知道此事，后表示“我们不接受采访，他要处理事情他自己会来解决的，不需要你们媒体。”随即挂断了电话。